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报每周由裘维琳去南京带回上海交给李正文，李再交给尼克莱。但携带这些材料要冒极大风险，尤其是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站上，要经过日本宪兵搜身检查，裘每次都胆战心惊。李正文后来决定亲自到南京去取，他发现南京火车站有三条通道，第一条是给日本人走的，一般不检查，第二条是给所谓高等华人走的，检查不太严，第三条是给普通华人走的，检查极严。李就凭着自己熟练的日语，装作日本人若无其事地走第一条通道，每次都顺利过关。
稽显庭是属于在汉奸政府里混饭吃的人，头脑简单，只想多弄点钱来买房置地，靠他那个大汉奸妹夫谋得这个重要职位，当然不肯放弃捞钱的机会，李正文在尼克莱的支持下，为此支付给他相当可观的报酬。
在和稽较长时期的接触中，李发现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良知的中国人，就多方启发他的觉悟，为他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激发他的抗日感情。稽也逐渐对李的高尚人品和爱国精神产生敬佩之心，认识到他冒险为李提供情报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同时李还教导他应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尽量避免暴露自己。
李和稽显庭的情报关系，从一九四一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初，始终没有被发现。稽不只是提供会议记录，凡他自己知道或从别的渠道获悉的其他情报，如日寇下乡的扫荡计划，日军和伪军的联合行动等等，都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李正文。
所有这些情报李都交给了尼克莱。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及时通知新四军知晓。
李曾多次提醒过尼克莱，希望他迅速把有关情报转告我方，并提出，他可否和新四军方面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
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你怎么想到要和中共直接联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李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李正文对尼克莱并不完全信任，经考虑再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对这些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事业的大事，岂能听任不管。他决定背着尼克莱，直接与我党取得联系。
大概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李和我方苏北根据地接上了关系，并通过秘密传递情报的渠道，除把情报交一份给尼克莱外，又另复写了一份按这个渠道发去苏北，从不间断。这样，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于毅夫和李保持着联系。
李正文发展的情报人员中，有一个是他东北大学的同班同学许家骏，在上海金城银行工作。许提供过不少有关金融资本家的政治经济方面动态的情报。还有一个也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老同学张殿傅，他曾参加胡愈之等人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张把他在研究会认识的陈波涛和沈明钊介绍给李正文，他们还介绍了一个叫沈孟先的同志。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他们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各自的关系协助李，包括到外地去搜集敌伪军政方面的活动情况，以及上海一些所谓的名流和日寇勾结活动的情报。
陈波涛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过去长期在上海从事党刊的秘密发行工作，后因组织遭破坏失去了党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冬和李正文联系上以后，就积极协助李工作。陈波涛还领导和发展了几个青年同志为他工作。如在英商华懋饭店（现名和平饭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为日伪高级人士吃喝玩乐和聚会的场所）当侍者的杨孟亮，就曾经把搜集到的日伪军政头目在那里开会或密谈的情报交给陈波涛，陈再转报李正文。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肖的一个湖南同乡、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李和唐交往过多次，唐没有直接给李提供过多少有用的情报，但有一次肖告诉李，他从唐莽那里得知，重庆蒋政府一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方的和平攻势，派来进行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又据杨孟亮告知陈波涛，不久在华懋饭店汪伪上层人士举办有伪市长陈公博夫妇参加的一次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风姿绰约，十分引入注目。此人远在重庆，怎么会跑到上海的汉奸窝里来参加这种舞会？！李正文估计这个昔日的着名交际花蓝妮应该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女人。
李将此事转告尼克莱后，尼十分重视，因为这涉及到了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得逞，不仅影响抗日前途，也将对苏联极为不利。以后，蓝妮就再没有出现过。李后来问尼是怎么回事？尼说可能是苏联政府正式向蒋介石提出此人有通敌嫌疑而不来了。但李分析，实际上是苏方故意借此事点穿了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蒋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女人也就不能再进行活动了。
