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过去，宏再给冰打通电话，却觉察出了冰的冷漠。冰不再给他讲杜鹃花和山羊，她只是淡淡地说，生活过得很好，娃娃们都很听话，你工作忙，以后不必天天往这儿打电话了。
宏知道这是冰的借口，但他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又一次打电话追问，冰说，她不想再回到城市里了，她已经习惯了这儿的生活，她想在这儿生活一辈子。然后，宏在电话里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们回去吧！”冰的声音，“好。”男人的声音，“这儿有个门槛，我背你过去。”冰的声音，“谢谢，我自己可以。”然后他听见冰说，“你以后不必再打来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将在这里过一辈子，你不会适应的。”
宏感受到深深的伤害和莫大的耻辱。那夜他一个人带了把刀子，把白桦树上的两个名字狠狠地削去。从此他不再相信什么叫天荒地老，他甚至不再相信爱情。
宏开始拼命地工作，他在公司的业绩也逐步上升，很快，他就从一个普通的业务员升为一个部门的经理，他甚至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他想工作上的成绩也许能够让他彻底将冰忘掉，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那段感情和那个影子，总是让他挥之不去。
他数了数，离当初他们约定的日子还剩二十天。他想，也许他应该去冰所在的那个山区小学看看，看看冰，跟她作一次长谈。他没有对这次长谈抱太大的希望，他只是想，他们的感情，应该有一个彻底的了断。他不想这样折磨自己。
那是怎样的一座山区小学呀！窗上没有玻璃，仅仅贴着破旧的报纸，教室里没有电灯，课桌是农家吃饭用的饭桌，两排简陋的校舍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山坳里。从其中的一间教室里，传出了孩子们稚气的读书声。
他终于看到了冰。冰仍然是那么漂亮，正在教孩子们读着黑板上的生字。他发现冰是坐在那里的，她的整个身体，坐在一个破旧的轮椅上！那一刻，宏被震惊了。
整个学校只有两位教师，除了冰，还有一位男教师。男教师和宏打招呼，宏听出了那就是电话里的声音。晚上在办公室里，他们三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男教师给宏讲冰的故事：
一年前这里发过一次大水，所有的山路全被冲垮，那时正是傍晚，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我与冰一起护送孩子们回家，后来我们就遇到了山体滑坡，冰没有来得及躲闪，被一块碎石击中。医院的大夫说，她可能永远不会再站起来为了怕你伤心，为了怕你来找她，她就编了个自己有男朋友的理由。
男教师说这些时，淡淡的，宏却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他想起了一年前在电话里听到他“我背你过去”的声音，他突然为自己的迟钝而羞愧不已。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宏推着冰去看满山的杜鹃花，他突然发现一棵白桦树，一棵幼小的白桦树，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宏，冰。他认出了那是冰的字迹。
宏笑了，他在两个名字中间加上了一个“爱”字。他对冰说，我爱你。
几天之后，这所乡村小学又多了一位男教师。他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还卖掉了自己城里的房子，并把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学校。他对冰说，我会留在这里，和你过一辈子。
那一天距离他们当初的约定，正好五年。
意林札记
真爱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蚕食。真情也不会因刻意的忘记而消失。
真心更不会因伤心的谎言而改变。真念同样不会因身体的残缺而淡忘。
因为心就是幸福的基础。爱就是生命的真谛。恋就是苦中有甜。念就是生死相牵。（方英卉）
十年爱
叶萱
我认识沈哲的时候只有18岁。
那是高三的夏天，我刚拿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妈带我去参加一个晚宴，在海边一家海鲜舫的雅座包间里，她指着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比我稍稍大一点的男孩子告诉我：这是林阿姨，这是你沈哲哥哥。
我很有礼貌地叫：阿姨好，哥哥好。大人们便都很开心。
这个时候我抬头看看那个叫沈哲的男孩子，他的脸有点微微的红。我还记得他穿着格子的衬衫、浅色的长裤，有点瘦。但是我不能否认，和我那一群绰号叫“猴子”“猩哥”“狐狸”的哥们相比，他长得真的是很好看。
后来我说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相亲，那一晚我吃了很少很少的东西，扮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淑女。但是我认识了很帅很帅的沈哲，他那时在北京读医学院，大三。
那天晚上散场之后妈妈们执意要去海边散步：她们很亲昵地说着话在前面走，我和沈哲亦步亦趋地在后面跟着。沈哲讲了一些医学院里的笑话，我不说话，只是客套地微笑。
九月开学后沈哲时常写信来，有的时候他会到校园里来找我。我们围着校园转圈，然后我带他去食堂吃饭，中间一直说一点漫不经心的话题。
他看到学生会竞选的海报，鼓励我去参加，我说我不喜欢时常开会的感觉。
