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毛泽东：《打破媒人制度》（1919年1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
⑤李成：《蓝苹访问记》，《民报》（沪），1935年8月28日至9月1日连载。
⑥蓝苹：《演员独白》（1935年6月），见《业余剧人首次联合公演（娜拉）特刊》，1935年6月编印。
⑦蓝苹：《我们的生活》（1937年5月），《光明》（沪），第2卷第12期（1937年5月）。
⑧蓝苹：《（大雷雨）的卡嘉邻娜》（1937年4月），《妇女生活》（沪），第4卷第7期(1937年4月)。
⑨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
周扬与丁玲（上）
徐庆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有人到木樨地丁玲的住处看望丁玲。见到丁玲后，发现她这天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名义上是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的自我批评。
那时，正是中共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而就在十一月六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认为，这些支流“千万不能忽视”。为此，她警告说：
“如果我们对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时防止，不打扫清除，任其泛滥，就会造成灾难，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爱屋及乌，丁玲接受了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作家李辉在谈到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时写道：“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于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
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
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丁玲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周扬。在“左联”的这一段时间，就现有的材料，我还没有发现周扬与丁玲在工作上有什么龃龉。尽管如此，据学者研究，此时周扬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融洽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党内着名的文艺理论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一九三二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一九三三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五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一九二七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
胡也频牺牲以后，同在上海的丁玲和冯雪峰保持了很好的情感关系，上海甚至有一种传说，认为丁玲的被捕与这种关系有关。①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
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萧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一九三六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
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在延安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丁玲与周扬在延安“历史碰撞”
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并给读者带来深深震撼的丁玲，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要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
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丁玲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觉得，光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
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有了党的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
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
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四岁的周扬，一九二五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一九二六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
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自述说：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那一年是一九二七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十九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中共组织的狂热，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此后，周扬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回到上海后，一九三一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似乎看不到一丁点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晚年的周扬，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往事时说，自己那时是个“职业的革命家”。这表明，不管周扬当时加入党组织，还是进入“左联”，首先想到的是，为革命工作而不是去展露自己的某一方面才华。
周扬的这一行为，颇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杖剑的文化巨人的描述：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那时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
尽管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我们也同样能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但是，从两人对党组织的认识这一点来看，如果套用恩格斯的“执笔”与“仗剑”的说法来描述，周扬则是先“仗剑”而后“执笔”；而丁玲呢，则是先“执笔”而后“仗剑”。尽管都是为革命，但是其侧重点是不相同的。
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者。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
“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着名作家。一九三六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在给丁玲的诗中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可以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但是，丁玲在这个职位上大约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辞去了任职。“七七”事变，中央组织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丁玲被委任为团长，率团到山西战区。其后，丁玲在党校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任；稍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时，丁玲则担任这个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
在这一职位上，丁玲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在编第三期《文艺月报》时，丁玲即向张闻天表示要退出编委。她的理由：一是“工作中的困难”，二是“渴望写作的心愿”使然。这样，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三月初，丁玲离开了文协。四月底，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到一九四二年三月离职，丁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后，丁玲除了有“文协”或“文抗”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干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1940年4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1941年2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
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样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强调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号召作家“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原因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是“一时不容清除的”，这就需要杂文去加以批判。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