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
媒体不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亿五千多万个就业岗位据有关方面调查，至二0一0年六月，我国个体工商户达到3197.37万户，比上年增长9.6%，是近几年增长较快的一年；资金总额也超过了1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6585.38万人。加上私营企业8895.74万从业人员，我国民营企业至少提供了1.55亿个就业岗位。调查结果还显示，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呈连续下降趋势。
=OO八年全国私企雇工平均工资17017元，比二OO七年降幅达7.5%：二OO九年仅有16645元，同比降幅2.2%。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数占36%．月收入在1200左有的占50%左右。这表明，我国私营企业员工为国际金融危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私企员工工资连续下降，不仅与国企员工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万元）也拉开了差距。
中国每十个人中有一人有社交焦虑万面的困扰每年以约一千五百万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国，人们时常感到身处于繁华都市中的“孤岛”，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有关专家认为，一个保守估算的数字是，中国每十个人中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社交焦虑，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交焦虑症协会甚至指出，全球约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症，平均每一百至少就有一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碍的人中有十三人在一生中有发病机会。社困扰。换言之，中国至少有一亿三千万人受社交焦虑障碍的困扰，其中约有三千万交焦虑，已为当今世界继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二O-O年我国财政收入首次进入认为，政府不能只考虑增税，而不减税。
“8万亿时代”，达到8.1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7%。其中，税收收入为7.7万亿，同比增幅超22%。财税收入增幅多年居高不下，再次成为各界争议焦点。不少批评声音认为，财政取之于民过多，应予以结构性调整和减负。全国人大财经委一位人士“不要看见别的国家有什么税，就要开征什么税。实际上，中国早就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了。”也有的认为，纳税人缴税是用来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这些年税收增加很快，但民众享受的公共服务并未增长那么多、那么快。
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中共中央的领导提出，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这一判断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二00三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十三名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二O-O年全年共有十一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如果把二OO三年公开报道的十三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二O-O年被判刑的十一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二OO三年，这些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二O一O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OO三年十三人中，判处死缓以上三人（含死刑一人），占23%；二O-O年十一人中，判处死缓七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七人，占53.7%：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人十一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二〇〇三年十三人中，一把手七人，占53.7%：二〇一〇年十一人中，一把手八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O三年十三人中，京城高官仅二人，占16.4%；二O-O年十一人中，京城高官增至五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中国人一年给美国商家贡献七十亿美元商务部长陈德铭最近说：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要引起注意，按照每个中国人赴美消费7000美元计算，中国人一年就给美国商家贡献了70亿美元。
照中国广播网的一则报道计算，目前中国旅客一年在海外购买的高档商品消费达到460亿美元，折合下来，近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除了质量和售后服务，最主要原因，自然是价格。因为同样的商品，只是由于分别摆在中国和美国，标价却有天壤之别，外国品牌如此，中国品牌也如此。在中国买明显要比在国外买贵。这主要是由税收和利润造成的。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给公务员二O-O年年底发布的《二O-O中国人婚恋状况凋查报告》显示，40%以上的女人希望嫁给公务员。沈阳有一位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三十二岁公务员，三年相亲五百次，选择太多挑花了眼。65%的女人希望另一半的收入是自己一倍以上，不仅如此，如果男方胆敢提婚前财产公证，30%的女人会翻脸。二O-O年公布的《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显示，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
毛泽东与张闻天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中共党史上存在的一些疑点、迷雾渐散，真相日益明晰。
长期以来，人们对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张闻天了解并不够。原有的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近来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是他和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毛泽东成为领袖后，张闻天的命运有了很大变化。最近《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刊登了何方撰写的几篇文章，介绍了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的关系，现摘登如下——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的职务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没。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着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编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
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一百三十七次。
一九三八年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的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为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一九三六年三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四月二十八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
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十二月十三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十九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一个多月后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常委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十九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一九三八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一九三八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
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囚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