如今的社会现实，没有内外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却是近百年来社会变革最深刻的转型期。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个体农业开始向产业化迈进，古老的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市场。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人们的思想在变，观念在变，心理也在变。在这一切都在变的时期，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适应的，于是社会心理失衡成了一种通病。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种地的，做工的，当兵的，都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至于“臭老九”，更是不敢乱说乱动，有的时候甚至连发表文章，也要党支书批准。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政治氛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倒十分省事，也十分省心，不必独立思考，听从安排就是了，因此社会心理很“平和”，很少出什么毛病。在这社会转型期，人们找回了主体精神，得到了自主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工作也可以双向选择。然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商业社会里，这自主性对于那些当惯了“驯服工具”或者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来说，却自主不了，于是种种社会心病出现了，心理障碍，神经失常，患病率猛增，据报导，自杀率也有所提高。于是，解决社会心病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电视台都设有“心理访谈”之类的栏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爱情的栏目，也经常反映出相关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失衡的社会人群中，于丹通过讲述儒道经典“心得”，推出“心灵鸡汤”，确实是“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
宋人赵普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于丹没有这么大的抱负，谦虚地说“半部《论语》修自身”。她讲《论语》“心得”，分三才、心灵、处世、君子、交友、理想、人生等“道”，共七讲，以体验式感悟式的阐发，用古今为人处事的道理去开导大众。所以有人说她的“讲经”，有点像基督徒宣讲教义的“布道”，当然也有点像佛教徒的“弘法”，劝导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管怎么说，她从中外古今宗教家的“布道”与“弘法”中得到启发，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修身的道理，比起专业的心理医师的治疗，确实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从“粉丝”们的崇拜和欢迎，从“话本”上百万（据说竟达五百万）册的出版和发行，便可以看出其社会效果之突出，社会影响之深远。因为她在社会心病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送上了应急的“速效救心丹”，其功自是有足多者。于丹曾说：“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加重要。”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这话应当也是于丹“心得”讲述的动机和所期待的效果。但愿在这社会转型期，人人都能以健康的心态，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于丹不是研究儒道经典，但对于所谓“国学热”却不无影响，因为她的“讲经”，聪明地抓住了《论语》和《庄子》这两部儒道的重要经典，抓住了孔子和庄子这两个儒道的代表人物，的确迎合了大众文化知识的需求。这也是于丹“火爆”的又一个原因。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主要应归功于儒道的互补和互动。儒道两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纳了其他学派的学说，而且消化了外来佛教的教义，极富于包容性和流动性，所以发育成中华文化巨人。儒道文化犹如黄河长江长久地流经中华大地，如果说儒家代表黄河文化，那么道家便代表长江文化。古来分合治乱的交替，构成中华历史。一般说来，治世重儒，乱世崇道。重儒即偏重于黄河文化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就是重集体意识，重共性；崇道则偏重于长江文化的本体观念和独立精神，也就是重个体意识，重个性。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以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脚步走来，迈进了二十一世纪。不同的行业也各有所偏，搞政治的偏重于儒家，搞文艺的则偏重于道家。要知道，倘若长期一元化，搞“独尊”，必定无法调节社会和人群的矛盾，因而导致僵化乃至消亡。汉代所谓“独尊儒术”，事实上并不“独”，董仲舒的谶讳之说，明显吸收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论。所以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和互动，乃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到今天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今，当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候，人们关注儒道精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于丹的“讲经”，能把“国学热”带动起来。