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独特。当时身着中山装的这位长者，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许国璋。”我听了，那感觉实实在在地“如雷贯耳”。顿时便紧张起来。但后来看他那么和气，那么坦率，全没有学界巨擘的架子，心里便踏实了许多。那一次刚好仅我们两人，前后竟聊了一个多小时。说话的内容，已经淡忘，但心中的温暖，至今犹存。
他为人如此朴实自然，待人如此诚恳，与他接近，你不能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有一次，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出席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午散场时走出门口，恰逢许国璋教授路过，见到我他很是高兴，随口就说：“跟我到邮局走一趟，我要寄几封信。”我非常乐意，因为很喜欢听他聊天。他也很随便，实话实说：
“去年，去华东师大讲学，你不在（我在澳大利亚做短期研究）。你们的专家楼，真潮湿，住了几天关节炎就发了，到现在都没好。”他也很关心我的研究，问得很仔细。
后来还来信勉励我：“足下才学，尚以在澳洲文学史上发挥方为得所。”他赤裸裸的真诚，让我感动。我去他家探访，刚坐定，他就从冰箱里取出两根雪糕（有时是两根香蕉），一人一根，边吃边谈。话头才接上，许太太出现了，把一个调好的闹钟往桌上一放，便去隔壁警戒了。目的很清楚，为了许教授的健康，限制谈话时间。如不自觉，闹铃一响，她会闻声而至。谁知，许国璋教授待夫人一走，便把控制键揿掉，一面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谈话虽大多关于做学问，但常常也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有一次，他笑着问我：“你猜猜看，我写一篇文章，稿酬是多少？”我实在猜不出，他不无自豪地说：“一千元。”我一时咋舌，因为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他天真的笑容，就像他谈起自己某篇文章深得老师钱锺书和前辈季羡林赞扬时，所露出的笑容一样。那不全是酬高的得意，而更是体现自身价值的自豪。至于钱，他向来是看得很淡的。苏州大学请他作讲座，他谢绝讲课费，说是各校办学都有困难，招待已经够好，不能再收酬了。他还多次去函海外，要拿出当时非常金贵的外汇，无偿帮助在那里进修的学生与小辈，写明在境外何处取款，数额多少，一应细节明白无误，显然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实意地“解困”。他对待学生，视同己出，拖着老迈的躯体为他们到处奔走，大至学术，小到衣、食、住房，都关心到家。师生关系，非同一般，以致在他的追悼会上，不少学生对着灵柩痛哭失声，有的甚至长跪不起。这样的情景谁见了都会落泪。
他待人的真诚，体会到的何止是他的学生和我们小辈！年长如季羡林先生者，也深有感触。在《悼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中，季先生写道：“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决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文章还提到了一个尤其令他感动的细节：“他（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那种只可意会，却难以言说的真诚，使许、季两老“一见倾心，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两人间的友情如此之深厚，以致“（许国璋教授）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有人劝我（季羡林先生）不要去。我心里想的却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这最后的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我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老人撕心裂肺的倾诉，映出了许国璋教授的人格力量。
如今，许国璋教材和许国璋教授都已远去。那样的轰动已经不再，那种透明的真诚也成追忆。许国璋教材属于其时代，那些特殊的年代：许国璋教授属于其个人，那个独特的许国璋。两者我们都可以学习，但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力，却是难以再现的。
2010年5月25日完稿于紫藤斋
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下）
张惠卿
在上海的对敌情报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驻重庆的负责人罗申通知李正文，东方部决定派他去上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他只在一九三四年去苏联前在那里耽过三个月。这次是去抗日第一线，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受命出发。行前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关系给李正文，要他必要时可去找他们。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先到香港，再搭轮船到上海，那时已是八月。李人地生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先与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联系。姚是位爱国人士，思想进步，由于阎的关系，她对李十分关心，尽量帮他解决困难。这个慈幼教养院后来就成为李正文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接着按事先约定的方法，李正文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地区对日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待下去。特别要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克莱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联系的时间和方式。
从此时起，尼克莱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的身份领导李正文进行情报活动。
不久，李从尼克莱那里领到了一笔很充裕的活动经费。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革命群众。以凶残着称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经常派特务潜入租界暗杀进步人士和抗日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上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正文到达上海之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尚在，稍有周转活动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完全不存在了。
为了站稳脚跟，首先得有固定的住处和公开的职业。
李正文途经香港时住在中学同学王福时家里，王在香港开了一家文化供应社，他给李搞了一个“文化供应社上海分社经理”的名义。为了找一处安全的住所，李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用高价在静安寺路的金城别墅租到一间亭子间，那里住有不少外国人，属于中高档住宅区，环境比较安静。
要开辟情报工作，必须不断扩大社会接触面，这就要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同时为了应付日伪保甲制度的检查，没有正当职业是寸步难行的。
李通晓英、日、俄三种外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的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社经理的空衔已不起作用了。李通过东北大学一位老学长的介绍，在一家补习学校担任日文教员。而姚淑文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也给他挂了个日文教员的名义，实际上李每周只有两三次给该院的教员们教日文。
李还去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文才能胜任。这个职业很过硬，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书籍和资料，只要完成定额，不用上班，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上海震旦大学还聘请他担任日文教员，因为日方命令所有学校必须增开日文课，而震旦大学不想接受日方派去的日本教员，以免受到监视，故聘李去执教。这样，李也就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这项工作是李的未婚妻陈蕙瑛介绍的，当时她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李后来就把陈蕙瑛发展成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参加了革命地下工作的行列。
尼克莱对李正文在找职业掩护的问题上，相当满意，但认为李还未能打入敌伪军政机关而感到遗憾。
李正文的主要任务是搞日寇和汪伪的军政情报，除上海外，李也常去南京活动，因为汪伪的首脑机关在南京。他通过各种关系，发展了一批帮助他搞情报的工作人员，开辟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来源。
在一般情况下，李从不向有关人员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以受重庆民主党派派遣来搜集敌伪情报协助抗战的身份出现，因为他的多数工作对象不是革命者，很多情报是要用金钱甚至高价购买的。好在共产国际方面对花钱买情报很乐意，可以随时向尼克莱支取。
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琳，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情报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要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包括军事部署、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计划和行动等。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均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上级审定后，稽再打印三份，分送日方和伪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地多打了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