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东北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指示说：“对外要严加警戒，确保战犯们的安全。不能出现一个逃走者，一个死亡者。对内要宽松，不殴打，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和习惯，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根据这个指示，管理所为战犯做大米饭，按照将官、佐官、尉官以下分为三级制作各种副食。而看守们，无论十部还是士兵，经常吃的是高梁米饭和白菜汤。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都吃过日军的苦头，有的亲属被日军残杀。通过所长、副所长不断进行的思想教育，看守、医师、护士、炊事员等工作人员终于接受这些战犯，并为贯彻周总理的指示而竭尽全力。
对于有重大战争犯罪行为的佐官以上的70名战犯，东北公安部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1955年末，他们去北京汇报时，在中南海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如下指示：“关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不要有一个死刑，不要有一个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也要尽可能减少。起诉书一定要清楚地写明基本罪行。罪行不确实不能起诉。普通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回到抚顺后，在内部传达了这个指示。但许多了解战犯罪状的十部想不通，为此领导们再次进京，反映十部们的情绪。据说这时周恩来回答说：“不是部下不能接受，是你们不接受吧。如果你们想通了，部下自然就会接受。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20年后你们也许会理解中央决定的正确。”
在公开判决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让战犯们参观新中国社会的计划。全体战犯分为三批，第一批从1956年2月末开始，去近处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第二批从4月中旬开始，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第三批则到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历时一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战犯复归社会而进行的修学旅行。1956年6月，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做出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法庭从6月到8月开庭。1017名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土屋芳雄、岛村三郎、富永正三等人。45名被判有罪，刑期为8至20年徒刑，刑期从成为俘虏或是战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到了1964年4月9日，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并回国完毕。
一个名叫岩川隆的日本人，把被各国政府以“反人道罪”追究的日本B、C级战犯（残酷行为的命令者、实行者）的情况制成了一张表——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围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暗暗的期许（三）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有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1994-1998这5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港湾建设的15%，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白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两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畀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戴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1000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赢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闲。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毋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人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午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纳就下线了200万辆……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升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做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1日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工1，速率1.544出。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出，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白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前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纠葛从来存在（一）
其实，巾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巾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巾国人眼里的“汉奸”。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的民间性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他们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巾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在一般的日本巾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巾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