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二种后果，历来有不少论者，对清朝诚恳学习、积极融人汉文化大加赞赏，固然，比之另一个异族统治者蒙元，清代的表现正面得多。不过理应指出，在他们这是进步、是提高，中国文明却并无进步、提高可言——实质是，为适应一个较为落后、现在却操持了统治大权的民族，中国放缓了自己的文明脚步。在先进文化面前，历史上两个使汉人完全亡国的外族，蒙元采取抵制，祚仅百年；清朝以汉为师，结果立足近三百年。它们之间，高下分明。然而两者有一点相同，即均无裨益于中原文明。自其较“好”者清朝来看，入主中原后，一切制度照搬明代，实囚自身在文化上太过粗陋、没有创新能力，只能亦步亦趋地仿造与抄袭。
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清人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本来，它可能作为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能量，自发探求并发现突破口，眼下却被压抑下去或转移到别处，以至于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强帮我们重新唤醒这种苦闷。
这是一个已经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于读史时的所思。毋庸讳言，它带着很大的猜想性。但这猜想，究竟不是凭空从笔者脑中而来，而是对扑鼻的历史气息的品咂与感应。读计六奇《北略》、《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录》、王夫之《永历实录》、谈迁《国榷》……心头每每盘旋一个问题：这些人，思想上均非对君主愚忠、死忠之辈，不同程度上，还是怀疑者、批判者，却无一例外在明清之际坚定选择成为“明遗民”。他们有人殊死抵抗（黄宗羲），有人追随最后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王夫之），有人远遁人海、死于荒渺（夏允彝），有人锥心刺骨、终生走不出“甲申”记忆（计六奇）……民族隔阂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既不会是唯一原因．而且从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几位十七世纪东方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释，应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事态意味着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将大幅后退。他们拚死保护、难以割舍的，与其说是独夫民贼，不如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延续性。
“明遗民”是大现象、大题目，人物、情节甚丰，而且其中每每可见慷慨英雄气，绝非人们从字眼上所想的抱残守缺、冥顽不灵一类气质。何时得暇，笔者颇有意以“明遗民”为题展开着述。就眼下而言，我们着重指出明末这段历史的幽晦与复杂、人性的傍惶与背反，包括社会心理或个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虬结缠绕，并非一部“阶级斗争史”可以囊括。
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从二十世纪开始。之前，既缺少一种超越的视野（对传统的摆脱与疏离），也缺少文化上的参照系（不知有世界，以为中华即天下），还缺少相应的理念和工具（对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精要）。以中国历史之长，这一工作又开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我们却仍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被限制在一种框架之下，使历史认识陷于简单化和概念化，欠账实在太多。
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得可怜。它先在二十世纪初排满运动中、后在抗日时期，以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触景生情，两次引起学界注意，柳亚子、朱希祖、孟森、顾颉刚、谢国桢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亲自致力于材料、研究，创于筚路蓝缕，有了很好的开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思想归于一尊，同时还有各种“政策”的约束，对明末历史的探问颇感不便与艰难，渐趋平庸。举个例子，钱海岳先生穷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亚子、朱希祖、顾颉刚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万字巨着《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静置箧中，直到新世纪的二〇〇六年（作者已过世三十八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样的着作，本来不无价值，但它们的矗立，却是作为一种警示性标志，起到排斥对于历史不同兴趣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使它保持通畅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对现实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于眼前的认识。
每个民族都需要细细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越透彻就越聪明，以使现实和未来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逆批龙鳞的司马迁
