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在国内有多少专事写作的衮衮诸公，能像远在天涯的张纯如一样对此充满义愤充满血性，乃至欲罢不能、喋血方休？他们张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吻别爱妻中有不少人写得很聪明，任江上潮涨潮落，总是锦上添化，赞歌入云；或是写得很实惠，自诩为“白领”与“小资”，这是两个自觉地把自身与社会底层对立起来的称谓，以示与穷人以邻为壑，并炫耀与富人比邻而居；或是写得很生猛，换一种时髦说法，那就是善于下半身写作……
如果对民族创痛最该有本能反应的一部分人都淡漠、麻木了，还怎么指望这个民族能永远不忘曾经的奇耻大辱呢？
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便只能在荒芜的精神原野上如吉普赛人般流浪。
一个遗忘了历史或者不尊重历史的国度，再枝叶葳蕤也不过是舞台上一棵没有根系的大树。
越来越多的声音在激情呼吁，当日本朝野念念不忘朝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应该给今天的人们一个给抗战英烈们下跪的地方——在上海，在湖北的西瓜洲，在湖南常德，在台儿庄，在太行山，在平型关，在云南腾冲，在重庆北碚，在川东小镇李庄……
不管是国民党方面的将士，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将士，不管是拿枪的，还是握笔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今天还有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们的英灵顶礼膜拜！
报载，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有关方面提出，应将中国抗战胜利日或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重要日子定为国家级的公纪（祭）日。
越来越多的身影在忙碌地打捞历史、修复历史——
仵德厚、张家福老人那烙满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的脸上，有了豁齿的笑容。也许正因为豁齿，那笑容更显得像深秋经霜后的金菊。
尽管这一切在静悄悄地进行，但据说，上海的陵同里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业已修葺开放。湖南衡山在“文革”中被捣毁的、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也在恢复。
不仅是王选女士和凤凰卫视，现在还有不少血性公民站出来，着名的有民间组织“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10年来孤身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搜寻并提供证据的哈尔滨律师苏向祥……
报端上也屡见这方面的文章，今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起，1994年春天，侯冬娥老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一个最破烂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留下记者记录的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冢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地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有人肯过去扶她。”
记者为之诘问到：如果对自己的受害姐妹都如此冷漠，又怎能指望施暴者忏悔、道歉、赔偿呢？
昔日一个狭隘得几近难找一块方寸之地给先烈们下跪的历史，如今经变革时代的开拓，正变得开阔起来。
昔日单调得只剩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的历史，如今在求是之风的吹拂下，渐渐有了血肉。
历史大相无形，却又高耸人云。
历史宏大叙事，又细枝末节地反映在一个民族的心理框架与精神生活中。
倘若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能像犹太民族一样自强白重，不屈不挠，像俄岁斯一样从政府到民间都如珍惜眼睛一样珍惜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丰沛动力。
倘若中国青年在若干有关民族尊严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韩国民众一样做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学生今天游行扔石子砸美国大使馆，次日在使馆门口排队等签证的学生却比满地的石子还多……
那么，日本打量中国的眼光将一定会少去些狡黠、虚与委蛇的东西。
唯有在一个正视历史并以历史为镜的国家面前，一个在历史上销赃灭迹的国家，最终才有可能在道德上白惭形秽。
绕不过的门槛（一）
在巾国近现代历史谱系巾，无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
一旦点击了这个谱系，与此直接间接相联系的——“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巾日关系”、“巾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势力”、“靖国神社”、“汉奸”、“台独分子”等词语，便层层叠叠、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国人涌来，并大厚度、大面积地搅动自近代以来国人总与东北边那个岛国一种揪扯不断、欲理还乱的情感。
犹如很多女人的一生，兢是对付男人的一生。
是否可以这样说，打明治维新起，至少在民族情感与国家利益上，这近140年以来，巾国主要便是在应对日本？
文化血脉上相融最深、历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路径上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厮杀最烈、摩擦最频、阻隔最远，彼此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着猜疑与警觉……在人类发展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
是文化同质又不同构的排斥性？
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地缘冲突？
真是过不去的仇山恨海，仇恨就像沙林毒气，销毁它远比制造它困难得多？
或者，两个临近的板块都要隆起，必然会在此时发生的碰撞的轰裂？
或许，亚洲文明不如欧洲文明成熟？历史上曾被德国几次占领的法国，如今和脱胎换骨的德国如胶似漆，成为了欧盟内最具稳定性的力量。
我不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没有精湛的专业学识。我更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像政治家那样含蓄而又周到地说话。
我只是平民中的一个知识者与思考者，无妨说说当下自己的认识与感受。
在日本，极端有翼势力，或者说极端仇视中国的日本人，远不占日本社会的主流；同样，真正对中国友好、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也不是主流。大部分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活色生香的中国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在日本逐年大幅度上升的犯罪率等。他们对美国的兴趣和崇拜，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关注。
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传统，日本的主流意识认定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秩序，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达个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星球上，谁希望别国强大？俄岁斯希望中国强大？印度希望中国强大？菲律宾、越南希望中国强大？或者中国愿意看到亚洲再出现一个世界宪兵式的美国？
忧心忡忡于中国“崛起”，却并不等于要与中国再度兵戎相见。广大的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的。当今的日本，是一个民主和法律健全的社会，任何政治主张，只有得到大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后，才能上升成为国家意志，任何个人或团体企图玩火，都不可能成为国家意志，这和“二战”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已是泾渭两河。
再有，阻扼战争发生的一个强大存在是美国。
对美国，多少中国人抱着一种复杂的感受——
可以称之为天堂，可以称之为地狱；
既是上帝怀抱里最得宠的小子，又是地球村里无事生非、狗拿耗子的邻居；
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在仇恨、咒骂美国，乃至针对它制造恐怖事件，可世界上每天又有无数人为进入这个国家或得到美国绿卡而望穿秋水，呕心沥血；
