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的新视野
郑金桥
近年来，在中国的年轻学人中西方古典学颇有越来越热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前些时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大行其道，追逐时髦的学者却根本不明白没有西方古典学哪来西方现代派，不懂西方古典史谈不上理解为何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反弹，所以才有我们的后学小生们在中国的背景下乱套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笑话。
当然，尊重西方古典学术的传统，并不是说就要完全亦步亦趋地遵循古典学的老规矩，事实上，尽管西方古典学已有千年历史，在西方学术界里这也仍然是一门在发展变化中的学问，这部篇幅不算太大的西方古典史是“企鹅欧洲史系列”中的一部，由两位古典史权威执笔，面向普通读者。从这样一部史着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代学者研究西方古典历史的一些新的思路。
欧洲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从古代开始的历史学传统都是以地中海为中心来讲述欧洲古代史的，欧洲北方蛮族只有当他们影响到地中海文明时才进入史家的视野。现在的史学家们则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相对平衡地处理欧洲的南北历史进程。
只有追踪了欧洲北部的历史，公元前三八六年高卢人南下攻陷罗马城才不会显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孤立事件。同样，前三世纪凯尔特人的崛起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当事人的感觉和后人的解释常常很不一样。我们所习知的历史时期的分段其实是后人加之于过去的历史。一般的历史书将遥远的迈锡尼王国作为希腊文明的开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迈锡尼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叙述，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是一个古老传统的继续，并没有认为他们是在开创一个文明史的新纪元。同样的，现代一般的罗马史都把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的阿克兴角战役作为罗马从共和制到帝国制的分水岭事件来描写，但是奥古斯都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他来说这只是他所赢得的许多战役中的一个。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当事者糊涂，但是或许历史写作实际上都是后人的创作。
两位作者从他们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在这部史着里还提出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新见解。他们认为拉丁语并没有成为一种死语言，拉丁语现在还活着，并且是一种拥有七亿多人口的大语种，因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实际上是拉丁语的现代方言。这个说法颇为惊人，但是还是很有道理的。汉语的各种现代方言和古汉语之间的差别一点也不比拉丁语和法语等现代罗曼语之间的差别小，没有人会说我们今天讲的话和孔子讲的话不属于同一种语言。如此说来，今天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等还在使用西塞罗的语言。
这是一部充满了睿智而深刻的新观点的西方古典史读物。
一个疯狂的美国家庭
乔本熙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描写清代社会事件的史着令中国的读者惊喜不已，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实际上这是西方历史学一个流行的做法，许多历史学家着重于在过去的司法档案中找案子来写，他们的史着显示真实生活常常比小说更离奇，故纸推里挖掘出来的过去的案件读起来会比惊险小说更吸引人。当然，历史学家关注过去的社会事件，并不是为了写出耸人听闻的畅销书来，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真实故事来揭示社会的风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这部关于一个美国家族的悲剧的历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有一个世家，姓沃尔沃斯，那家的大宅至今还在，里面住着这个家族的一个后裔，她一个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和幽灵为伴，生活目的就是收藏家族的遗物和保持家族的回忆，似乎历史还停留在祖辈的日子里。
这个家族在美国内战后的那些年里曾经是美国大小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的对象。一八七三年六月的一天，曼斯菲尔德·沃尔沃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在曼哈顿的一家旅馆里被枪杀。行凶者在达到目的后并不急于逃离现场，相反，他自己冷静地通知了警察，向警察坦承了一切。整个报界立刻动员起来报道这个案件，因为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死者的亲生儿子弗兰克·沃尔沃斯。儿子为什么要杀父亲呢？
这要从这个家族的历史讲起。
沃尔沃斯家族的家长是一位地区法庭的法官，威严而古板。他在第二次婚姻时娶了一位寡妇，两人各自的子女，老沃尔沃斯的儿子曼斯菲尔德和新娘哈丁的女儿埃伦又结了婚，大作家华盛顿·欧文还出席了他们的婚礼，但是这个婚娴开始了一个灾难。曼斯菲尔德是个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了狂野的妄想和恐怖的情节，甚至他的出版商也不愿意读这些小说。曼斯菲尔德的妄想不只用于构思故事，他的疯狂也影响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使得屡遭殴打的埃伦无法和他一起生活。当老沃尔沃斯死后，他留下的遗嘱把家庭财产的管理权完全交给曼斯菲尔德的哥哥，这使曼斯菲尔德狂怒不已，他认为有个针对他的阴谋，于是把怒气发泄到自己已离异的妻子埃伦身上，给她写了许多狂暴血腥的信。
据弗兰克在法庭上说，正是为了保护妈妈不受伤害，他才起了杀父之心。
按照法律，这样一个案件应该是判一级谋杀罪而罪犯弗兰克应该被判死刑的。
但是经过一场跌宕起伏又伴随着激烈的公众争论的庭审，弗兰克被定为犯二级谋杀罪而判终身监禁。但是他实际上只坐了六年牢，在他母亲反复的申诉下，纽约州的州长最后特赦了弗兰克。弗兰克出狱后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他投身于新兴的射箭和自行车运动，居然成了全国冠军，同时还是报纸体育版的名记者。
