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决心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在1947年的宪法里，告之以世界：一、不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二、只拥有最基本的自卫力量。这部宪法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目前，日本的国防经费虽说已居世界第二，但自卫队的兵员只有二十几万，保家卫国大抵还要靠美国人罩着。日本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让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当时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诉新闻媒体说：“日本当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只不过现在日本还没有去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够支持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门所掌握的技术已十分先进，但这只老虎就是出不了笼子。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则，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有资料最示，目前日本国内有能力进行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着名企业，都拥有很强的尖端武器生产能力。但贸另大国的日本，几乎什么都出口过，就是没出口过一枪一弹。此外，还限制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舰和远距离轰炸机等。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上，开不出火红的鸡冠花。大和民族对于侵略历史还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会产生这些原则。虽然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一直想突破它们，可迄今为止它们仍在生效。
在道歉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这样做了。其中主要的有——《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日，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显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由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入，让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着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270第十章无形战场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开馆后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和平、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说日本的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白诩白醉为“圣战”的历史。
政治家与政客（三）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灵魂上有病昀并不仅是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日本的政治家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大都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奉迎一个1日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为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倍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同，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吗？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足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1970年12月7日，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中国人不妨扪心白问，我们对自己国土上曾经发生的种种罪孽做过全民族性的反省吗？一轮轮的“迫害者”，对一茬茬的“受害者”有过哪怕是口头上的谢罪吗？
至今为止，其实不要说反省、谢罪，在历史龟裂的河床上，它们有很多还只是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此外，熟悉战后德国历史的人知道，德国的反省与谢罪也并不一帆风顺。
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在此4年零3个月里共处死110多万犹太平民、苏军战俘及波兰人的8000余名党卫军中，战后也只有1/10的人受到审判。在德国国内，战后也一直存在否认奥斯威辛大屠杀的舆论，认为所谓的毒气室、焚尸炉只是某些变态了的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更无须说今天绿荫如盖的德国，天蓝水蓝、鸟鸣流啭的欧洲，还有光着脑袋的新纳粹势力如秃鹫黑色的影子，不时在街头倏然一闪……
60年前的2月13日，即德国投降前3个月，德瑞斯登被盟军飞机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有说是35000人，有说是10万人，至今没有定论。60年后的这一天，这座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出现了3股人潮：上千的市民胸前插上白玫瑰，他们默哀死者，祈祷和平；有翼分子游行，强烈要求美英两国承认罪行；左翼分子聚会，反对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潮，其实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话语权。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入掏钱（一）
日本国民中，近些年来对巾国持有种种令其不安看法的有不少，但依然对巾国抱好感或理解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一件颇为感人的个案是一位叫刘惠明的巾国人亲身经历的。
1998年，刘惠明赴日本学习法律。由于熟悉巾日两国法律，又通日文，被在国内已名闻遐迩的王选请去负责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法律文书的翻译工作，从此开始接触巾国民间对日诉讼。此后，刘惠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周福菊（前右），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二）、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二）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明又陆续接触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损害赔偿，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等一系列诉讼，并结识了已年愈古稀、在日本法律界享有盛誉的尾山宏律师，他在这些诉讼案的律师团里起着召集人作用。在日本，这是一个专门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现有300多位律师成员。8年来，他们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仅尾山宏就20多次来到中国。
2001年刘惠明学成回国，在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离开日本前，尾山宏找到他，让他担任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的中方联络人（胡注：南京大屠杀中，19岁的李秀英被3名日本士兵砍刺37刀。在鼓楼医院经美国大夫岁伯特·威尔逊救治，得以保住性命，但失去了腹中的孩子。1998年11月，《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在日本初版，该书的一个要点是李秀英不是由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此，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诉该书怍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展转出版社名誉侵权）。在整个诉讼期间，刘惠明主要负责中日双方法律文书的翻译，协同日本律师在中国方面的取证等工作。
日本辩护团曾经向刘惠明提起过报酬的事情，刘惠明拒绝了。为了表示感谢，日本律师们每次来中国，就给刘惠明带一瓶日本清酒；而作为礼节，刘惠明每次都请日本律师吃一顿饭。
做李秀英的案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次给日本方面发去各种相关法律材料，刘惠明都会格外仔细地审看3遍以上，因为在接到材料后，每一个日本律师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妥或疑问，就会立即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进行询问和核实。
在日本的庭审中，很少出现像美国法庭上那样唇枪舌剑的当庭辩论，几乎所有的辩论都通过提交的答辩词体现。因此，答辩词，即日本律师所说的“准备书面”成为了最重要的诉讼手段。日方律师一共撰写了11次“准备书面”，每次都在20页左右，力求将答辩阐述得面面俱到。在2001年12月21日的一份“准备书面”里，日方律师仅仅论述“评论历史材料也构成名誉侵权”这一观点，就用了26页的篇幅。
在东京地方法院一、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之后，被告方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导田仁郎等5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松村俊夫、相泽宏明及展转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
由此，刘惠明对日本律师的认真细致和对法律业务的钻研能力深感佩服，这也难怪，在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为1%，即每年获得律师资格的只有1000人左右。让刘惠明更觉钦佩的是，因为日中丙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原告们的费用仅靠日本各界人士的募捐还不够，不是部分则由律师团补足，律师们来中国取证也是白掏腰包。在8年时间里，律师团已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在进项可谓寸阴寸金的日本律师界，却有这么多律师愿意倒贴钞票，而且耗费大量精力，帮助中国民间对自己的国家索赔诉讼。
刘惠明就此事问过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他是日本法律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也在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土屋说，他们这样做，首先是出于正义与公平的最高原则，作为律师，天经地义地要帮助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索要曾经受到蹂躏和残暴伤害的人权；其次，日本律师也并不仅为了中国人，更为了日本人。只有解决好战争遗留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向前看，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
刘惠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无偿帮助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律师们，在本质上都是人权斗士。
他还有一个印象是，就他这些年与日本人的接触来讲，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知道侵华日军的所作所为。但当他们得知真相后，总是非常震惊，并诚挚地表示道歉。
（见《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中日友好，先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也据报载，王选——这个让日本十分头痛的中国女人，8年来总拉着上百名早年受过日本人侮辱与折磨的老头老太太在两国间来回打官司，她的经济来源也大抵是出自于日本各界人士的捐赠。
认为日本应该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有识之士，其际遇在国内并不像遭到追捕的杜丘。他们仍然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白1995年起就担任日本“中国人真正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秘书长的渡边春已先生，不久前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的“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