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忆芝琛
何蜀
狗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二〇〇六年二月四日下午．北京朋友康国雄打来电话：王芝琛走了。
这是个极不愿意听到，但心里却又明白是时时可能传来的消息。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结识的一些朋友，有许多在书信、电话交流多年后仍未能谋面。芝琛兄就是其中一个。就在二。。五年底，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新年时，他还开玩笑说：你还不来北京，我们可能就见不到面了，我们相识这么几年，连你长什么样儿我都还不知道呢。我当然安慰他‘来日方长”。但我知道他多年的癌症对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始终盼着能看到奇迹出现。听到他说治疗后感觉较好，我就为他高兴。听到他说怕活不到明年了，我就劝他别那样想，别让思想老纠缠在那上面，除了坚持治疗外，只要有精神，还是多想想整理他父亲王芸生录音的事，只要能写就再写点文章。我经常告诉他，我等着看他的新作。
我跟芝琛兄的结识完全是“以文会友”，是由他的文章联系起来的。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北京的朋友刘双（也是至今未曾谋面的朋友）来信问我，他有个朋友有篇稿子，想给我看看能否用在我供职的杂志上。我说行，直接寄来吧，能不能用，看了再说。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红岩春秋》上的《（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因为这篇稿子涉及的历史背景较复杂，我还要查阅核实一些资料，作一些推敲，就先在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编发了芝琛兄的另一篇《王芸生劫中获释之谜》。这是我编发的芝琛兄第一篇稿子。这篇文章马上就被《作家文摘》选登了。芝琛兄很高兴，说他接到了好几个给他谈读后感的电话。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着名的《大公报》
人王芸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王芝琛这位原学理工科的‘哈军工”高才生但退休后却改行研究起《大公报》历史的‘文坛新秀”有了较多的了解。以前我读过全国政仂《文史资料选辑》上王芸生那篇有关《大公报》历史的回忆，通过芝琛兄，我才知道，那原来是王芸老在政治压力下所写的令他终生悔恨的“自诬之作”。
在编《（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
一稿时，我特意查阅了当年的《新华日报》，从当时报道中摘录了一些有关文字加到文稿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称这次大游行为‘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强调应该把爱国与排外分开，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的阴谋活动分开，把政府与其中一部分不满政协会议成果的人分开的客观评价，以及当时《新华日报》按照周恩来“三个分开”的精神所作的客观报道，以使不了解历史的读者和长期以来只见到过对那场‘反苏大游行”的批判性宣传的读者能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更加清楚。芝琛兄完全同意我这样的处理，后来他在将此文收进他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一书时，就用的我作了这样一些编辑处理的修改稿。
此后，我又陆续为《红岩春秋》杂志编发了芝琛兄的《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次庆典——（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2000年第5期），《（大公报）与重庆谈判》（2001年第1期）。芝琛兄的稿子，喜欢用没有格子的白纸写．字大而挺秀．出于书写习惯不时会出现几个繁体字，每篇稿子他都会选配几张照片，照片四角插入衬底的白纸上切出的斜缝里，下面写好说明文字。很可以看出这位理工科高才生做事的条理性。
在编辑芝琛兄的《（大公报）与重庆谈判》一稿时，我看到文稿中引用了当年《大公报》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设宴为毛泽东一行饯行的报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报道中写到了毛泽东在发表即席讲话时，“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我为了准确起见，核对了有关历史资料，发现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庆谈判纪实》一书中转载这篇《大公报》报道时，不加说明地删去了最后毛泽东呼喊那两句口号的文字。然而，同一书中转载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讲话时，却又没有作删节（只是《新华日报》报道中毛泽东呼喊的是“蒋主席万岁”而不是“蒋委员长万岁”）。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芝琛兄，他还不知道有此事，因为他查阅和抄录的是《大公报》上的原文（为了研究《大公报》，他花了不少时间坐图书馆）。我征得芝琛兄的同意，把所发现的这一情况写了几句话加到了文稿中。
为了弄明白《重庆谈判纪实》一书怎么会删去历史文献中的那几句原话．我还特地询问了参与编辑《重庆谈判纪实》一书的原重庆市政协一位离休老干部，老干部坦诚告诉我．那是他删的．他们当时编这部文献书时，思想还不解放，顾虑很多，就删去了《大公报》报道中有关那两个口号的记载。这位老干部是我敬重的前辈，我曾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历史真相被歪曲、篡改的情况，获益非浅。因此想到他当年也曾这样删节历史文献，颇有些感慨。
