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他的骗术，其实并不高明，但刘彻却“以为少君神”，直到少君病死，他仍不觉悟，“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而后来的上郡巫所玩的“通神”把戏，更是拙劣之至，但竟然也能把刘彻骗得昏头昏脑，使他对“神君”的话坚信不疑，“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日‘画法…，但司马迁接着就一语道破玄机：“其所语也，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世莫知也。”这几乎等于说刘彻的心智连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都比不上。厌恶之情与揶揄之意，溢于言表。
少君之后有少翁。后者的骗术，太过拙劣，很快被刘彻看穿，很快被杀了头。但是，刘彻并不觉悟，事后还有些后悔，“惜其方不尽”，遗憾没有把少翁的方术都弄过来。后来，又招来了栾大这个更大的骗子。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这让刘彻非常高兴，说：“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意思是，只要你搞到灵验的方术，我是不怕花钱的。刘彻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后来，栾大“其方尽，多不雠”，刘彻又杀了他。但是，前来给刘彻贡献方术的人依然络绎不绝，“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然而，刘彻并不死心，趁着到泰山封禅的机会，再次来到东海上翘首而望，希望能看见可让自己长命百岁的神仙。
后来，刘彻在诸方士的撺掇下，到处“封禅”，“遍于五岳四渎矣”，但神人仍然渺无踪影。刘彻似乎有点烦了，“天子益厌怠方士之怪迂语矣”。然而，令人闲惑的是，直到最后，他仍然痴心不改，“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之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对生命本质的无知，必然会使一个人产生不死的念头，就会使刘彻这样的皇帝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正如清代学者李晚芳所说：“武帝雄才大略，只以‘不死’二字私据胸中。
以为古真有不死之人，如黄帝等，必欲觏之．冀得其秘，痴心牢结，甫挑则动，屡破仍迷。”
刘彻的贪婪不仅表现在对“长生”的妄念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物质的占有欲上。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告诉他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刘彻听了异常兴奋。他对大宛的汗血马情有独钟，于是，“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他两次兴兵伐大宛，没有别的目的，就为了求得汗血马。第一次，刘彻“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历时两年，一无所得，存活下来的士兵，“不过什一二”，也就是说，几乎全军覆灭；第二次，刘彻又派出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这次战斗结束后，刘彻得其所欲，从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然而，参加战斗的部队归来的时候，“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也就是说，为了得到这数十匹“汗血马”，汉军牺牲了五万人，三万匹马，十多万头牛与驴骡橐驼。刘彻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在张骞之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刘彻自然很高兴派他们出去冒险，替自己掠取难得之货，而且，根据“求使”者夸海口的大小，来授予高低不同的官阶：
“言大者予使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这与他在《封禅书》里的幼稚而疯狂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刘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狂悖不慧呢？这是因为，权力带来的自大倾向和贪生造成的非理性欲望，都很容易令人发昏。权力具有眩惑人的魔力，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世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权力甚至会让人丧失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变得格外愚蠢，特别无知。权力带来傲慢，绝对权力则带来绝对傲慢，而绝对的傲慢则必然导致目空一切的自大和不可救药的愚昧。刘彻就这样做了傲慢和无知的牺牲品，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笑谈。
《封禅书》批判和讽刺汉武帝的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司马迁以常识为根据展开叙事，以人人皆知的常情常理，来对照武帝的头脑发热和执迷不悟。正像钟惺所说的那样：“写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门易晓处见之。所谓‘欣然’，‘庶几遇之’，‘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数语，是其胎骨中贪痴种子，疑城柔海，累劫难断，怪迂阿谀之徒，接踵而中之，往无不获，其原在此。篇末一语日‘然其效可睹矣’，意兴飒然，断案悚然，此一篇长文字恰好结语，却妙在含蓄，冷冷无极力收缩之迹。”一篇《封禅书》，诙谐百出，纯然是一部令人绝倒的喜剧；它又是一篇忧心烈烈的启示录，启发人们认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如果皇帝在心智上不成熟，在人格上不健全，又缺乏他那个时代最文明的价值观，那么，整个国家的生活将陷入可怕的混乱状况，人民将为此承受巨大的痛苦，社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四