这个家族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后的所谓的“镀金时代”里，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和动荡，沃尔沃斯家族的故事和当时人们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了时代民情的奇特一角。
高加索的悲剧命运
朱家功
反叛的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大麻烦，其实给俄国带来持续麻烦的不只是车臣一个共和国，车臣所在的整个高加索地区都令俄罗斯这个巨型帝国大伤脑筋，这个麻烦来自于沙俄帝国的扩张政策。高加索原来并不属于俄罗斯，晚至十九世纪初沙俄帝国才开始发动征服北高加索地区的战争，之后当地居民的反叛和帝国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过。帝国政府也总是在想方设法铲除高加索动乱的根源，采取过像迁移整个民族这样的极端手段。斯大林当年强迫迁移车臣民族就是现在车臣爆发独立战争的远源。
高加索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个不安定的热点，同时却又是一个最富有魅力的地区，那里聚居着语言奇特风俗迷人的许多民族，俄罗斯的作家们都被高加索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托尔斯泰都有描写高加索人的作品，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和倔强的高加索土着之间的斗争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恒定的主题。
十九世纪末年一位俄罗斯作家写道，“高加索！俄罗斯的心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惊跳，鲜血把高加索和我们祖国的历史和精神生活连接了起来。”直到今天，经过多年残暴的车臣战争，俄罗斯人一听到高加索这个名字还是无法平静。
高加索是一片燃烧着炽烈的民族独立情绪的地区，但是高加索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从来就如此强烈的，事实上却是俄罗斯帝国培育了令俄罗斯人头疼的高加索民族主义。高加索地区的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斗士原来都曾是俄罗斯帝国的士兵或公务员，他们在受了俄罗斯的教育以后才开始具有民族自主的意识。例如，高加索切尔克斯人的精神领袖诺格玛出身于农家，在俄罗斯武士征服了高加索后他为俄国军队当翻译，随后作为一名骑兵在俄罗斯军队里服务，驻扎在波兰、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等地，最后成了俄罗斯帝国派在北高加索法院里的一名官员。正是在服务于沙俄帝国的时候，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同胞的命运，开始具有了民族意识，不再把自己和自己的同胞看作是一个人群或部落，而是和俄罗斯人一样的有着自己天赋权力的民族。诺格玛编写了第一部切尔克斯语语法书，写了第一部切尔克斯人的历史和第一部切尔克斯民族志，至今他的这些着作还是切尔克斯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果没有他在俄罗斯帝国军队里受的教育，这些着作都不可能产生。而在今天的世界里发起车臣战争的杜达耶夫也不是个揭竿而起的农夫．他原是苏联军队的一名军官，受过苏联军队多年的训练和教育。
和穆斯林交朋友
秦少戈
自“九一一”事件以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鸿沟似乎没法弥合了。对西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断言说这两个世界从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根本不能和平共处。
但是，有这么一段时间，西方文明里最有生气的国家曾和穆斯林世界结成密切的生意上的伙伴和战略上的盟友。十六世纪下半叶，信奉英国公教的伊丽莎门女王被天主教的梵蒂冈开除了教籍，作为回应，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商人的支持下转而寻找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结盟。这个同盟关系给结盟的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经济上英国的商人开辟了去地中海的商路，新教的英格兰和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欣欣向荣，原来僻居北大西洋一角的小小英伦三岛竟然渐渐地超越了地中海的传统霸主威尼斯和法国，成为新兴的贸易强国。在政治上，这个联盟使双方在面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天主教国家时更加游刃有余。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毛纺织品和金属，而穿着英国毛料军装和用英国货装备起来的奥斯曼军队在东南欧战场上给那里的天主教国家以巨大压力，这使新教的英国在对付她的天主教敌国时大为轻松。英国在西方世界里的崛起，和奥斯曼帝国的结盟是关键的一步。
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交往本来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原本谈不上两者之间有什么文化或感情上的亲和力。毕竟伊斯兰教是作为基督教的对头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然而，在两国的来往中，一种平等友好的关系发展了起来。英奥联盟主要是靠当时英国的黎凡特公司的商人，外交家和船长们推动着的。这些人被称为“帕夏”，他们冒着海上长途漂泊的风险，到遥远的异国他乡通商。他们和后来的东印度公司以及去新大陆的移民不同，他们不是狂妄无礼的殖民者，而是东方的客人，完全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主人的善意，要靠良好的举止行为才能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一席之地。在和当地人长期的交往中，他们逐渐地学会了欣赏和理解本地的习俗。奥斯曼帝国虽然是个由穆斯林君主统治的国家，但是在那里却生活着许多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信仰的不同并不妨碍大家和平共处。这些英国商人和外交官由此亲身体验了宗教宽容的好处。在从商的同时，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往往刚驻扎下来，就收集伊斯兰手稿文本并寄回英国，西方的东方学即发端于此。不少黎凡特公司的雇员最后成了着名的东方学学者，他们写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史着至今还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