后来每想到此事，我就难免不会担心，像这种既不作出说明，也不加表示此处有删节的省略号或其他符号的作法，在我们已经出版的历史文献书中究竟还有多少？
遗憾的是，思想不解放的并不只是那位老干部。芝琛兄此文后来收入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百年沧桑》书中时，引用的当年《大公报》那篇报道和一些相关文字都被大段大段地删掉了。芝琛兄对此无可奈何。我也只能安慰他，书能出版就已经不容易了。好在后来芝琛兄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中又把有关内容加进去了。
那时，我和芝琛兄都很喜欢读山西的《黄河》杂志。芝琛兄发表在《黄河》
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上的《（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一文，我读后，给他提出一点小意见，我说，你文章最后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什么不写明是“中国共产党”而只写一个‘党”？这样给人还是个“党天下”、只此一党别无它党的感觉……他回信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这样的写法，当然是受每天广播、电视等影响，而终于“习惯成自然”了。
读芝琛兄的文章，会感到他是个文质彬彬、平和稳重、很含蓄很有分寸感的人，然而跟他通电话时才知道．原来他的性格竟是那样憎爱分明，慷慨激昂，嘻笑怒骂，嫉恶如仇。有时谈起世事来，竟如热血青年一般激情难抑，义愤填膺，甚至会忍不住破口大骂（当然不是骂粗话脏话，最多是“什么东西”、“呸”之类），有时会使我感到在电话那头的不是一个长我十一岁的退休老人，而是个小青年。
我曾奇怪，芝琛兄这位理工科高才生，曾在计算机所工作多年，怎么不会使用电脑？他说，他只是搞理论的。不过后来他也还是用起了电脑，只是因为病的折磨，他很少自己打字，而找了单元楼内一位保安小青年帮忙，这也使我们的联系方便多了。有些文章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互相传送了。
芝琛兄住在木樨地那幢着名的‘部长楼”，那原是分配给他父亲住的。他父亲去世前，曾和他作过很多交谈，他录了不少音，其中特别是谈到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谈到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的结识经过及对那些人和事的评价。我一再鼓励芝琛兄抓紧把那些录音整理出来。可是没想到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他的病情就越来越重了，而且这病已经使他几乎是倾家荡产，因为他要靠打一种非常昂贵的进口针药来与癌魔搏斗，维持生命。一些老《大公报》人知道了他的病情，曾自愿集资要为他治病，他婉拒了。一次他在电话中对我谈起此事，说，我怎么能要他们的钱呢？
他们没有谁是富翁……
我知道芝琛兄的一些情况后，便给他介绍了我近年结识的一位忘年朋友康国雄（我为他整理出版了他的口述自传《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老先生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在北京又正住在芝琛兄的对面，两家只隔一条马路，再加上康老先生的父亲康心如也是报人出身，当年曾任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与芝琛兄的父亲王芸生有过交往。于是他们两人很快也就成了朋友。芝琛兄的一些病情，我就是听康老先生来电话讲的。因为我在电话中不好老向芝琛兄打听病情。听康老先生说，春节初一那天他接到芝琛兄的电话，说想吐，康老先生还赶紧去想法给他买了药，又打电话问了医生：初二时听芝琛兄说好些了…
芝琛兄近年在不少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山东画报出版社十二月出版的第四十四辑《老照片》上那篇《“哈军工”琐忆》，恐怕要算他的绝笔吧。此文让我了解到他当年在那所“军事工程学院”中的心境和遭遇。像他这样‘另类”出身的文化人，要想通过“思想改造”而“脱胎换骨”，得到‘革命阵营”的接纳和信任，显然比登天更难。他的那些经历和遭遇，可能就是后来促使他下决心研究《大公报》
历史的动力之一吧。
可惜的是，他还有多少该写想写的还没有写出来。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父亲留下的那些口述录音，也还没有全部整理出来。他曾多次说过，希望命运能多给他几年时间。他并不是想多活几年享受什么，而只是想着要把有关他父亲和《大公报》的许多历史事实整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我能想到，他在最后的时刻，心中会有多么大的遗憾……不过我又想，历史总是充满遗憾的，但历史也总是会不断前进的。
半个世纪前的烟云
杨苡
一九五九年到今天恰恰是半个世纪．那年我刚满四十岁，正是胸怀壮志的年龄段。我曾经在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不太短的儿童文学——《北京——莫斯科》，在那个年代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之后在我敬佩的作家严文井的鼓励下便尝试着在儿童文学园地开始耕耘起来。只不过是仅仅写了三篇，第一篇《耳报大队长》很快被《人民文学》采用，另两篇《成问题的故事》和《在电影院里》也连续被江苏省刊物《雨花》发表。过了一年多我才听说当时的连续发表是为了批判，因为又一个运动即将到来，正好拿我“开刀”，而对此我却茫然无知。