他问我那你喜欢什么呢？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走，去皇城根摸摸城墙，去四合院看看竹竿上晾着的衣裳，或者在早晨的时候在狭窄的胡同里抬头看看天上的鸽子，听鸽哨的嘹亮。他说你真是个特别的女孩子呵，我笑，我说我会把这当作褒奖。
时间长了寝室里的女孩子就四处去说我是有男朋友的，还说那是个很好看的男孩子，在九月里穿格子衬衫、浅色裤子、有点瘦。她们说得惟妙惟肖，我就不高兴了，因为即便沈哲是优秀的，可是我就不优秀了么？我才19岁，漂亮，会弹钢琴，文章也写得不错。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向“相亲”这样古老的方式妥协。因为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一起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再也没有机会选择？
于是我淡淡地对沈哲，他也就淡淡地说话、做事。我们之间，就像一杯净水，没有波澜，所以你可以看见水下五色的沙砾。
1996年的时候沈哲考上研究生，我大三，学习成绩还不错，想要毕业后留北京。沈哲要我考研我不肯，他说你会后悔的，我说我一旦做出了选择就不会后悔。他说等你升了大四就会变得现实，我说我从来都比你想象的要成熟很多很多个年级。他说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蔑视本科学历。我笑了，我说你们是谁呢？你爸、你妈？我爸、我妈？他们需要我多优秀才可以配得上你呢？可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按部就班去生活的女孩子，因为我受不了被约束。我已经厌烦了这样的大学生活，厌烦了你们每天都以为我要嫁进你们家洗手做羹汤！拜托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氧气！就一点点！
我从来没有那么大声地吼沈哲。他没有说话。只是很长很长的沉默之后，他追上快步行走的我，说：哎，你饿不饿，我们去吃大排档吧。
我回头看他，他的脸在夕阳的光影中有好看的弧度。
1997年6月，我大学毕业，每天在偌大的京城飘荡着找工作。正是这个飘荡的过程让我骄傲的心一点点沉淀：我终于也一点点意识到了自己的平凡——包括我的文字的平凡。可是我不后悔，我凭什么后悔呢——既然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愿意被约束的女子。而彼时，沈哲研究生毕业，据说已经在北京的医院里做了一名医生，依然年轻、帅气、温和、宽容、善良。
而我离开学校后在这个城市的小角落里租了小小的房子——我没有给他我新家的地址，因为不想让他看见我在廉价的租屋里用稿纸和钢笔谋生的辛苦。也没有给他我的传呼号码，因为不想让他的好心每天在小小的屏幕上提醒我：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男孩子在我身边，他对我好，他不说他爱我，他包容我，像包容自己的小妹。
他是个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是年轻有为的大夫，有体面的职业稳定的薪水，他只是需要一个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的女子，她漂亮、能干、同样有体面的职业稳定的薪水，她对公婆孝顺对儿女和蔼，他娶她，然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20世纪的童话结局，不过如此。
而我，我只是想有那么一天，我能攒到足够的钱，去巴黎居住，在那个城市里和艺术一起呼吸。我很想去卢浮宫看那尊叫做《阿波罗与达芙涅》
的雕塑：在光线笼罩下，它的质感与流畅线条里的爱情会让我流泪。
只是一年后的春天，我得了流感，在偶然选定的一家医院里，我再次见到了沈哲。那天，我坐在医院的候诊大厅里，很惊讶地看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年轻大夫：他穿一件白大褂，手里拿一摞病历夹子。他弯下腰：涵涵，你病了么？
是的，他居然叫我“涵涵”！
我晕了！
醒来的时候，我的视线上方是一个葡萄糖水瓶子。很遗憾，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像电影里那样，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用我的目光撞上他的。
他坐在我床边的凳子上，他坐得那样端正。他还是用很温和的语气：
你营养不良知道么？他的声音有一点点变了，四年了，连时间场景都变了。
不再是海边，不再是盛夏夜晚的凉风里，也不再是只有我一个女主角。而是，当下午六点钟到来的时候，还有一个穿着漂亮的褐色裙子、手挽一件白大褂的女大夫，微笑着向我打招呼：你好，舒服点了么？
然后，她对他说：下班了。
她的目光是那样的从容。直到他说：哦，我等她输完这瓶就走。
再平凡不过的台词，她微笑着走远。她的背影窈窕，站在他身边的时候感觉很协调。
拔掉针头后，他扶我起床。他的手很有力，是女孩子们向往的那个样子。他靠近我的时候，我闻到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来苏水味道。
他说涵涵你在哪里工作？你在哪里住？你生活得好不好？是不是工作很辛苦？
我微笑，不回答。我伸手招停一辆TAXI，我对他说再见。
然后，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身后一点点变远。
这一走，是四年。到2002年，在北京五环的单身公寓里，我码字，吃西瓜，不抽烟不喝酒，还算是个传统意义上本分的女子。
也不谈爱情。尽管，我制造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