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豢养了多少年的“大恶”，他们还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难以观赏更难引进铁笼子里的“大恶”。在一个民族危难的特殊时刻，这些“大恶”得以释放出来，至少证明在中国是如此——历史的一面有着多少光明与温暖，另一面便一定有着多少阴暗与卑劣！
在下层汉奸中，除了少数在“落水”前已是流氓、无赖、兵痞者外，多数人本是中华民国的良民顺民。日本人往往利用后者的贫穷、饥饿，还利用中华民国某些地方政府的麻术与无能来诱惑或威胁他们参加汉奸组织，或汉奸活动。这一手段不仅在贫瘠苦寒的华扎大地上攻无不克，就是在锦绣江南也屡试不爽。
刘震云在自己的一部带有浓厚写实风格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写到：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1945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据说，这一段时间在河南，至少有50000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
《东史郎日记》也有内容证实了当年河南的情形——
河南，汲县。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庆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
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附带说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带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比长期失业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贫困的北方农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间。这里的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屉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答应提供就业机会，答应提供保护，答应向更高的一个阶层进行推荐，而他们索要报酬却不是直接的，马上兑现的，就好像将钱存人了银行，不愁在今后取出来时不附上一笔利息。”
1999午，以99岁高龄征婚而陡然成了国内新闻人物的章克标老人，抗战时期也是一个“落水”人物。先在日伪掌管的报纸当资料翻译，曾代表报社赴日参加“东亚操觚者恳谈会”。以后又在汪伪政权任宣传部科长、司长帮办（相当副司长）、伪《浙江日报》总编辑、社长（日本投降前主动卸去伪职），其间再度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999年，章克标老人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挥手》，书中有一段对当年“落水”心态剖析的文字，值得照录——
我单个人在南京，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陷落在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就是了。只是自己决心不大，勇气不是，否则要脱出去也是没多大困难的。确实也曾有许多人，脱身出去找寻到了正确道路了。但大多数人，我们在汪伪组织任职的中下级工作者，大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而且是罪恶的事，是为了生活吃饭问题而来做工作的，心里虽不顺遂，却是认为由于是生活压迫，也不过如做小偷做强盗一样，不过没有像小偷强盗那样的危险和明显地直接损害人民，以此来自己宽解。有时也会发生自责之念，但过后也就自己麻痹了。一方面也有个比较，以为既然别人如此，自己不过跟着去做，这是可以原谅的，来自己曲谅自己，自己麻痹自己，自己宽慰自己。既然同一路道的人不少，全都有这种心情，也很容易一天天糊里糊涂过去了。这样的一批人，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可以不必吐露心曲，而在行动、行为上表示出来，都能相互理解。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九）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着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像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长江边上成千上万的被日军烧焦的尸体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互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50000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罔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由京大屠杀的3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第十二章抗日战争日军抓获中国军民，用绳子个个绑起来押往刑场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竞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的重复，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19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F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最着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舟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
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人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0000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疮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时任中国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并受命安排日军投降事宜的冷欣将军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说：“日军在中国的失败是战略上的，战术上曰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仍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仍有能力发动打开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因此，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时仍要考虑到日军依然强大的客观事实，双方实际上是以合作的方式安排日军放下武器并尽快‘撤出’中国。”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哪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待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日本投降了……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宁宙问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