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歌颂”的主旨下，尽管周扬并不掩饰延安的“缺陷”，因为“太阳中也有黑点”，“写出它的各方面来”。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但他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充满光明。作家们应当给它唱“赞歌”。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作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
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就成为毛泽东后来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倡导杂文“暴露黑暗”的丁玲来说，在延安整风中遭受一系列的批评，历史问题也使她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但是，或许由于她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或许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也使她相对比较轻松地过了关。整风过后，丁玲仍然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只不过写出来的不再是灰暗低调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在医院中》之类的小说，而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田保霖》等作品。
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一九四八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一九四六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改变，我无法答复，只是说些他的长处。
每当这种时候，都使我为难，我得违心说话。
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他们都不愿多管文艺范畴的问题，都希望由一个人去做算了。
我们何时能大声疾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
“搬石头”一词，在当年土改当中比较流行，意指那些为土改工作设置障碍的人，只有打掉这些人，土改才能进行。丁玲在这里将周扬视为文艺界的需要搬掉的“石头”，其私下里对周扬的成见显然已不可调和。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蒋祖慧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一九四六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
十六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回忆丁玲的文章中，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
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讲话和日记中有所透露：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当时，丁玲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五十四章送呈周扬审阅，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据此，丁玲或陈明都认为，是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五十四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七月十七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八月十三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着长篇创作出国了。
在东北出版后，丁玲仍然希望华北也能出版。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她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特意谈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
一些人在探讨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原因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认为是二人结怨的开始。在我看来，即使在现在，对一部书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多方面的意见都有，实在算不上什么。
我们这样说，倒是颇为符合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信中的看法：“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下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从私下里，丁玲始终不能原谅周扬对这部作品的淡漠，时不时地要就此发发牢骚。一九五一年，丁玲从苏联获得斯大林奖后，在与人的闲谈中，把她对周扬的意见有意无意地表露过：
柯仲平同我闲谈，他从苏联回来时，说起好像大家对我还不错（其中有指到周扬的意思），我即笑说：“我还不是靠了苏联。”因为我的思想中是含有这样的意见，觉得周扬本是不喜欢《桑干河上》的，不同意《桑干河上》出版的。周扬在一九四九年草拟的文艺评奖的目录时，许多书都是一等，而《桑干河上》是二等（后来取消了评奖）。我话中还有对柯仲平的意见，因为他编辑《人民文艺丛书》时，听说周扬同志不同意，就没有看《桑干河上》的稿子。
丁玲这样的牢骚，显然很不明智。因为且不管周扬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这本书，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是允许存在的，丁玲老是这样提，未免显得自己太过小气。在一九五五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酿成的时候，丁玲的一条所谓的罪状是“一本书主义”。丁玲因获得斯大林奖后对周扬的牢骚，也就成为人们给她罗列“一本书主义”的材料。
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陈大会上，田间在发言中就上纲上线地谈到了这一点：
她（指丁玲——引者）几次和我说过，因为《桑干河上》的出版，她对周扬同志不满，好像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不是对党，而是对个人。可是她也和我说过彭真同志对《桑干河上》批评过几句，她也对彭真同志不满，见到彭真同志都不愿打个招呼。可见她不只是对个人、同时是对党不满。他所谓对个人不满，这是一种幌子，同时，她的矛头总是先对准几个同志，例如对准周扬同志。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显然不会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下卷续完）
①在批判丁、陈的作协大会上，当年与冯、丁同在上海的夏衍在发言中说：“今天还有好几位同志可以证明，丁玲同志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普遍的传说，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许国璋英语》和许国璋教授
黄源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国璋英语》风靡整个中国，凡业余初学英语的，几乎人手一册，而许国璋教授本人，则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曾听许国璋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他到上海出席某个会议，坐出租车去虹口，上了车后与司机攀谈起来，不知怎的，那司机聊起了英语学习，后来知道，车里这位并不起眼的长者，就是人们热议的许国璋。于是便很激动，说自己三生有幸，碰到了这位大教授，边说边揿掉计价器，表示不收车费。许教授连说不行，但司机仍坚持己见。许教授再要推辞，那司机却说：
“车费我绝对不收，但我想绕一下道，希望同教授多待一会儿，行吗？”许教授自然答应了他的要求。类似的故事很多，譬如说许国璋教授讲学回国，海关人员一见护照上“许国璋”三字，便呼地围上去向他讨教学习英语的门道。又说许国璋教授去欧洲讲学，上卢森堡的一家“孔夫子饭店”用餐，老板和伙计都自称是他的学生，而许教授却并不认识他们，原来他们是通过许国璋编的教材学的英语。一个学者，其名在寻常百姓间广为流布，其人拥有那么多“粉丝”，在学界“万马齐喑”的特殊年代，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只能归结为独特的许国璋现象了，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四册）发行于一九六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用作各大专院校英语专业教材，直至“文革”爆发。改革开放，激发起全国范围的“外语热”，商务印书馆遂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教材的重印本。因了时代的变迁，观点的更新，编者抽换了内中的二十一篇，并作了相应修订。重印本受到空前热拥，初发时出现排队长龙，几千本书两小时内售空。除了用作大学教材，还被众多英语自学者，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英语培训机构所采用。到一九九六年已重印四十余次。一九九三年，许国璋教授根据自己“以文化信息为重”的新理念，编写出版了《新编许国璋英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重印教材和新编教材，各显特色，相得益彰，民间统称为《许国璋英语》，凡自学英语的都会去购买，街头巷尾，提起英语学习，言必称许国璋。许国璋英语教材前后印发几千万册，盛行中国达三四十年，对我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