李正文还从日文报刊中，特别是一份专供上海日本人看的《上海每日新闻》中搜集分析日伪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料和动向，整理成情报材料。他曾研究出全部汪伪军的番号、兵种、人数、驻地等情况，受到我方领导上的重视。
肖百新一九四三年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朋友德田恒夫又名德田太郎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新闻记者，担任过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编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他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李正文和德田见面晤谈后，因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一见如故，并逐步发展成为至交好友，德田和日本驻华（指汪伪政权）大使关系较好，还是上海一个区的日侨负责人，他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为李正文工作。他多次为李提供他获得的重要情报，如关于日本居留民（日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日本军方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情况和他们的对策等等。有一次于毅夫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内部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正文就找德田帮忙，德田冒了很大风险，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刊物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老总的高度赞赏。
德田还介绍过两个关系给李正文，一个是上海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庸庵，他是当时上海屈指可数的巨富。吴既有日本方面的重大背景，又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他早想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和对共产党真心抗日的敬仰，决定给新四军捐赠一批被日寇严格控制的军需用品和棉纱等物资，却苦于找不到直接的关系。
吴庸庵和李正文相识后，经过多次谈话（他们每次都用日语交谈），吴提出的一些有关时局和共产党抗日战略等方面的质疑，李都作了透彻分析和解答，吴深为李的丰富学识、精辟见解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决心全力支持我党的抗日事业。吴庸庵后来把他在上海的许多房产交给了党，还根据党要求白区资本家把钱转到根据地以繁荣根据地经济的政策，带着大批黄金进入苏北根据地，创办了一家银行，后来把这家银行完全交给了我党组织。
另一个是张大同，他是国民党顾祝同的驻沪专员，他在沦陷区上海和日伪当局建立了一定关系，曾联系策反几个团的伪军准备投奔新四军去，后因没有把握好时机。结果这几个团的伪军被蒋介石军队吃掉。但他手下办公室主任陆剑崖，是李正文发展的党员，在日本投降后初期，曾为我党利用张大同这个顾祝同机关的名义，给大批地下党员发了通行证，保护了不少领导同志自由通行于上海各地区，避免了蒋介石军区宪特联合巡逻检查队的纠缠：
另外还乘当时青黄不接和混乱之机，和国民党部队展开了争抢敌伪物资（特别是药材等）的行动，并把夺到手的大批物资混过国民党封锁线，运往我根据地。
在长期情报工作中，李正文越来越感觉到，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情报活动，都与共产国际完全无关，而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密切相连，他必须摆脱尼克莱的约束，回到中国共产党来。他当时还根本不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已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宣告解散，尼克莱代表的已经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联政府。
不久，李正文请常去苏北根据地联系的沈先同志陪同陈蕙瑛代表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见到了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
陈蕙瑛将李正文的有关历史以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所掌握的伪军和物资等情况，向刘长胜作了汇报，并以李正文的名义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求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共产党来：二、请立即派人联系接收伪军和物资等事宜。刘长胜代表组织完全同意李正文提出的要求。
陈蕙瑛回到上海后，李正文就日夜盼望着中共组织派人来领导他。直到日寇投降后的九月间，组织上终于派张执一同志到上海来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一个月后，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从现在起，正式承认你是中共党员。但考虑到我们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你可暂时仍和他们保持联系，不要马上断绝。”
此时，尼克莱已被苏联政府召回，派了另一个苏联人来和李正文联系，但没有布置李正文作任何情报活动。到了一九四八年，李正文接受党的特殊使命，完全转入地下，从此结束了和苏联方面的一切关系。
一个个文化巨人离开了我们，到今年十月十七日，巴金撒手西去也整整五年了！曾几何时，媒体对这位提倡“讲真话”的文坛巨匠趋之若骛，可是，如今人们已难得在媒体上见到他的名字了。真是容易遗忘！这或许是因为那些喜赶时髦的编辑、记者正忙于追逐和制造新的“大师”，无暇再顾及那些远去的真正的大师，这是一种悲哀。本卷发表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巴金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