如果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看问题，那么应该说，于丹对于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和文化品位，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登坛“说书”的，有中学老师，有大学教授，有文史学者。和一千多年来传统的说书艺人比起来，其文化素质之高，岂可同日而语。宋朝以说书供奉得官的王防御是略带“书卷气”的，但方万里（回）在挽诗中说“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却有些溢美；明朝以“善说书”着名的柳敬亭，虽然常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但不免仍带着江湖气。在我们的教授学者面前，这两位说书高手自然“略输文采”。教授学者成了说书艺人，在古时候，犹如进士举人到勾栏瓦舍去表演，那还不得被他的严父活活打死，唐人传奇《李娃传》就描写了类似的情况；然而，时代不同了，在传统观念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都成了现实，教授学者登坛说书，居然也星光四射，继影星、歌星、笑星之后，又冒出了“讲星”。而今，演艺界的众星，已非昔日被打入社会底层的所谓“戏子”，相反，因为他们有票房价值，能挣钱，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讲星”挣钱虽然不及影星、歌星和笑星，但比起那些潜心学术的同行老学究，却又显得十分阔绰，自然足以让寒儒们“健羡不置”的。不过，有心献身学术的学人，也许不为所动。拙着《师友风谊》所记“文林廿八宿”，诸如朱东润、谢冰心、赵景深、姜亮夫、吴组缃、周汝昌等老一代学者，除了启功先生后来因书法值钱而摆脱穷酸困境，余者类皆安于清贫的生活，因而更加显现出他们那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在商业发达的当今社会，金钱自然成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难怪教授学人们转向演艺界，这是无可厚非的必然趋势。但是，我想有识之士对此恐怕不能不心存疑虑，不能不感到中国学术的前景可忧。
首先是学术队伍的萎缩可忧。虽说“君子固穷”，但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要学人安于清贫的生活，总是艰难的事情，选择学术为职业的人，自然愈来愈少，学术队伍必然日蹙，甚至有后继乏人之虞。在学术圈里，有些人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不得不走出书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搞点“创收”，真正潜心学术的人，也就更少了。治学如此艰难，怪不得有些教授学者放弃学术，堂而皇之洋洋得意地走进演艺圈去说书，当个“讲星”，这样可以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而今，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有些人眼里，学问不如金钱重要，自然不会选择以做学问为职业，因为“官本位”观念的风行（这想必是封建人治意识的残余，加上转型期权力商品化的质变所致，却很不符合开放精神），据说连小孩也染上了“官瘾”，所以许多人迷上了仕途。于是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尊重知识”喊得震天价响，却很少人愿意在知识高峰的崎岖小路上攀爬。不能说再不会有热爱学术安于清贫的学人，但确实是愈来愈少了。
再就是学术着作出版可忧。那为数不多的学人，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孜孜矻矻地钻研，写出学术着作，常由于印数太少而难以面世。现在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保留事业单位体制，其他出版社一概要改为企业单位，自负盈亏，都成了出版商。“商人重利”，古来如此，改制后的出版社要生存要发展，就得盈利，绝对是天经地义的营生。然而，学术着作的读者面本来就十分狭小，印数自然不多，成本势必加大，书价也就较高，而且购书对象又是一些寒儒，这当然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学术着作的出版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在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有的研究课题可以拨给若干经费，以补贴学术着作出版的亏损，虽然对困难有所克服，但杯水车薪，终难以维持，自是无望于学术的发展。中华书局原是出版历史典籍和学术着作的权威出版机构，改成企业后，靠一点儿国家补贴，实在难以维持，职工奖金没有着落，情况很糟糕。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出版说书人的“话本”，使印数猛增，乃至以百万册计，肯定破中华书局历史纪录之最。这就大大地改善了经济状况，不过也招来一些非议。我作为出版界的同行，对此深表同情和理解，也许雅俗并行，倒能使学术着作的出版有所改善，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研究，犹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大厦的基石。自然科学如果只注重工程技术的运用，急功近利，而忽视基础理论，我们的自然科学便无法得到全面的持久的发展。偏重理论，轻视实用，固然不对，而只重实用，不重理论，同样是悖谬的；社会科学的道理也一样，假如没有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们的努力钻研，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便很难得到长足的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关注学术，支持学术，发展学术，这是我从于丹现象引发出来的思考和建议，希望能得到有识之士的共鸣。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所谓“篇末点题”也。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