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
八月十九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八月十七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九十九人（包括女知青怀里的小孩）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
部队派出了一辆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
八月十八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百明十二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六九五〇部队，眼见他们安全才返回村去。
这时的六九五〇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迥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风肆虐，多数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带足，有几个知青听说邻队杀了四类分子，还有十几个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吓得连刚煮熟的一锅饭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还顾得上拿冬衣。危险眼见过去，衣着单薄的一群人却难挡风寒。饥寒交迫的队伍每前进一步已经显出了万分的艰难。
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未有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体鳞伤，衣不遮体。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六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人有人认出了他们，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过社教，他往来白水多次所以认识。他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更幸运的是，他懂草药，随即用草药为他们疗伤，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信后马上找到六九五〇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
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干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爆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爆发出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
他们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敢还有片刻停留，仓皇中连夜奔逃，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三十七人走上了铁轨，十六名男生在前，二十一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如此惨烈的场景，给八月的毒日头抹上了一片凄冷的颜色。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八月底，历经干难万险的六干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有志者组织成立了“红一线”宣传队，将知青的种种遭遇编成了节目，演出场场爆满；并自筹经费办报纸，《红一线报》、《反迫害报》等，一时间影响甚广。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九元钱、三十斤粮票。
十月八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十·八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此后，“九元钱、三十斤粮票”的待遇停止。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十·八通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领五元钱、一担谷。
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十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
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王百明被枪杀整整三个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百明的尸体，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由白水的八个光头男生抬着灵柩。他们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百明既是他们三中的学长，也是引以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长，抬棺的事他们一定要做。八个人一律剃了光头，衣着整齐，神情庄重，步伐一致。后面紧跟着三干多男女知青和自愿参加的本地人。
就在县政府大楼的地坪前，知青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墓穴安放王百明的棺柩，为了防范破坏分子，他们专门弄来了三吨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将坟的四周牢实封住。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长沙知青王百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殴打的命运。
“文革”之后，王百明之墓的墓顶被炸平了，碑没有了，下面的坟因垒得扎实，岿然未动。
县政府大楼门前已经栽种了一片花花草草，后人想用美丽的鲜花来掩盖历史的伤痕。
我是如何离开中国的
司徒雷登
在中国现代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不可忘却的人物，他对中国的教育和中美关系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一篇文章的标题，使人们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产生了异议。近年来，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文章，拨乱反正，人们渐渐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最近，海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更可使我们增加对他的了解。现将司徒雷登在自传中记叙的离开中国的过程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产党的军队未遭遇任何实质性抵抗就渡过了长江，并于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清早开进了南京城。在此之前，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刚好乘飞机离开。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过后不久，我被卧室开门的声音吵醒。睁开眼睛，只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我的房间。我高声呼叫，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闻言退了出去，其中一两个人口中还嘟嘟囔囔，颇有不满。他们甫一离开，我立即从床上跳起，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时，刚刚那群士兵又全都回来了，约有十一二个人。他们派出来一位代表，非常礼貌地对我解释：士兵们只是为了好玩到处看看，并无恶意，并希望我能理解。我说能够理解。他重申士兵们不会伤害我，并且告诉我不必对他们太客气，若不习惯吵闹尽可以把其他人赶出去。
这时，我的家庭事务主管，年轻的使馆专员艾德·安德堡也被吵醒了，他跑过来“援救”我，却被赶回自己的房间。受到惊吓的服务人员也出来了，把这些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事件本身解释起来很简单。这些士兵在入伍前只不过是些山野村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即取得了胜利，闯进了中国的首都，好奇心驱使其四处看看风景，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到达我家大门时，值夜班的看门人心惊胆战，昏了头脑，没有按规矩回屋报告便顺从地为他们敞开了大门。厨房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些农民出身的军人对于外交豁免权所知甚少，对于共产党灌输的观念也尚未吃透。例如，其中一个士兵对某使馆服务人员说，这里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不久将会归还给他们。这件事就很说明问题。
可国务院却对此事的态度强硬，命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组织抗议活动。说实话，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我们尚未与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且没有机会面晤共产党高级官员。然而，我从一些非直接的信息渠道得知：北京、南京两地的中共领导对士兵如此行径极为恼怒，觉得它们让共产党丢了脸。此事件在美国国内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在广播中听到了相关的报道。后来我又得知，当局追究了肇事士兵的责任并实施了拘留处罚，以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教育。
英国和法国使馆也同样受到侵扰。
在天下大变前一天，由于未来情况尚不明朗，国务院曾召我回华盛顿。其实“召回”也没什么不妥，因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而我的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已在广州以公使的身份执掌使馆。但是在华诸外交使团——尤其是那些隶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使团——却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建议各自的政府，不承认广州政权（1949年5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从太原取道南京逃至广州，建立割据，史称阎穗政权，同年10月中旬，解放军攻占广州，阎锡山逃往台湾。），并允许外交人员留在业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南京。
至于留多久，谁也不确定。后来，国务院授权我继续留在南京，以确保美国的官员和公民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获得外交上的庇护和照料。
一接到国务院的指示，我即要求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代表会议。此类会议通常在法国大使家中举行，因为他是在华诸外交使团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士兵闯入我卧室的消息迅速传开，大家都觉得可笑，纷纷表示同情。但同时也有所担心，因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对除苏联以外的国家敌视到什么程度，也无法预想那些无知的下级士兵以后还会干出什么蠢事来。
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一些摩擦了。之所以要开这个会，是因为现在想要逃脱为时已晚。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曾催促在华诸外交使团撤离中国，尤其希望我能尽快撤离。
国民党的态度以及我的同僚们的态度再次暗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是现在我们都被困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并与它恢复通讯之后，才能采取行动。
我们参加会议来去途中未受到任何骚扰。但是随后几天内，所有外国人的出行都多多少少受到中共当局的限制。据说当局此举纯粹是为了警告。共产党特别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始终未曾涉险试图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曾经关注过我的自由行动受限问题，但是我却没为此事过于介怀，这让我隐约想起曾被日本关押的经历。所幸的是，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向我传递广播讯息和其他消息。
大概一周之后，行动限制解除了，但是我的日常工作量却也被大幅削减。因为和中共占领当局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事务需要处理，也没有任何社会活动可参加。除了来自北平的一封信外，其他所有信件也都收不到了。而就连这唯一一封信，也是经过两个多星期才辗转到我手里。南京当时的中文报纸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报上几乎没有任何的普通新闻，一切报道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非常幸运的是他们仍允许我们使用大使馆的广播网并收听时事广播。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始终积郁在我心中的一种矛盾开始变得越来越尖锐，那就是我对中国两个大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部，我有很多私交甚笃的朋友，我由衷地敬佩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卓越的协作精神、公共意识，而且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