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飞车。那种人车合一融于风中的感觉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言传的快乐和兴奋。芳妮总是静静陪我，不发一言。
那夜之后，我便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总是巧遇凯。有时凯也携着他那位女友。凯总是很热情，而他的女友依旧敌意深深，眼睛都似会放箭。幸好我已练就铜皮铁骨，镇定自若。
凯说我总是理智且冷静，好像天大的事都不能刺激我，所以比旁人潇洒许多。我笑，不置可否。
芳妮的大款男友也曾热心地为我介绍过几位朋友，均被我的冷面孔吓退到千里之外。
其实我只是个慢热的人，跟不上这节奏的都市和感情。芳妮一直说我是异类，总是好奇我如何生存下来。
对我而言，实在太简单。只要有音乐、咖啡和香烟，我便能活得很好。
电话惊天动地响起。我轻啜一口咖啡，吸一口烟，眉毛都不抬一下。答录机中一片沉默，依稀只听得微微的呼吸声。我有些好奇，芳妮从来没这么温婉过，她对我总是大呼小叫的，一点都不似对她男友的温柔。正打算站起探个究竟，我突然听到了藤井郁弥的TRUELOVE。
竟然是凯打来的电话。
伸出的手顿时僵在半空。凯低沉的声音伴着忧伤的TRUELOVE向我道晚安。咖啡洒了一地。
凯还记得我喜欢藤井郁弥。我静静地听着，泪水慢慢地爬满了脸颊。
与凯重逢的那晚，是凯离开我之后最辛苦的一晚。我一直以为我把他藏得很好，在人前永远不动声色，强做笑颜。每日打扮得艳光四射来掩饰自己，生怕与凯相遇，让他看见我的狼狈。哪曾料到，一句简简单单的晚安竟然令我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追得我狂奔，又穷追不舍，我骇极，想大声呼叫，却因过度恐惧而失声，我走投无路，只有咬牙从楼顶跳下……醒来，却仍在床上。我踉跄地撞到浴室，对着镜子，才发现全身都已湿透。睡衣牢牢地贴在身上，汗渍渍的头发也紧紧地贴着脸。
冲洗一番后，天已微亮。我倚在沙发上，燃起一支希尔顿，藉以镇定自己，又顺手拿起一本书，胡乱地翻看着，突然，一行字跃入我的眼中：
“逃命之梦多半并不是喊救命，而是希望被逮住，尤其内心脆弱的人，欲托终生……”
我扔了书，摔门而出。
芳妮竟然不在家。此时，太阳已升至老高，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原来，普天之下，除了芳妮，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不觉，天色已黄昏。斜阳将我的身影拉得长长的，寂寞，也如影相随。我居然整天滴米未进。回到家中，疲惫不堪，软软地趴在床上，一动不动，空洞无神的眼睛却始终不肯闭上。
许久，我打开收录机，芳妮的声音传出。原来她与男友在鼓浪屿度周末。
我守在一旁，牢牢盯住电话。电话终于响起。我不敢动，睁大眼睛望着答录机。半晌，藤井郁弥的TRUELOVE逐渐在房里忧伤开来。凯又来道晚安。我缓缓伸出手……呵，不行，凯早已负我，我怎能经受再一次的伤痛？我触电般将手缩回。
整夜，我反复听着凯的声音和这首TRUELOVE。
藤井郁弥的这张CD是凯去年圣诞夜送给我的。当时我俩在大厦附近的海边漫步，我拿着这张CD，很是开心。
“凯，无论我以后身处何方，我都定会记得曾经一起看海的日子。”
“那我也定会在此等候你我再次看海的日子。”
潮水渐渐包围我俩，潮声也渐渐将声音淹没……隔夜，电话又响。我烦闷。我索性将答录机拆除，电话震天响，也不理不睬。凯若是诚心要找我，大可上门来，何须玩这种把戏？我关上门，出去狂欢。
三个月后，我决定要重新做人，凯的女友突然来找我。
“我们结婚了，就在上个星期。”
我心中绞痛，深深吸了一口希尔顿。
“凯并不爱我，他只爱你。”
我说不出话来。
“凯曾经告诉我说你并不重视他，所以提出分手试探你，谁知你竟一口答应，甚至不问原因。”
是的，那时凯告诉我他另有新欢，我又怎能死缠烂打？
“我知道你对他仍余情未了，且不要怨我不给你机会，凯曾日日在海边等你，是你自己放弃的，只怪你太骄傲。”
我如雷轰顶。
凯的心思我竟然不明白，而我，也竟然一直以为凯是最了解我的人，原以为我们不需要解释。
我悲哀万分。
凯遵守了他的约定，为我苦苦守候在海边，而我，却沉迷在灯红酒绿中，并无赴约。