在中国做皇帝，无疑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一旦黄袍加身，便如同阿Q造反成功，“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日子过得实在是很风光的。刘邦曾到首都咸阳当“民工”，有幸亲眼目睹秦始皇出行时威武雄壮的阵势，羡慕得不得了，喟然太息日：“大丈夫当如此也！”即使没有见过皇帝的威势和气派，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普通老百姓，也能想象出皇帝的日子过得有多么滋润，所以，丝毫不影响他们产生心向往之的念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句民间俗语，便切切实实地证明着中国人多么喜欢做“皇帝梦”：威加海内的大皇帝做不成，能做山寨里的小皇帝也是好的；金銮殿里的真皇帝做不成，能做鱼肉乡里的“土皇帝”也不错。难怪那些起于草莽的乱世英雄，一旦实现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便把替天行道、为民谋利的庄严承诺忘得干干净净，最后都要到秦始皇那里归宗认祖，都要昂首伸眉地过一回做皇帝的瘾。两千多年来，这种叫“皇帝”的人，谬种流传，蔑代无之，古代的和现代的（如袁氏诸人），堆一块儿，足以组成一个特务团。据徐连达、朱子彦根据《历代帝王年表》等资料统计的结果，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称帝，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皇帝逊位．在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三年的时间里，中国曾经产生过二百八十多个皇帝（《中国皇帝制度》，第165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还不包括袁世凯等人以“总统”或别的新鲜名号行独裁之实的现代皇帝。
中国的皇帝，无论秦皇，还是汉武，无论是大清的雍正，还是项城的袁氏，其实都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彼此之间，就像装在袋子里的土豆一样相像。他们有一样的道德和人格，自大、狡诈、猜忌、冷酷、嗜血。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杀伐异己，从不手软，一根指头便可把文臣武将打倒在地，谈笑间便可将天下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些握有绝对权力而又滑贼任威的皇帝，实在是很可怕的怪物啊！
他们与世隔绝，闭关锁国，视异邦为蕞尔小邦，沾沾然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喜欢愚弄百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拿人民当无知无识的群氓。他们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世出的天纵英才，所以，常常一意孤行，很少虚心向别人学习，因而也很难成为拥有真理的人。他们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或者自己动手，下笔千言，不能自休，或者命人捉刀，连篇累牍，欺世盗名。但无论自己炮制的，还是掠人之美的，大多是附庸风雅的伪诗歌和虚张声势的假文章，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好诗雄文，寥寥无几。清朝的乾隆皇帝，尤为特出，他视作诗如吐痰，一生写了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多首（一说41863首），大多是诗味寡淡的劣作。
由于帝王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心理、人格和行为方式，便很值得研究，便有了文学上的叙事价值。在莎士比亚的三十七篇戏剧中，与帝王有关的，至少有十八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裘力斯·恺撒》、《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讲述的是权力招致的谋杀和毁灭，《理查三世》的主题是谴责暴君和暴政，《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
则表达了他对理想君主的理解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理念。而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在于它满足了人们了解暴君病态心理的好奇心，《战争与和平》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去阅读，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认识法国皇帝拿破仑挑起战争的动机和野心，进而认识皇权的自大而虚弱的本质。
文人之写皇帝，如羔羊之搏猛虎，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专制帝王手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意往你头上扣帽子，可以随意在你屁股上打板子，甚至可以随意往你脖子上抹刀子。“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随便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深文周纳，都有可能被定为“沮诽”罪或“恶攻”罪，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对自己朝代的死去的帝王，人们尚且为了远祸全身而缄口不谈，至于那些仍然当路在势的“今上”，人们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当然，还有更安全的办法，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见“鬼神”而爱之，要对他感激涕零，万岁不离口，供品不离手，把他当做比天地都要大、比爹娘还要亲的大恩人。
然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必须镇定而勇敢地面对握有绝对权力的暴君。普希金的诅咒沙皇的《自由颂》、果戈理的让尼古拉一世陷入尴尬的《钦差大臣》、托尔斯泰写给沙皇和天皇的信、曼德尔施塔姆讽刺格鲁吉亚山民的诗、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都是针对不可一世的最高统治者的，都显示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作家是自由而有尊严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则是对抗强权和暴政的强大的道义力量。
