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玩模仿性游戏，他们假装自己是妈妈、爸爸、医生、警察、消防员等等。这并不是孩子们在消磨时间，这是他们为进入成人世界所做的必要准备。通过这样的游戏，孩子们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来感觉和思考，这样他们将来才能理解别人和与别人合作。同时，在情感方面，幼年的孩子并不能明确区分自己、别人以及外在的世界。如果他感到了疼痛，那么他会以为所有的人甚至无生命的器物也都感到这个疼痛。学者们认为，我们体恤别人的道德感和伦理规范实际上是由这个童年的体验而来的。
五岁前和五岁后的孩子的一个重要的认知能力的不同是所谓的“来源蒙昧”。
幼儿基本上记不住他们的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五岁前的孩子会告诉你抽屉里有什么，但是他们搞不清这是别人告诉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开了抽屉看到的。五岁后的孩子就能把过去的某个经历和自己拥有的某一个知识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只有到了五岁以后，孩子才慢慢地有了自我的记忆和连续性时间的感觉。毫无疑问，对幼儿认知机制的研究能够大大加深我们对自我的认识。
我们的动物兄弟
葛林茹
科学家越是研究动物界，越是发现我们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小。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绝对界限，把人类归入了动物界，但是这以后人们还是继续有意无意地把人类看作是动物界中特殊的一员，是在进化的道路上把其他动物远远地抛在后边的最先进者。当代的生物遗传学把这最后一点骄傲的资本也破除了。根据遗传学的基因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九十八和黑猩猩的基因组是完全一样的，仅仅有百分之二的基因将我们和黑猩猩区分开来。我们不仅和黑猩猩差别不大，在进化的道路上我们和其他动物的距离也实在不大。
在不同的时代，生物界中都会进化出统治世界的物种来，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和大象是两种具有统治世界优势的物种，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人类和大象是进化最成功的两种动物，他们都繁殖在整个欧亚非大陆上，大象曾经比人类更成功，各种种类的大象，从克里特岛上小马大小的矮种象到北方的猛犸，曾是除了澳洲大陆以外所有可居住的大陆的主人。但是自从五万年前人类开始向欧亚大陆的各地移民以来，大象连续地丧失住地，让人类渐渐占了上风，大象家族只剩下了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了，而人类则占据了所有的大陆空间。
尽管外表非常不同，人类和大象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大概是因为人类和大象都是在生存竞争激烈的非洲稀树草原上学会了他们的生活之道的。例如，人类和大象都有悼念和仔细埋葬他们的死者的习惯。人们曾经看到大象群愤怒地拆毁偷猎者储藏象脚象耳和象牙的小屋，并把这些死去大象的身体各部分带走埋葬到土里。
许多动物研究者认为，大象也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或近似的心理，如果生活环境有剧烈的变化，它们也会产生心理问题。
在南非的一个大象保护园区里，游客们看到那里的大象群常常有异常的行为表现，例如无端地攻击和残杀白犀牛。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那里的大象群是由原来一个马戏团的大象和一些被杀害的象群里剩下的小象组成，它们从小都遭受暴力，心理都受到过伤害，导致了它们行为的反常。许多人相信我们应该像治疗人类心理病人那样来治疗它们。可是，问题是对待人类心理病人的那些治疗手段难以应用到这些庞然大物身上。
动物学和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让我们认识到动物实际上是我们的表兄弟，这给当代的动物权利主义者以有力的理由，他们主张所有的动物都有权利过上幸福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不光是我们身边的猫狗宠物，也包括那些我们饲养着要吃它们肉的家畜。只是要说服全世界的人放弃吃肉的习惯恐怕不太容易。
数学天才的纯粹精神生活
朱家星
这几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冒出丑闻来，清静的学院往往沦落成了名利场，为了追求声望地位和巨额奖金，许多学者忘记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个时候读一下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的故事能让人看到，我们是能以另一种态度来从事学术工作的。
佩雷尔曼是个数学天才，他解决了被称之为七个千年数学难题之一的彭加勒猜想，评论家们把他的成就誉为本世纪的伟大数学突破。彭加勒是上世纪法国的一位数学巨人，他在一九〇四年发表了一篇非常着名的论文，猜测说在两度球体上的简单连接性在三度球体上也是存在的。这个听来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拓朴学难题，一百多年来数学家们为此苦苦思考，但是得不到解决的途径。本世纪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找到了一条以所谓的利奇流动的方法来解的途径，引起了数学家们的巨大兴趣，但是谁也提不出对彭加勒猜想的最后证明。这时，独自在圣彼得堡闭门研究的佩雷尔曼在这场世界性的学术竞赛中首先攀登到了顶峰。但是他没有按照学术界的惯例将他的成果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而是写成三篇论文贴到了一个数学网站上去。尽管发表的方法不常规，他的成果还是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显然这是一个当前最伟大的数学成果。可是，尽管国际数学家协会主席亲自跑到俄罗斯试图说服他，佩雷尔曼拒绝接受这个协会颁发的菲尔丁奖，这个奖可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多少数学家以得到这个奖为人生的目的。但是佩雷尔曼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只要我的解是正确的，那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什么奖。他对名誉不感兴趣，对金钱同样地无动于衷。
美国有个克雷数学研究所，为解决彭加勒猜想设立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当人们去向佩雷尔曼送奖金时，他连门都不肯开，隔着门说，我这里什么都有，不需要钱。现在他还是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
