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亲离世，紧接着，妻子因患子宫癌去世。两个亲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归西，仵德厚都不知道。当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小包，回到陕西泾阳县的家乡，看到两个来车站接的儿子都穿着白鞋，一见到他就失声痛哭，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火车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个人默默地走，一路无语。
回到家乡，仵德厚成了一个普通、纯粹的农民。他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种地、养羊为生，地里没有什么收入，就是能吃一点不拿钱买的粮食；养几只羊是为了卖一点奶，一天换几毛钱，买点盐、灯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话，再买一把蔬菜。如此清贫的生活，仵老汉没有什么抱怨，他说只要能吃饱就好。
近年来老人已经不能下地十活了，他坚持十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还洗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自己这一生，没有没遭过的罪，没有没受过的苦，一辈子没有跟妻子在一块儿过过年。这一生，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妻子——仵夫人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师。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由孙连仲将军介绍认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一周，他就上了抗战前线，以后又劳改就业27年。结婚30午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自己也对不住孩子，当将军时自己就两袖清风，解放后就别提了，给孩子没攒下一点积蓄，他一下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1976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过国家一分钱。现在政府每月给他发3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让他非常满足，仵老汉说他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仵老汉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过去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因为路途远，加上身体不好，仵老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妻子坟上看看了。采访结束，凤凰卫视的记者特意从泾阳县要了一辆J出租车，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汉在坟头对妻子说：今天有香港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把我带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30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也很伤心…
凤凰卫视记者离开时，尊敬地称仵老汉为将军，他赶忙说：实在不敢称将军，我实在担不起这样高尚的名称，你们说我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这就够我光荣的啦。
凤凰卫视播出这次采访节目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寄来两万港币给老汉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辞万里，找到泾阳县看他，老汉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到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几千人跟着我十，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
屈指数着为国捐躯的先烈，95岁的仵老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作家方军也挖掘出了一个名字叫张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张家福到中国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200师人缅甸作战后，在一场恶战中，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三）
1946年，张家福和一位云南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他当时已经42岁。两人感情非常好，生有一子一女。女儿两岁时，他被逮捕，此后女儿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63年上初一，她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信，10来年里音讯全无，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实际上是张家福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里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1976年释放，这年他已72岁。分去个旧冶炼厂当工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
方军问张老汉在劳改队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8月，130人里只回来30个。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6两红薯片……
方军和张老汉父子三人照了一张合影。方军说要在照片下面加上这样的说明文字：
1957年参军的张老汉退休金420，1965年参加工作的张云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560。我们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贪官污吏们吃一顿饭。
张老汉大笑，说：“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回北京说相声去。”
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民族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效果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加州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着称。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伯克利如州大学演讲，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亲纳粹言论在言论白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声威之大。即使“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辛德勒名单》这样的鸿篇巨制，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流泪。
60年里已经几代人过去，但各地的犹太墓园里总是碧拥红倚，粉追黄躲，一派生机。犹太人从未厌倦，也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他们知道这事关自己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死存亡。
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法国在去年6月隆重纪念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像俄岁斯今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请来世界有关各国元首参加恢宏气势的纪念活动，并隆重宣传我们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周年。对于今年的胜利纪念日，俄岁斯总统普京做出指示“采取一切措施，使庆祝活动的规模与事件的意义相符”。他并亲自担任此次约有5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胜利庆典”的活动组织委员会主席。
俄岁斯不愿意让这场庆典仅变成红场上空令人惊叹的、缤纷的壮丽烟火，让世界免费观赏一把，可放完了就完了——
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说过，在俄岁斯及其他国家近40000座阵亡将士公墓中总共埋葬了700万俄岁斯的保卫者，但核实造册的仅有60%，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墓中，这一比例甚至不是50%。在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伊万诺夫提议成立专门机构，由政府拨款，将战争失踪者的身份确认与残骸处理的工作进行到底。目前，约有12000名青年参与了相关工作，有关团体也已发现有8000人以上的军人墓地225个。俄岁斯联邦各主体也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以期在胜利日之前尽可能地将英雄奖章送到老战士或其家属手中。
对参加战争的那一代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正由政府的神圣职责逐步演化为全社会自觉酌道义担当：除了改善老战士们的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条件外，俄岁斯政府还拨款15.77亿卢布对残废军人、老战士及其遗孀们实行一次性补助；联邦各主体也拨款奖励这些老战士；对老战士们的优惠生活服务，打折20%-30%的“老战士商店”，政府拨款1.5亿卢布制作的“胜利60周年”奖章等措施，都受到了老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俄岁斯人更看重的是在精神上的积淀。
俄岁斯政府强调：对老战士们而言，除去那些物质奖励，还要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到，他们的功勋将世代永存，他们的后代将续写祖国光明的未来。几个月来，俄岁斯许多媒体都在宣传——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但是整个俄岁斯军事史，也是俄岁斯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凝聚了俄岁斯世世代代的传统。因此，不管是宏观上、战略上的经验与教训，还是老战士们个人的体验与感受，都是一笔极为丰富而宝贵的世界珍品与教育资源。
显然，俄罗斯朝野都希望借本次庆典之机，通过老一辈人现身说法，创造与年轻一代相互交流的新形式，掀起一轮新热潮。（见吕志英《胜利日的“胜利”庆典》，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韩国人的执着与自尊也令我感动。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战后韩国朝野一直在清查“日据时期”的亲日派所为，去年，执政党总裁辛基南凶查出其父当过日本宪兵而不得不辞职。
二是韩国慰安妇自己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面对提交的罪恶事实板上钉钉，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准备动用民间捐款（即国民基金）赔付。慰安妇们却不答应，称“这是对我们的第二次污辱”。对此，韩国国民未袖手作壁上观，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其数目最后相当于日方原打算支付的国民基金。这帮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此后冉无生活之忧，每周二不管刮风下雨，都到日本大使馆前抗议示威，一定要日本政府赔偿、谢罪，至今已坚持七八年了。她们说：不这样，我们就没有解放，没有真正的白由！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四）
很多年里，从建国之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的岁月，日本侵华战争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依稀恶梦，而远不是今天精神上仍在隐隐作痛的一道伤疤。
那时，国人知道南京大居杀的也不多，没有几本教科书深入提到这件曾经惊天动地的大出案。虽然有《地道战》、《地雷战》、《狼牙山五壮十》、《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一批文艺作品，但宣传的价值远甚于认识历史的价值。在许多孩子们的眼里，日本侵华战争简化
成了方化、陈述先生扮演的日军少佐、中佐，一个“猪头”小队长，一个胖子翻译官，以及日本人爱吃鸡，进了村子暴土飞扬，到处抓鸡，还有“米西米西”、“八格牙路”、“统统死了死了的”口头禅。倘若要问日军具体在中国犯下那些罄竹难书的罪案，如同问起孙立人、张自忠、戴安澜是谁，孩子们不知道，十有八九，他们的老师也不知道……
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当使每一个国人汗颜。
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保守统计，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军队方面为321余万人，民众方面为2000余万人，约是犹太人被害人数600万的3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1/10。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中国人也从未像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暴露于世界面前。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当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经日本人铺天盖地渲染成“世界末日”，终被列为“二战”中人类的三大惨案之一，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是否遇难者真有30万之众，在许多世人心里却还成了个问号，这正是驱使大洋彼岸清丽如花的张纯如女士写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的动力，也因为写作此书时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创伤，这朵花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过早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