其实，文学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与平等、自由、尊严和正义有关的精神现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谄媚金钱和权力的势利更有害于文学的了。文学与势利简直是水火不容的。文学一旦势利，就必然会不顾尊严地为权力唱赞歌，为金钱唱赞歌，为邪恶唱赞歌，就会沦为卑贱的谀词和无聊的点缀，就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那样：“彼乡原者，徼名惧讥，希进求荣，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举世通套。”而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着《史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一部充满道义感的着作，就在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徼名惧讥”，没有丧失最可宝贵的良知和尊严，没有让自己沦为按照固定标准如法炮制的“御用文人”。司马迁热爱自己的父亲，干父之蛊，而光大其事，有着更加远大的文化理想。他的成熟的、充满批判锋芒的写作精神，大大地高出自己时代的平均水平，远远地超出自己时代的精神边界，同世界上那些敢于批判绝对权力的作家一样伟大和勇敢，像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曼德尔施塔姆一样令人骄傲和自豪。
然而，司马迁的伟大的批判性叙事，如此具有超越性和先锋性，甚至连那些与他几乎同时代的优秀分子，都未能深刻地理解，也未能准确地评价。班固就曾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如此诬枉地评价司马迁：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迂传》）这是对司马迁最大的误解。他没有看到司马迁文字背后的深意，没有体会到太史公的正义精神和仁爱情怀。班固的观点引发了后代学者尖锐的反驳。宋代的晁公武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也，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其述货殖而崇势利而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日‘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黄履翁更是表达了对班固的不满和否定：“子长负迈世之气，登龙门，探禹穴，采摭异闻，网罗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断之于五十万言之下，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稍就笼络。彼孟坚者摹规效矩，甘寄篱下，安敢望子长之风耶！”（黄履翁：《（史记评林）引》）在司马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人文精神，一种健全的人格现象——他挺身冒险，仗义执言，敢对权力说真话，甚至敢于批判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宅心仁厚，同情百姓，具有尊重生命、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情怀。
纵观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的确很难找到几个像司马迁这样敢于通过机智的反讽来批评当朝皇帝的人。他从来没有跪着仰视那些滑贼任威、冷酷无情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替他们唱赞歌。
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带着几分厌恶和鄙夷来写那些傲慢自大的“一代天骄”和“风流人物”，正像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所指出的那样：《史记》中“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这个秘密，自明清以来的学者，就已经窥破了。同时，他能以褒作贬，笔下是酸辣辣的，那要完全从他的语气中读出来。”（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220页，三联书店，1984年）而对与他同时代的“今上”刘彻，他在《封禅书》、《酷吏列传》、《佞幸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平准书》和《外戚世家》等地方都写到了，而且讽刺起来，也同样尖锐，同样不留情面。关于刘彻的昏愚、颟顸、残暴，司马迁多有不为尊者讳的讽刺和揭露。
《封禅书》起首就说：“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甄乎泰山者也。”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反对“封禅”，因为，他也敬畏“天命”，视“升中告成”为庄严的事情。但是，他强调人必须先修身洁行、行善积德，而后才可上求“天命”，否则，“无其德而用事”，任何“封禅”都是徒劳无功的。秦始皇以杀伐、劳役苦天下，暴虐无度，却在泰山上“立石颂己帝德”，无奈“自作孽，不可活”，十二年后，他身死未久，而家破国灭，为天下笑。
封禅是汉武帝特别热衷的事情，他登基伊始，便“尤敬鬼神之祀”，便开始大搞封禅活动。司马迁看得分明，刘彻的封禅是别有所图的——封禅只不过是他招摇的幌子。他像秦始皇一样对生命缺乏理解，对“天命”缺乏敬畏，也像秦始皇一样，试图逆天悖理，劳民伤财，寻求可以长生的“却老”之方。所以，司马迁对汉武帝刘彻不求“德洽”，一味大兴封禅，自然是很不以为然的。
缺乏健全理智和人格的人，往往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胡作非为。司马迁正是借写“封禅”，来写刘彻人格上的残缺和心智上的弱点。为求长生之方，刘彻利令智昏，轻信盲从，屡为骗术拙劣的术士所欺。从长陵女子“神君”开始，先后被李少君、毫人谬忌、齐人少翁、上郡巫、胶东宫人栾大、汾阴巫锦、齐人公孙卿、越人勇之、济南人公王带以及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方士所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