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追求享受，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三个低层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因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者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
两个月后，谷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是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
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小姑娘送来。
原来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十四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一九四九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以关照。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一千八百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渡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一九五〇年三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一九五二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
当对蔡乾和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一九九〇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当年发生在两岸之间的一些事
胡平
近些年，海峡两岸的关系，冰川融化，出现了半个多世纪来从未见过的情景。回想几十年来的变化，真是令人感叹。曾任福建省省长、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在他的访谈录《改革开放亲历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披露了改革开放初期，海峡两岸交往的一些细节，今天读来恍如隔世，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我在福建当省长时，每年春节都要向台湾同胞发表春节讲话，台湾同胞能否听到也不知道，都是通过电台向台湾播出。
当时我们的电视大多是黑白电视，没有扩散的能力，但金门马祖的电视都是彩色电视，可以向大陆转播。台湾电视台播放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古装戏在大陆的福州、泉州、漳州等临海地区可以收到。当时青年举行婚礼，到了电视剧播放的时间，婚礼就停下来，先看电视剧，电视剧看完了以后再继续举行婚礼。当时我们这边没有看过古装剧，觉得很新鲜，也很喜欢。
当年我们接待一位台湾教授来厦门，他在听了厦门人讲话后，感觉很奇怪，对我们讲怎么你们也讲台湾话？他不知道台湾话的根是闽南话。在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中间，由于双方互有斗争，两岸渔民不敢来往。但双方船只经常见面，没有交流是不可能的。在那种条件下，他们就自创了一种易货贸易，就是互相往对方船上扔东西，大陆渔民把茅台酒扔过去，台湾渔民把台湾产的工业品扔过来。后来发展到船靠船做生意，当时我们没有美元，他们没有人民币，怎么流通？台湾人想要我们的黄花鱼，大陆人想要台湾的电子手表，双方一算，一条黄花鱼能换一把电子手表，于是台湾渔民把电子手表放在布袋里，大陆渔民把手伸进布袋里，一把能抓到多少块就是多少。彼此在对方心目中都很神秘。有些台湾渔民甚至想出各种办法到大陆看看。比如有的渔民找个借口，说船坏了需要修船，把船停靠到福州郊区后，台湾渔民就偷偷到北京来转一圈看一看，然后又偷偷回去了。这种交往在今天看来很可笑，想起来也很可悲。
就我本人来说，我有一个姐姐在台湾，她知道我在福建，我也知道她在台湾，我们都是通过第三者交换信件，不讲自己干什么，只以姐弟相称。有一天她在台湾报纸上看到胡平当了副省长，立即把报收起来，不给儿女看。一九八二年我到日本访问，打电话叫她，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那里几十年没见面了。
一九八四年我请她从香港到深圳来，姐弟见面抱头痛哭。我说你晚上就不要回去了吧？她还是坚持要回去，因为她的女儿还在香港，不敢到大陆来，怕回去说不清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花莲机场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三都岛沙滩，实现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愿望。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一名驾机起义者。
我是第一个请他吃饭的大陆高官，我问他，你回来受了什么影响。他讲：“我每天听你们的广播，大陆的《对台之声》广播中的女播音员声音柔和，与你们那种生硬的广播不一样的。”他天天听，入迷了，就驾机来大陆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他一下飞机就想找这个女播音员，我们接待部门同意并安排他们见了面。见面后他很吃惊，原来那个女播音员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了。我们的接待部门又做双方的工作，这都是开放之初的小插曲。
当年万炮震金门时，位于最前沿的大嶝、小嶝、角屿被称作“英雄三岛”，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大陆和台湾互相打炮，这些岛屿都受到了影响。那一年，我到大嶝去，民用船只根本无法靠岸。我坐了解放军的船才上了岛，岛上的景象很惨。由于地处在最前线，整个岛屿被炮火打得破破烂烂，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晚上没有电灯。国民党宣传中讲：“你们共产党漆黑一团。”指的就是这些岛屿晚上都没有灯的景象。我看了以后心中很不是滋味，帮他们把路修好了，又把自来水引到岛上去。
我还到了角屿岛，那里没有居民，只有驻军，由于处于中间地带，大陆共产党对金门的广播他们能听见，国民党对大陆的广播他们也能听见。那时只有半夜三个小时的休战时间。这些兵在岛上待了三年了，当时没有电视，他们开玩笑说，连姑娘长什么样都忘了。后来胡耀邦去了福建，他说：“打炮一是有伤和气，二是污染空气，不要再打了。”
大陆的改革开放对台湾是有吸引力的，对台湾民众产生了一种亲和力。台湾同胞先是回家乡来看看，后来慢慢增加投资。王永庆是台湾知名企业家，他最早接触的是福建。当时我派副省长游德馨到香港见王永庆，他到香港后给我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就要见王永庆了，但不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双方接上头了，通过了解就是真的王永庆。后来我们又把王永庆介绍给中央，我来北京工作后，还见过他几次。当时由于大陆和台湾长期没有联系，所以彼此搞不清楚对方的底细，这才闹出即将见面的人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笑话。
我在福建当省长时，台湾也有一个“福建省”，国民党也有一个“省长”、“省政府”。有一次港澳记者采访我，问起台湾“福建省”的问题，我讲：“我和台湾的福建省长先生是谈得来的，他是龙岩人，流亡到台湾去了，政府是空架子，他只管金门和马祖。无论别的是否谈得来，有两点他应该承认，一是福建省的省会在福州，二是金门和马祖都隶属福建省。”
我们和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同宗、同源、同文化、同语言。这种密切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端午节的粽子包好放在船上，等船开到台湾这粽子还是热的，这说明大家靠得很近啊！金门、马祖是特殊问题，当年国民党广播中宣称，他们的“水鬼”到了鼓浪屿，我们的人说没发现。
后来金门广播说，你们查一查鼓浪屿某个电线杆上的一块字牌没有了，我们一检查果然被他拿走了，其实也没什么作用。我们的“水鬼”也经常潜到金门搞些小动作，这些都是双方的心理战。过去福建与台湾是两岸斗争的前线，相互间一直处于敌对的戒备状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将两岸民众由对立斗争的观念转变成合作交流，这是需要及早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福建省处在第一线，我们有责任把这项工作做好。
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
罗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千千万万个青年的命运，给无以计数的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损伤。罗丹曾下乡当过六年“知青”，她所写的《知青笔记》（花城出版社出版），记载了“知青”的不少坎坷经历，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干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
一九六四年九月，长沙市六干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干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十六岁至二十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着名导演谢铁骊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白水公社拍摄的。
一九六五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厂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一九六六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
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八月二十九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十月十七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八月十七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
“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砰！砰！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
年仅二十二岁。
王百明的死绝非偶然。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一九六四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百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自虐”。挑担子只挑得起一百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一百五十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连偏僻小县江永都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
一九六七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百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百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八月十七日，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干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八月十九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九名死于枪杀，十五名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