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5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又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日渐无心顾及。
龀后不到两年，中国天翻地覆、江山易主。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此前不久，美国陆军部长亚岁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为了打赢这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美国极力张岁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在邀请北京、台湾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随即就驴下坡，满脸波诡云谲，提出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去决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此后，吉田政府以考虑为由，一直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蓄意拖延，企图搁浅。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的回答是：“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账不依不饶的勇气，但白“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3000入，拘禁了8000人，总刑期超过10000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黄世仁追债（四）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做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十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本国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该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意味着在与日本人谈判的一副牌里，最大的一张王牌被美国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将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与海峡哪边中国人缔约问题上更为主动……
1952年3月25日蒋介石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鱼儿急于上钩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黄世仁千真万确怕起杨白劳来，蒋介石身心憔悴，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时双方在和约上签字，此时距1日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最后，在双方签定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一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日本人真是美国人的影子。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月，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的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后者，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便意味着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数额可能将会相当大。田中指望中国高抬贵手，并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日本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为了打探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可能的争执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1975年，竹人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在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十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
竹人义胜原以为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肯定会有一番讨价还价，但在中方草案的第七条里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与竹人义胜看过的草案比较，正文只有个别改动，即将第七条里的“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
战后，亚洲其他受害国家都得到了战争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1972年9月，周恩来和来华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公报美国、苏联更是大赢家，日本投降后，苏联除将列岛上大量的各种物资与设备运回本国，又占领了日本北方的色丹、国后、择捉、齿舞群岛四岛。美国则是军队开进列岛，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了日本，许多年里成了日本事实上唯命是从的主子。
中国也不是没拿到一个子儿。1948年及次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横须贺港接收日本的赔偿物资，共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000余箱，全部价值仅为2250万美元。每条船的货值不过100万美元左右，虽然运走的不会是盟军大轰炸过后的一片废铜烂铁，但其价值也不会高出废铜烂铁很多。
暗暗的期许（一）
巾国也称为战胜国，却未要日本付出什么伤筋动骨的代价。
尽管内心里在赔偿问题上有几分无奈，总体上表现的还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风范。
这是因为文化血脉里与过去的日本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是因为对未来的日本始终存有某种暗暗的期许？
晴暗的期许肯定是有的。
1949年1月，把包袱甩给副总统李宗仁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下野。他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回到了奉化老家。他心里明白，眼看共产党军队就要打过长汀，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待不了多久，他必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问题。
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一口标准的英语；孔祥熙、宋子文也在那里置了大量产业，去美国居住比较方便。但想到美政界要人大多不喜欢他，作为流亡者去美国恐遭奚落，于是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去日本。他早年在日本待过，懂日语，对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比较了解，生活也很习惯，再加上战后，他顶着压力释放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战犯，日本人对他很感激，他自信流亡日本，日本人会欢迎。此外，台湾离日本较近，一旦台湾也危如悬卵，跑起来很方便。
同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要其尽快回国，有要事相商，而且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停留，径直前往奉化溪口。
4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以往蒋介石接见部属，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身边要员均参与。此次例外了，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朱说：“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军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国军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精神。这说明，我们国军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国政府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
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十预政务，又屡逼我JL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十脆就长住日本了。”
蒋介石又说：“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事情。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皇室一位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有会客室、花同、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000美元。
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几家大报，纷纷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在他逃到台湾后，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又发生“挂旗事件”（即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饵，电召朱回台。感到凶多吉少的朱世明，深知是饵，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不久，台湾方面派特务暗中追到叶山，将朱害死。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诲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台湾惊魂甫定，蒋介石无需去日本了。他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新贵。
蒋介石曾打算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本人与极少数心腹知道。2003年9月，此事过去54年之后，才由其当年的秘书之一周宏涛在台湾说出来。
如此看来，嘴里总说国军要好好学习武士道精神的蒋介石，这武士道对他来说却是嘴里临睡前可以拆下来的一副假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在押的日本战犯1000余名，绝大部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暗暗的期许（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