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黄衣青老师找到我家，给我看何艳蓉画的一组儿童画小样。那一幅幅富有生活气息民族风味的十分生动有趣的画面吸引了我，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从小的志愿是当画家的．何况本来又喜欢小娃娃。当时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为这些画配上一组儿歌，我当然太愿意了，我觉得孩子们需要有教育意义的好儿歌。但是我已经被开过三次批判会了，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文学创作了．更说不上出书或再在报刊上发表什么。黄老师却说：“那是你们这边的事，跟我们上海少儿社没关系。”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永远感谢黄老师对我的鼓励！
《自己的事自己做》就这样出版了，而且意外地获得“建国十年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之一。当时不过是一纸通知和好些本少儿社出版的获奖书，这在当年是很令我振奋的，当然我知道这是由于画家的作品真的很棒．而我不过是受那些画的启发配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诗而已。
没想到这本小书还不停地再版，后来又出版了很多开本更小的农村版小册子，居然畅销到七八十万册。后来可能是要适应当时形势吧，书名改成《我来学着把事做》，我也无所谓，我想大概是怕人挑剔，无限上纲，被说成宣扬个人第一主义吧？
以后出版社又请何艳蓉重新画了一种洋味的娃娃形象．当然也很好看．但为什么要改，是否必须改，我也不明白。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有家最大的糖果厂还曾用《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原来的画面做过包奶糖的糖纸（好像就是后来的“大白兔奶糖”）。我每想起当年那带红边的“自己的事自己做”的糖纸，就后悔当初怎么没想到留个十来张作为纪念，如今却无处寻觅了！
当年让我们知识分子松一口气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那一段岁月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九六六年，即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的浩劫到来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我的处境才开始有些改变。虽然那时我还在江苏省句容农场（我所属高等学府的校办农场）靠边劳动，却已不再被‘严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全消失了，但其中一张用十分工整的字抄写的‘揭发”
我的大字报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张大字报揭发《自己的事自己做》“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就要把我打成‘恶攻”
或‘现行”了（即“恶毒攻击”和“现行反革命”）。那时虽然有点胆战心惊，但也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老话，分辩也没用，只能沉默。到了一九七二年，负责农场邮件收发的‘革命同志”交给我他们已检查过的一包书，里面是北京外文局出版的几种外文版的《自己的事自己做》，也附了原书一册。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我在第一行便犯了大忌，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只能怪自己太缺乏政治敏感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被调回城里学校本部，又是一场戏居性的斥骂一通的所谓“批判”之后再被宣布“解放”。第二年五月我借口去上海探亲，实际上去看望还没被‘解放”的巴金、罗荪等老友。这时我也曾打听过何艳蓉的情况，却无从打听。原以为我们注定是缘吝一面了，却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编辑部的谭萌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何女士同黄老师都在上海，这真使我这九十岁老人激动了好几天！我想这本即将重见天日的小书一定会让我们‘后会有期”，这就叫‘缘分”！
拉杂地写了一些感想，无非是想说说《自己的事自己做》的来龙去脉，也是真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至于那个荒诞的年代，什么样的荒诞事情都会发生的。幸运的是，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而我们还活着。
2010年三八妇女节写完
你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哭巧珍
述弢
手边有一封信，还有几则写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读之不免心酸掉泪，如是者三。
兹摘录其中一二如下。
你好！真对不起，迟迟（未）回信，请原谅。这封回信好难写，提笔有千斤重，思绪万千理不出头绪，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岁月流逝也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再来写她的逆遇、磨难及她求生不能的逝去，残酷的现实我几十年来都难以淡去。巧妹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竟会招来杀身之祸。三十二岁，两个孩子的母亲．绝不会轻易走绝路．是社会容不了她，她的逝去的后患遗（贻）害了身边及在汉的亲人。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五六岁时两姐弟才送来汉口我身边。两孩聪明可爱，模样也像妈妈。小学在汉借读，初中就不行了，那个年代的规定死板，不能通融，又只好送回其夫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