如果说，《封禅书》写的是汉武帝刘彻对生命真谛的无知和企图长生不死的愚妄，那么，《酷吏列传》、《外戚世家》、《匈奴列传》、《佞幸列传》和《平准书》写的则是他的冷酷和凶暴。
刘彻的冷酷和无情的确是登峰造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心狠手辣、好斗成性的暴君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喜欢那些像他一样凶暴的人。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和杜周十人，都是没有人性的虎狼之吏，但他们却都是“今上”刘彻赏识的人，类似“上以为能”、“上喜之也”、“益专任也”这样的话，在《酷吏列传》里，多次复现，足见罪魁元凶，在此不在彼。受到刘彻纵容的酷吏，不仅杀人如麻，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还制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严重地降低了武帝时代的人道标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感，至今读来，犹觉血腥扑鼻，使人不寒而栗。所以，司马迁之作此传，意在“伤武帝之酷刑”，正如清代学者牛运震所说：“武帝之世，烦文苛法，以严酷为治，怨愁惨伤，民几不聊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恻然伤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发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倦倦垂戒之至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给武帝留什么情面，也不存在“不忍斥言君上”的事情：他对“今上”的讽刺，明明如月，昭昭可见。
凡人皆有不忍之心。然而，汉武帝刘彻却是一个残忍得出奇的人。他的无情和冷酷，见之于他对待将帅大臣和寻常百姓的暴虐，但尤其表现在对家人的无情态度上。太子刘据，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然而，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听信江充的诬陷，以“巫蛊”罪，逼得太子走投无路，最终起而反抗，被杀身亡。对与自己育有一子的钩弋夫人，他也毫不手软地杀无赦，而理由却荒唐得出奇。根据司马迁《外戚世家》
的记载，刘彻决定立年仅五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但却怕弗陵年轻的母亲钩弋夫人日后乱政：
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日：“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日：“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日：“人言云何？”
左右对日：“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帝日：“然。是非儿曹愚人可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耶？”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司马迁的同情，无疑在无辜的钩弋夫人一边，所以，他最后对武帝的几句“赞词”，实在含着无尽的讽意，属于典型的“文与而实不与”和“正言之而意实反者”
的写法（清代的邵晋涵在《史记提要》指出司马迁叙事多本“公羊氏之法”，“论定人物，多寓文与实不与之意”。程余庆则在《史记集说序》中进一步指出：“《史记》一书，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者，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他用门描的手法写了“夫人还顾”的细节——临去一盼，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和对暴君刘彻的哀哀乞求。这实在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司马迁用“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表达了对刘彻的强烈谴责，正用得上“天怒人怨”这句现成话。
五
如果说，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会扭曲当权者的心理和人格，那么，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许多帝王几乎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他们夜不能寐，严重地失眠；他们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的能力非常低下：他们暴饮暴食，是可怕的饕餮鬼；他们甚至有严重的性倒错倾向，或者娈童，或者有断袖之好，有的甚至有渴望被强暴的受虐狂心理。
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
就以大量的细节，披露了多位罗马皇帝的种种畸形心理和严重症候。他们大都是喜欢杀人的施虐狂、暴饮暴食的饕餮鬼、变态的淫乱狂和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克劳狄“时时处处贪吃。有一次他在奥古斯都广场主持审判，嗅到战神庙里为萨利祭司们准备的饭菜的香味时，他离开法官席，径直朝祭司们的地方走去，在他们的餐桌旁坐下来。吃饱喝足后很快就仰面躺下睡起觉来，张着嘴巴，嘴上插上一根羽毛以助消化，睡足醒来后才离开餐桌。他每次睡眠的时间很短，通常在午夜前醒来：因此他白天主持庭训时也打瞌睡，律师有意提高嗓门才好不容易使他醒来。……他残酷、嗜血好杀的本性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来。”（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1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失眠是上帝对罪恶累累的暴君最常见的惩罚。暴君卡里古拉就是严重的失眠症患者。