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伯希和没有去敦煌
萧文泉
大约两年前，声望卓着的法兰西学院和法国金石典籍学院联合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国际会议，学界名人耆宿聚集一堂，纪念一个‘小偷”和‘文化盗贼”，而这个盗贼偷盗的东西是中国的无价国宝。大概我们驻法国的记者们消息闭塞，这样一个公然的挑衅行为居然在中国的媒体上没有任何报道。如果当时在国内的大小报纸和网上有所提及，肯定会激发起比拍卖圆明园的兽头所导致的更狂热的抗议浪潮。
然而，这次也可能不是驻法记者们集体失职，因为这个偷盗案本身也颇有说不清的地方。
法国人纪念的是他们的文化英雄，汉名伯希和，然而正是这个被称为历来最博学的汉学家犯下了难以得到中国人宽恕的偷盗罪，因为他偷盗的是比圆明园的那些兽型水龙头珍贵何止万倍的敦煌文书。
国内至今发表和出版的任何关于敦煌的文章书籍，都众口一词地称他为‘文化盗贼”，“以欺骗手段从王道士那里骗去了珍贵文物”。而且，还有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最具权威性地给整个事件下了定论：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伤心者，盖因宝物遭窃流落海外也，则伯希和之罪明矣，这句名言现在镌刻在敦煌研究院门口的巨石上，在世人眼里，是把包括伯希和在内的敦煌盗宝者的罪行昭示天下了。
不过，陈寅恪的这句话虽然都被引用烂了，引用者们大概都没有读过其出处的原文。如果把原文《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一下，我们会看到，陈寅恪写下这句话的原意竟不是我们的引用者们想要它表达的意思。在这句话前陈先生写道：“或日，”这是传统文章作法的老套路，他是在假设别人的意见或例举流行的看法，以转折引出自己的论点。所以陈先生接着马上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要表达的意见恰恰是，不必妄自伤心，留在国内的敦煌文卷也不是别人检尽的垃圾，其中不乏富有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陈先生作此文时恐怕梦想不到后人会把他所否定的意见当作他的语录大书特书。
不过，论者会说，尽管陈寅恪认为留存国内的敦煌文书也非常有价值，他并没有否定宝物遭过劫呀！另一位陈先生的着作的题目不是明示有大劫吗？敦煌无疑是遭受过大劫，只是盗贼是谁呢？谁应该为敦煌的劫难负责呢？
起伯希和于地下，他或许会辩解说，他是花了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那里买到了六干卷敦煌文书，所花的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十三万左右。当然，这个价格现在看起来低得可笑，但是伯希和挺委屈的，当时他没少为这笔经费的支出受法国国内舆论的责难，他的同胞指斥他浪费国家大笔经费买来了假古董。伯希和还会说，他在做这笔买卖时确也没有仗势欺市．双方是两厢情愿成交的．如果现在有人在潘家园花两百元买到了一部宋版书，别人会指责买家是骗子吗？
当然这样的辩解是说服不了人的，问题不是付的价格的高低，而是把我们的宝贝运到国外去了。我们国家是禁止古物出境的。不过，将出土文物定为国家财产而禁止外人收购的法律是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颁布的，能以几十年后生效的法律来控告伯希和在一九〇八年的行为吗？没有一个律师和法官会这么认为。不过，说到底，伯希和一案实际上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题。
在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后，他也曾报官，他也曾风尘仆仆地将那些古代抄本送给当地的士绅达人们看，没人认为这些陈纸烂卷有什么价值。最先闻到风声的斯坦因从历史的久远明白这是一个宝库，尽管他的汉学学识并不能让他真正认识这些古文书的学术价值，他还是肯出两百两银子来买走藏经洞里的八干卷文书，当时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到这样做。既不是名人字画，又没有古版善本，值得那么费心费力吗？
伯希和的来到一下子改变了敦煌古卷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他没有像斯坦因那样漠视敦煌背后的老大帝国，带着他的斩获从漠北一走了事。伯希和特地到北京展示他得到的敦煌古卷，并和中国的学者交流他的读卷心得。写敦煌史的人常常作诛心之论，说伯希和急着向中国学术界显示他的成果是为了提高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地位。但这至少表明这个法国人很在乎中国学者的意见和看法，而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罗振玉等人正是因为伯希和的来到才震惊于敦煌古卷罕世无双的价值，急忙向政府呼吁保护国宝，这才有了敦煌古卷在中国的收藏和研究。
伯希和得到的敦煌古卷是敦煌宝藏中的精华，他将这六干卷古文书视若拱璧，纤毫未损地带到了法国，法人将它们奉为国宝，什袭珍藏。至今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专藏。