我拉开窗，万家灯火闪耀，一切，恍如隔世……那是一个秋叶燃烧的美丽黄昏，略有感伤的气味。
不会唱歌的人
“老师，”我说，“我也太年轻，我只知道我的痛苦，不知你的……”
张宁静
有些人是天生的音乐迷，不是唱歌就是弹琴。我生来愚笨，对这两样都不喜欢，而且还有一种反感。在“爱唱歌的孩子不会学坏”的原则下，我这个相当“安静”的人，日子就过得很不平凡了。
小学时不爱唱歌，老师不爱，同学不羡，可说没有人喜欢，也没有风头可出，不过日子倒是平凡。可是升到初中后，我的日子就不平凡了，因为我的音乐老师很细心、很认真、很凶，对不开口唱歌的人，绝不客气。
“唱呀！你！”老师指着我。
我不会唱，嘴无法张开。
“唱呀！你！”老师又说。
我还是不会唱，嘴还是张不开。
老师认为我是抗拒命令，罚我站墙角，一次站墙角，二次站墙角，三次……几次之后，老师知道我不会开口了，索性不准我在教室里，从此我成了“逃兵”，老师心目中最可憎的人！
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平均是84.5分，但音乐一科是0分，可见老师多么不喜欢我！不过按照学校的规定，不管总平均分数是多少，如有0分，必须补考。天呀，我还是得过过这严酷的一关。我自知毕不了业了，因为三年都没有学唱歌，三天又怎能学会呢？这件事情传到校长的耳朵里，导师为我打气，我的同学更为我愤愤不平，因为音乐并非主课，不论我将来升学或就业，与会不会唱歌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校规还是校规，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办法：他们集在音乐教室门外，当补考时音乐老师的钢琴一响，就在窗外来个大合唱，我只要跟在他们的声音里哼就成了。说的也是，补考时，他们果然在窗外大吼大叫地唱起来，我在音乐教室里，被他们洪亮的歌声感动得潸然泪下之余，喉咙里终于“哼”了起来。
可是，仅哼了半句，音乐老师猛然把钢琴盖子合起来了。
“好了，不用唱了，”音乐老师说：“补考及格！”
老师终于适时地放我一马，我很高兴。可是，一转眼，在老师走出音乐教室之前，我忽然看见老师眼睛上的泪光。原来老师也流泪了。
我对那件事记忆深刻，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流泪。我的眼泪为自己的笨拙，而老师呢？
30年后，我与这位折磨我三年的老师在欧洲相遇，当然我不再恨他了。我陪他参观肖邦的坟墓，那是一个秋叶燃烧的美丽黄昏，略有感伤的气味。我问老师是否仍在教授音乐。老师说，自我毕业后，他就改行了。我心里一震，问他为什么。老师说：“你也许恨我，但教你的音乐是我的职责，我可以马虎，但对不起良心。我知道你不是好的音乐人才，但你在我眼里一样可以有天使的声音呀……不过，我那时太年轻了，我折磨你，我比你还痛苦……所以改了行……”
“老师，”我说，“我也太年轻，我只知道我的痛苦，不知你的……”
那一年我到外面走了走
父亲挥舞的棍子，悬在我的头上，没有打下来。
华夏
那一年我21岁，正是精力旺盛热情泛滥的年纪。当时我在一个大山脚下的乡村小学教书，整天和一群土头土脸又调皮捣蛋的孩子打交道。那一年，我的心灵接连遭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对这些乡村孩子，对教书，突然失去了兴趣。我把学生“放了羊”，一个人到山上去坐，一坐半天，长久地出神。
在此之前我曾和两个女人好过又都吹了。一个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两小无猜，从来都是心心相印，她不止一次伏在我的肩上，小声对着我的耳朵说：“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我只爱你，非你不嫁！”我很受感动，对她的话深信不疑。可就在我被师范学校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的一年零两个月后，她就翻了脸，说：“小学教师太没出息，我限你半年时间改行，调到县城的机关，过期我就不候了。”
她在举行婚礼前夕，给我寄来了一张请柬。我苦笑着把这张请柬撕个粉碎。接着，我就大病一场。