一方面，美国看起来像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持抗战的白求恩同志，那么多的美国人在为某些国家由蒙昧走向开放、由暴政走向民主而流汗流血，另一方面，在白宫的椭网型办公室里，绝对有一把周扒皮的算盘，汗毛茸茸的手下，总要敲打出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无论心底里你是亲近美国，还是排斥美国，你都无法摆脱当今它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子。
美国是当今世界多极力量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
她的强大当然在于其超级的科技与军力。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正在美国空军开始服役的F-22型战斗机，F-35垂直起降直升机，可能是未来30年内的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此后，美国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要在国内的某个空军基地里点击鼠标，即可指挥这些飞机去国外参与某场战事。因为不会再看到血流成河，昔日在越南战场心理创伤累累的美国大兵们，从仳将告别心理治疗所，走进了“电脑游戏室”……
她的强大更在于立国200多年来一直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还有保证可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过来的决策体制。邓小平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规模的动乱，若发生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争取与美国和平共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绕不过的门槛（二）
许多中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在亚洲只有一个潜在的对手，其实美国在亚洲有两个潜在的对手：中国和日本。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军事潜力，以及经本尼迪克特描绘的“菊花与刀”的民族性格了然于胸。别看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面时，一方总是春风拂面，一方肯定点头哈腰，俨然师徒兄长，彼此心里却明镜似的清楚：“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亡魂，有一大半是美军的枪下鬼。列岛上的某些右翼势力，不仅反华，也
反美，远在中国的革命青年写出《中国可以说不》之前，石原慎太郎就说出：日本必须对美国说不！而珍珠港那恶狠狠血淋淋的一口，至今仍在让美国的孩子们惊悚……
美国必然要警惕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是美国设计与推行的，60年过去，天地玄黄，很难不作修改，中国的宪法不也修改了多次？但倘若要做伤筋动骨的大动，美国肯定不会处之泰然。在经贸关系上，两国间一向存在大量的摩擦与纠纷。198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5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对美元一下升值38%，这正成了历来坚挺的日本经济高墙上的第一道豁口，引发了阴霾至今尚未退尽的金融危机。
时下，美国昆然有提升日本军力之居心，以根据其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变的风云，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要将日本这头东亚虎放出笼子。倘若真如此，日本可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成为核大国，它的千万辆汽车产能的制造能力，不过几天就能将防守本土的自卫队变成耀武扬威于海外的冲锋队……
在《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一文里，小林史郎实实在在讲出了埋藏在大和民族心底里的几句话——
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我们目前的低调不是因为日本弱小，而是因为日本内敛，内敛是日本的优秀传统，只有内敛我们才能在那些大国吵吵嚷嚷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当我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是美国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这不是梦想，这正在变为现实。
美国深谙借力打力，在冷战时期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上，就已运用白如。基辛格当年游说那些不同意与北京联手制苏的参议员时讲了一句着名的话：“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那么我们也去不了莫斯科。”当今在遏制日本上，一个正崛起的中国，无疑是美国的所借之力；而在遏制中国上，一个迫切要做“正常国家”的日本，在屡屡给中国添堵的同时，大概也让美国人一边偷着乐……
换位想想，从美国，或许还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个二虎相争的亚洲力量格局具有内在制衡性，双方力量互为冲抵，比一家独大对欧美有利。甚至连东南亚诸小国，从心理上也会希望看到中日两国互为制衡的现实，以为他们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问。在未来的亚洲发展前景中，避免中国超霸或日本超霸，保持一种和平状态下的动平衡是中日两围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其他非要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愿望或冲动，则必将引发丧失既得利益的沉重后果。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及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来看，中日两困难以成为友好伙伴，但必须和平相处，两国各自都有许多缠头的难题需要解决。对日本来说，如何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日愈激烈的摩擦、冲突，并卸下亚洲国家对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但在物质上强大，也在精神上强大，不但在制度上先进，也在文化上先进，而不像当今这样被许多外国人也被本国的有识之士视为一个跛脚的、孤独的二流大国。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如是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许金龙译《我在暧昧的日本》载《世界文学》1995年2月号）
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面临着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要真正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还必须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东亚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还须将与美国的或明或暗的对峙与角力，更多地转换为彼此的谅解与互信，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状态下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海龟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涛里、似乎总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国当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现实、又有着最深用心的图谋，却可能来自岛内，也可能来自岛外——即促使两国民族主义过激反应，在很多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转移中国国家注意力，加重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大大迟缓或停顿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贵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我深深以为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
在很大程度上，这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
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暖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