他因为失眠而痛苦不堪：“特别使他痛苦的是失眠，每夜睡眠的连续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而且睡得不实，奇怪的梦境使他惊恐万状，比如梦见一个海怪和他说话。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开眼睛躺着，因此心情非常烦躁，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沿着长长的廊柱徘徊，一次又一次呼唤着黎明，盼着它的来临。”（《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83页）卡里古拉睡不着觉，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睡眠是无辜的灵魂安宁的休息，人若作恶太多，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就等于要一刻不断地受恐惧和焦虑的折磨，就很难再享受那种甜蜜而安稳的梦境。
卡里古拉的恶，则是很多帝王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恶，一种与野心和对不朽的渴望有关的恶。他盼望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希望自己借此而不朽：“他甚至公开表示遗憾：他那个时代不曾有任何全国性重大不幸事件。他说，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以瓦鲁斯战败而闻名，提比略统治时期以费德那的大圆形剧场的坍塌而知名于世，可他自己的时期则由于普遍的富裕而被人们淡忘。他时常希望自己的军队被击溃或出现饥荒、瘟疫、火灾甚或地震。”（《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73页）而古罗马最着名的暴君尼禄则完全是个淫乱狂：“尼禄的淫乱竟达到这种程度，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均被他玷污过。最后，他竞发明了一种游戏；他身披兽皮，从兽笼中被放出来后，攻击缚在木桩上的男人和女人的阴部。当他的兽欲被满足之后，又表演被他的获释奴多律弗路斯所征服。为此，他嫁给了多律弗路斯，就像他当初娶波斯鲁斯一样。他叫喊、痛苦，模仿一个被奸污的少女。”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41页）
为什么要把罗马帝王们的这些甚为不雅的事象，不避絮烦之讥地胪陈如上呢？苏维托尼乌斯的指向日常生活细节的叙事策略，与太史公的《史记》，又有什么关系呢？
六
当然有关系。因为，苏维托尼乌斯和司马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凭着优秀的历史学家特有的敏感，发现了日常生活细节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意义，尤其注意到了帝王们的私密生活里所潜含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密码。
判断一个政治家的品质和人格，不能单单根据他的气贯长虹的宣言和口号，也不能根据那些慷慨激昂的诗词和掀天揭地的文章，而是要根据包括饮食、睡眠等在内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要看他的情感生活，也就是说，看他如何处理与异性、下属的情感关系。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和本质，就潜含在那些看似琐屑的细节里，而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只有拨开外在的假象，向内探察、开掘这些细节，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能写出真实的有生命的人物。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这样说：“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罪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着名的围城攻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亚历山大传》第一节）司马迁无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封禅书》的赞语里说“具见其表里”，徐复观先生认为这句话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目标，最大成就”，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政治人物之生活，有公私两面。其政治社会的地位愈高，则由私生活所透露之真，愈为装扮粉饰之公生活所遮蔽。于是事有表有里，人也有表有里。事与人的真实，常在里而不在表。且表的材料，远远超过里的材料。假定一位史学家，只停顿在表的材料上，而不能由表的材料以通向里的材料，则他将是一个被权势所玩弄所驱遣，以向世人，向后代提供历史假象的人。这对史学家自己而言，是悲哀：对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罪过。归结起来，这只能算是无赖的宣传家，而不配称为史学家。”（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五卷，第48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正是因为看到了“在里”的材料的价值，所以，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司马迁便注重从生活的内部往外写，注重写细小而真实的事情，而不是宏大而虚假的事件。
司马迁写了中国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尤其写了汉代的包括“今上”在内的多位皇帝的私密生活。他这样写了，却屡屡被人误解。有人说他“有好奇之过”，有人说他由于泄愤而“丑诋”汉廷太过，有人甚至干脆将他的《史记》看作心理阴暗的“谤书”。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家从刘邦到刘彻的几代皇帝的包括断袖之好在内的生活细节，实在与他们的政治人格有着微妙的关系——他们的情感上的冷酷、心智上的幼稚和行为上的疯狂，都与那种病态的性心理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