这时第二个女人来了，关心我，安慰我，并向我敞开了温馨的胸怀。正在我自以为苦尽甘来，在她的怀抱里享受人间的幸福时，无意间我发现她同时也在向其他男人敞开胸怀。我被折磨得彻夜难眠，形销骨立。
我突然觉得，人与人之间，那种叫“爱”的情感，是非常单薄、虚假、似有又无的东西。活着，成了最没意思的事情。
那年暑假，我简单地准备了一下，想到外面走走，散散心。不这样，我会憋出更大的病来，也许会采取某种方式和这个世界挥手告别。
去哪儿？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坐汽车再坐火车，车停在哪儿，哪儿就是一站。我走了整整一个假期。
家中，父母早早地把好吃的准备好，因为他们的儿子要回来过暑假了。左等不见人回来，右等没有儿子的影儿。他们的儿子，我，那时正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茫茫大漠出神。
开始几天，他们以为我在学校给学生补课，可10天过去，他们的儿子还未回来，就开始不放心。父亲说去学校看看，就骑车30余里到那乡村小学找我。没找到，他便打听，有人告诉他我一放假就收拾东西走了，去哪儿也不知道。父亲的心悬起来。他回家把这一情况告诉母亲，母亲的心也悬起来。
第二天，年迈的父亲出征了。把一个县内我所有的同学家都找过了，没有打听到我的下落。
父亲在毒日头下骑着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找，他身上的汗水没有干过。遇到我的同学就问，眼圈儿红着，声音哑着。风尘仆仆的父亲，一连找了我10多天，嘴唇上起满水泡，逢到认识我的人就问：“你见我儿子了吗？”后来说不出话了，嗓子完全哑了，就用笔在白纸上写了我的名字，下面写：“你见到他了吗？”
要知道我的同学几乎遍布全县的各个乡镇，父亲凭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副年迈的身躯，硬是挨家寻问遍了。
都不知道我的下落。父亲就天天往我教书的那个小学校跑，看我是否已回来。一去30里，一回30里。
一日大雨，把途中的父亲淋成了落汤鸡。他想找个避雨的地方，没有。父亲就想索性快骑早点到家，可车带偏偏这时“放炮”瘪了。又累又急的父亲只好冒雨推车赶路。到家时，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发了一夜的高烧。第二天早晨，他挣扎着起来，让母亲烧了碗姜糖水，喝了，又借辆自行车去学校打听我的消息。那些天里，我的母亲常做恶梦，我的哥哥则写了准备登报的寻人启事……当我正在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爱而心灰意冷，离家出走时，我的家人却为我的“失踪”焦灼不安。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爱我，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会那么重要。这件事已过去整整七年。七年里，我一直为自己那次不负责任的行动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同时我又感到万分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真正地在爱着我，爱着我！这种真挚的爱，从此成为我战胜任何困难、坚强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父亲得不到我的任何消息，母亲夜夜梦见我遭遇不幸，夜夜哭喊。本来不迷信的父母也不由得迷信起来。他们请来一个算命的先生，先生是个瞎子，用手掐着，掐着，说：你们的儿子现在东北方向40里左右，快去找吧。
父亲闻言大喜，骑车直奔东北方向40里赶去。赶到那里，父亲一下子傻了。那里是个大水库，蓝绿的水面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父亲围着水库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他试图找到我留在岸边的“遗物”，但什么也没找到。