佩雷尔曼对名利的态度和别的一些数学家的表现正成鲜明对比。在佩雷尔曼解决彭加勒猜想后，有三组数学家开始对他的结果进行核对和补充，这本是任何数学成果发表后的例行过程，但是其中一组中国的数学家在完成验算和补充后却声称是他们最后解决了彭加勒猜想，这在我们的媒体上还引起了好一阵喧闹。本来是数学界内部的一个事件，搬上媒体影响就不同了。美国着名的《纽约客》杂志为此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读了很使人为我们的一些同胞过分好名的做法感到汗颜。
动荡的英国
秦石衡
漫长的英国历史中，十六世纪中期是最混乱最动荡的年代。英国人为了宗教问题经历了好多场叛乱和内战，英国国家的宗教信仰反反复复地变化，从开始的天主教到与教皇断绝关系但是保留天主教的神学，到进一步的新教化，到恢复天主教，再回到新教，最后确定成圣公会教，在这场政治和宗教的激烈冲突中有无数个人为信仰而死于刑场和沙场，而所有的动荡一直是围绕着一个焦点展开的。
英国当时是一个王权专制国家，在专制国家里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取决于谁坐上王位，也就是说国家的整个未来决定于谁是王位继承人这个问题上。英国那时侯正是都铎王朝，由于这个王室的亨利八世在位时娶过好几个王后，使得王位的继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都铎家族内部自己乱成一团，家族成员互为仇敌，英国的政局动荡都由此而来。
一般的英国史讲到都铎王朝的世系时，都说在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死后是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继位当了下一任君王。实际上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之间还有一个继承了爱德华六世的王位的女王，那就是亨利八世的孙侄女简·格雷夫人。但是刚宣布格雷继位，还未及登基，玛丽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结果格雷夫人没走上王座倒先被送上了绞刑架。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条规律在格雷夫人的身上实现得最明显。大多数的英国史都把格雷夫人当作一个叛乱者或篡位者，玛丽则被说成是合法的正统继承人。
那只是因为格雷夫人的军队被打败了。实际上格雷夫人是有合法的继承权的，尽管她与亨利八世的关系要远一点。亨利八世在世时曾通过英国国会立法剥夺玛丽和他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即后来威名远扬的伊丽莎白一世）的世袭权利。这样，当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没留下子嗣就死了时，格雷夫人应该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了。从法统观看来，玛丽倒应该被算做是一个篡位者，当时英国的法学家们和爱德华六世的大臣都认可格雷夫人继位要求的合法性，当然后来他们都改变立场了，因为不久玛丽的军队就兵临伦敦城下了。
都铎家的哪个孩子当国王或王后，这好像只是他们的家事。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孩子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爱德华六世信新教，在他的治下英国信奉新教。玛丽女王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因为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登基后就强力实行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且不择手段，在她在位的短短几年里居然有二百八十四个人因为他们的新教信仰而被烧死在火刑台上。后来她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婚姻也被认为是损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削弱了英国的独立，导致了英国失去在欧洲大陆的立足点加莱。这使玛丽女王成了英国历史上最遭非议的一位君主。
这是英国历史中腥风血雨的时期，只有当玛丽死于癌症后，英国在继位的伊丽莎白一世治下才逐步走向了稳定，国家也不再为宗教归属问题而内乱纷起了。
埋没的文学天才
纪京林
苏联解体后，我们熟悉的苏俄文学的地图发生了引入注目的变化。一批原来鲜为人知的作家被发掘出来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普拉托诺夫，他的手稿和未删节作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陆续出版，使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史得以改观。流亡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认为普拉托诺夫是个和乔伊斯、穆齐尔、卡夫卡一样伟大的作家，评价不可谓不高。有的研究者则说，就文学而言，苏联垮台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发现了普拉托诺夫。
普拉托诺夫不是一个新人，他出生于一八九九年，年轻时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曾经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信徒。他干过种种工作：铁路工人、士兵、水利工程师等，他写的短篇小说得到了高尔基的赞赏，最后到莫斯科当了专业作家。
从他的小说可以看到，普拉托诺夫因他亲眼看到的苏联农村集体化，对富农的残酷镇压和大饥荒的惨景而慢慢对官方宣传产生了疑惑。他的作品富含讥刺，思想深刻，很有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感，但是所描述的情节却都有真实的来源。他的作品大都得不到发表，斯大林读了他的一篇短篇后斥之为是“富农的记事”。一九三〇年以后，普拉托诺夫转而写一些政治上不敏感的题材，描写大自然、动植物、爱情等，他甚至改变了他的文风，不再运用超前的语言风格，笔调变得抒情和伤感，他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够符合官方的标准，他还给高尔基写信，希望尽管有斯大林的批评，他还能获得出版机会。
一九三八年，普拉托诺夫的十五岁的儿子被捕，结果在劳改营里关了四年后死于肺结核。普拉托诺夫的悲痛无可言说，只有在他的寓言小说里隐晦地表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拉托诺夫写了一篇表现一名退伍军人难以重新融入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因为没有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普拉托诺夫再也没能发表任何东西。一九五一年他因肺结核死在莫斯科。恐怕他做梦也想象不到，半个多世纪后，他早年的作品在当代文学评论界会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