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扑比赛有一条规矩，优胜者得由在当地举行比赛的最高行政官知事或知府颁奖。还有一条是举行相扑比赛的圆台是不许可女人上去的。多少年以来，两条规矩相安无事，偏偏前两年在大阪举行的一次比赛，它们却撞到了一起：大阪知府是个女同志，且女知府有意对优胜运动员颁发奖杯。消息一传出，日本大相扑协会哗然，坚决抵制。日本社会的一帮女权主义者也不示弱，认为时代不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宪法上都说人人平等，网台不让女人上去就是歧视妇女，藐视宪法。这事一度闹成了日本的“焦点访谈”，但在日本的大相扑协会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古老王国前，女知府还是得低下她那优雅如天鹅似的脖子。
日本是民主国家，可在国会议员里有很多是子承父业，就是说老爸死了，这议员空缺由儿子、女儿顶上。据有人梳理，国会议员当中，二世、三世议员竟然占了近1/3。像田中角荣换成了他女儿田中纪子，小渊惠三换成了他女儿小渊优子，石原慎太郎则换成了他儿子石原伸晃等等。虽说他们也走了选举程序，不会空降进国会，但这些华丽家族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远比一般阶层更能影响、渗透国会……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守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的诸多东西里，最具封闭性、保守性，因而也最具破坏性的是天皇制。
天皇制下，普天下为一个共荣共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非亲属集团。昭和时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天皇制来推行其气焰熏天的侵略计划，而绝大部分国民则依据其对天皇的绝对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接受侵略战争的意识，在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甚至在原子弹已经爆炸在列岛上空，整个国家的命运陷于绝境之时，对于是否投降，许多人的心里依然是天皇的一纸诏书。直至战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稳定局势，安定国民，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问题，既是日本有富士山之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十指连心的文化问题。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未能保持住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那一片不无天真、不无浪漫的执着的劲头，相反，竞走向了祸及亚洲最后殃及自身存亡的一场战争浩劫，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亦是重要的原因。
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歧路。
彼岸的开放最终是畸形的。
此岸白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高唱人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呢？
打洋务运动起，这100多年来，中国并不是开放不够，外国有什么东西没有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呢？特别是当今，在纽约、巴黎、香港这些人气如虹的国际大都会里，有什么玩意在此炫目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如今遍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有些广场只是一个摆设，准确地说，它不是给市民休闲提供的，而是给官员们或官员们将要陪同而来的更大的官员们准备的，站在市府的主楼上看下去，他们的心情大抵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宫的窗户里看到花园里最好的景致一样。有专家评论说，“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便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唐诗宋词里水灵灵、烟蔼蔼的乡村田园，也正在失传。有一年中国小说学会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该会会长冯骥才先生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它们的社区叫做颐和园、豫园、五羊城？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却千篇一律地充斥着“岁马花同”、“威尼斯花园”、“巴黎的春天”？为什么本来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他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
畸形的开放（四）
在日本的感觉恰恰与此相反。
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两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气住了1000余年。在这两个城市有不少古迹，仅京都的寺庙、神社、神宫就有1000余所。历届政府从来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了它们，京都就会慢慢失去记忆，乃至终于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坚持少建高楼，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难或有其他原因需拆迁住房，可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由政府帮助解决。无论是奈良的现存完全用木料建成、日本寺庙北海道神官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东大寺，还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数百年前的1日行宫，无不保留完好，建筑里里外外包括外墙上，居然一尘不染，用手摸不到星点灰尘。我还惊讶于在我到过的寺院、神社，连高阔的檐下梁间，也用一片片细细的丝网蒙住，以免鸟雀飞进污渍……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与国人心目中总是充满着暴戾、骄横之气的截然不同的日本，那便是对天地、对山水、对历史的一颗敬畏之心。
在日本，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魅力不在于大兴土木与无休止地追赶，相反地在于精心地保留历史，以及生活拥有黎明时果同般的宁静。
中西文化——后者既包括几十年前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化，也包括时下的从麦当劳、出BA到好莱坞的西方商业文化，两者间在中华大地上一次次激烈碰撞，中国文化被冲击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她曾经有过的坦荡心灵早已坠落，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而代之以沙尘暴一样弥漫、粗砺的精神空间。
有儒家吗？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恕、仁道，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下人们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与之相反，冷漠已成了一种蔓延社会各个角落的“禽流感”：冷漠商家，冷漠企业，冷漠衙门，冷漠医院，冷漠大夫，冷漠老板，冷漠官员，冷漠邻里，冷漠路人，冷漠媒体，冷漠词汇……
有道家吗？“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般的旷达超然心境，在翻涌着心计、韬晦、急功近利得恨不能早上破土晚上就能分钱的欲望之河前，多已成了遥远的田同牧歌式的记忆……有佛教吗？如果在求神拜佛、避凶呈祥外，真还有着教义上的深人人心，那个小个子的雷锋便不会总随春天而来，又随春天而去。
即使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或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赝品，但还应该有理想。
说起理想，我想起了乡贤方志敏——这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被敌对的营垒投进大牢，仍对祖国怀着一腔赤忱，居然像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不朽的《可爱的中国》。他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锒铛的铁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寒酸与颓气，脸上洋溢着天使一般的圣洁光辉……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
刺激的粉腿肉体，今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却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邃，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100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比起那些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中国人似乎更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的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两岸的皇帝们（一）
与两方民族比起来，中日两个民族都缺乏根深蒂同的宗教信仰。
现代日本人出生时去神社、神宫求神问卜，结婚时去教堂，死亡时却行佛教诵经仪式，他们只是接受外来宗教的仪式，在内心还是受本国传统的影响。现代中国人里，真正有宗教信仰者极少，多是临时抱佛脚。所谓“临时”，一是人生有难，二是命运有坎，倘若他们四肢强健，财运官运亨通，他们是少有到寺庙里进香添火的，即使有人去了，也多是去还愿。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实用主义的精神。
宗教在大洋两岸的命运也都饱经磨难，乃至九死一生。
在中国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打压儒学；唐朝后期武宗皇帝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勒令僧尼还俗，以限制佛教的发展；清初极为残酷的禁教运动，清末波及各地的反教会案；五四时期“打倒孑L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同一切宗教信仰和传统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等。
在日本，在佛教传人之初也发生过天皇下令把佛像扔到河里、烧毁供佛殿堂的事。幕府时期强行禁止基督教，对基督教徒实行镇压和迫害。1597年，按丰村秀吉之命，6名外国传教士及20名日本人信徒，其中有若干名儿童，在长崎遭处决。1622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12名船员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信徒及遭此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55名，该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大殉教”。即使是在开放了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度实行“废佛（教）毁释（迦）”政策，列岛许多地方出现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勒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的野蛮行径。
缺乏根深蒂同的宗教信仰，并非说没有宗教或类似宗教感情的宣泄。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排斥一种思想和信仰，正是为着树立另一种思想和信仰。20世纪里，中日两个民族，有很长一段岁月对某个活着的统治者或某一思想表现出的宗教般狂热，都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严重不安。1966年12月25日，教皇保岁六世的圣诞祈祷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将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白“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小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公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