我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吃力地站起来，再往回骑车时就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
40天后，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回来了。我心中郁结的一切不快和痛苦都抛给了外面的世界。
走进家门，母亲见了我，像不认识了似地愣了片刻，接着便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
父亲操一根棍子在手，喝一声：“杂种！看我不打断你的腿！”一脸黑气地冲过来。
父亲手中挥舞的棍子，悬在我的头上，没有打下来。片刻，那只胳膊缓缓地、缓缓地，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似地软下来。猛地，父亲用粗大的手掌把我脑袋搂进他的怀里，一边哀哀地哭，一边说：“儿子，你可回来啦！”
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的脸上布满皱纹，憔悴不堪。父亲简直老了20岁，让我不敢认了。
静静地，我凝望来路
面对这些鼓励与期待，我这个业余作者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同我这不肯屈服的心去认真地呼唤，因为心灵的复苏就是希望的升起。
艾明波
也许是我的诗中依然贮满着20岁蓬勃的思绪，也许是我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20岁火热的激情，当而立之年猛然站立在我的面前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唤醒我青春之梦的时候，我竟然有些哑然，有些局促。真的，我觉得30岁的门槛很高，甚至不敢贸然叩响它的窗子。静静地，在30岁门口迟疑的片刻，我便有空儿独坐在正午的阳光下，让时间走过我额头走过我的年龄，然后，慢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不料，却碰洒了我珍藏了许久的故事。
于是，我便开始凝望我那弯弯曲曲的来路，开始走进我那香甜却又苦涩的记忆。
那一年的冬天，不知好歹的我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在一个“黑五类”的家庭里匆匆降生。当我还没来得及认真看看这个世界的，三年自然灾害便铺天盖地而来，这样，幼小的我就与苦难的乡亲一道深陷在被困苦勒得紧紧的生活之中。
吱吧呀呀的木轮车碾过去了，车辙里没有延伸一个个成熟的希望。
哼哼吱吱的犁杖耕过去了，垄沟里没有长出动人的秋天。
好不容易熬过了自然的物质上的饥荒，却偏偏没有躲过人为的精神上的风暴。赖以生存的家就在那场红风暴的袭击中，动荡着飘摇着。
我父亲早年由于车祸得了精神病，而就是这“精神病”也没有逃过游街挨斗的厄运。我可怜的连个生日都没有的母亲，她能承受一岁丧母三岁丧父的打击，却无力承受这种残酷和精神折磨。她，疯了。当时还不满五周岁的我，在迎接生命给予我欣喜的同时还迎接无法诉尽的悲酸。
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了，而我仍然赶着自家的猪娃赤着脚走在野甸子里经受蚊的叮咬。
别人家的孩子去看露天电影了，而我却偎缩在屋子的一角，惊恐地听爸爸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看妈妈那张盈满痛苦而抽搐的脸。
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在屯子里尽情地享受童年的快乐，而我却受尽了同伴的欺辱。
妈妈一发病就叨念着：“这天怎么这样黑呀，我得走了。”说完就向屋外狂奔，我便扯着妈妈的衣襟在后面边跑边哭：“妈妈、妈妈你别走哇，你走了，我上哪找妈妈呀！”有时我跑丢了鞋，有时我刮破了脸，而妈妈依然奔跑不止，直到她累倒在草丛或壕沟，我才叫来好心的邻居把她背回家里。
我14岁那年哈尔滨的哥哥把我父母接到市里，而我不得不跟着姐姐一起嫁到了一个县的农村。开始在姐姐这儿念书，不久我也来到哥哥家和父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