那些没有给伯希和带走的卷子的命运如何呢？自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他经常选一些精品送人以引起有权势人士对这些中古文书的重视，陆陆续续一直有卷子散出敦煌落到当地的士绅官吏手里。伯希和在北京显示了敦煌文书的真正价值后，中国政府终于下令将所有剩下的宝贝运到首都来收藏，这时大家知道这些破文书的价值了，灾难也就接着来了。好多精美完整的写本被压下不上交，以便以后牟利：漫长的运送路上，捆载在大车上的古卷不断被盗：更可恶的是两个押运官员监守自盗，到了北京先将货物存在自己的家里，偷得个不亦乐乎，想偷的都偷完了后才上交给官府收藏，总共四万多卷敦煌古文书，最后只剩下八干余卷入藏。所有这些被中国人自己偷盗走的敦煌文书现在大多都没有了，消失了。我们没法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珍贵的古书抄本或有什么可以改变当今研究结论的史料文件。这是两名给敦煌古文书造成真正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的盗贼．但是今天在为敦煌遭劫而痛心愤慨的国人中有几个人能说出这两个中国盗贼的名字？
然而，有人或许还是会说，这里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的宝贝，我们自己撕掉烧掉毁掉都可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外国人拿去珍藏。如果这样想，那就不是个感情问题而是一个情绪问题了。
伯希和买走我们的宝物，确实令人痛心。但是，让我们假使一下，倘若伯希和没有去敦煌。我们的这些宝贝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它们先是会在无人重视的状况下渐渐流散。倘若靠着量多，七八年后在敦煌的洞里还存有不少古文书的话，那么，当一九二一年那五百名流亡的白俄大兵被中国地方官员安排暂居到敦煌洞窟时，他们拆佛窟的门窗烧火，涂抹壁画砍削雕像取乐，当然不会放过那堆旧书卷，准定会把藏经洞里的旧纸卷用来取火。
即便能躲过白俄士兵粗野的手，以后的几十年里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乱等着在那里肆虐，中国的土地上从来就不缺像孙殿英这样的兵匪，只要闻到了财宝的气息，一个小连长就能把洞里的货物抢掠得干干净净。
如果熬到了一九四九年，天下太平了，兵火之灾是没有了。但是倘若这些写卷没有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而是留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的话．它们能逃过红卫兵的一把火吗？它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的宣传品，该当成为革命的对象。
假定所有这一切灾难竟都没有毁掉我们的敦煌宝贝，假如敦煌文书幸而都早早地入藏到了当地的某个图书馆博物馆里了，这些稀世珍宝肯定就能保全下来了。可是也正是因为它们太珍贵了，当代的研究者们爱好者们能不能想看就看得到它们了呢？经济要发展，文化来搭台，收藏者按照目下的惯例，对来查阅的，对来联系影印出版的，都会课以高额资料使用费。有项目经费的或有善款资助的专业研究者和出版者，或许还有法可想，贫寒学子，那可只好望库兴叹了。也难怪收藏者们这样忘义逐利，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少，从业者要吃饭，就得因藏制宜了。
以上都是假使，伯希和去了敦煌的事实是改变不了了，不过，他拿去的敦煌文书倒也没有就此与国人无缘了。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敦煌写卷八干多卷都被制成数字化的图像放在他们的网站上，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随时上网免费浏览研读这些千年古卷。而且，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合作出版法藏敦煌文书的规划也已完成，当年伯希和捆载而去的所有古写本以影印本的形式回到我们的书架上了。
有趣的是，伯希和在我们国家里背着“盗贼”的恶名，他在西方的汉学界里的外号却是‘警察”，因为学界的同道们对他的严厉学术评判都且敬且惧。以伯希和惊人的博学，任何虚假或低劣的学术成果都难逃他尖刻而无情的批判，西方汉学能达到高水准，和伯希和在他主编的《通报》学刊里维持的学术高标准分不开。同样博学而眼界高的我们的陈寅恪先生对这位伯希和先生也是颇为尊重的。
自伯希和登上敦煌的干佛洞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何止于敦煌文书，何止于江河上下几千年积累的文物宝藏，这痛失国粹的责任该归之于谁呢？归罪于外国人，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是最方便也是最能安抚伤口的做法，但是这就真正能把历史厘清了吗？在把一切外国势力和绝大多数的外国人都赶出了中国的一九六六年，北京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普查时确定的六干八百四十三处文物，两个月里被毁掉了四千九百二十二处，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疯狂的破坏呢？当然，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进步了。然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是看它有没有勇气和理智来直面自己的历史，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伯希和是个过去的人物，不管他在西方汉学界有什么样的崇高地位，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进程中毕竟只扮了个微小角色，怎样评介他并不重要，知道我们应该为敦煌伤心什么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