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宾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香槟市。
1935年9月，托宾第一次离开父母乘火车到哈佛大学深造。四年后，托宾获得哈佛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成绩优异，已显示出他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潜在的智慧与才能。
接下去的两年，托宾在哈佛上念研究生。哈佛的这六年的生活经历，对托宾一生来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
1941年，托宾离开哈佛，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成立的物价局和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托宾应征入伍。他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90天学习做一名海军军官。
在1942-1946年的头两年里，托宾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副指挥官。他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的战役。
战争刚一结束，托宾原本有机会回华盛顿的，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来信，指明他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托宾马上返回哈佛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为此，他一生感谢布班克教授。
哈佛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延伸到战后这些年代，这时几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汇合在一起。托宾利用他的副研究员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并参加写作一本社会学--经济学的书，即《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写一些宏观经济学，统计需求分析和配给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9年在英国理查·斯通的剑桥应用经济学系做的。在剑桥，托宾与亨德里·郝塞克和密海尔·法来尔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因之而受益匪浅。
这个时期，哈佛已拥有了一批素质极佳的优秀人才，研究员会里出了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托宾同年获奖的就有四位。他们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
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托宾将成为他这一代人中具有领先地位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在他周围的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耶鲁大学很快认识到他的才干，并向他发出了比哈佛大学更为热情的邀请。当由托宾组织的经济系使耶鲁大学在经济学方面享有盛名的时候，也就是他对耶鲁大学最初知遇之恩的报答。托宾在这时转到耶鲁大学的关键因素，是考尔斯委员会迁到了这里。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是战后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的学术研究中心。曾在该会工作过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罗、赫伯特·西蒙和劳伦斯·莱因。从1955至1961年和从1964年至1965年，托宾是耶鲁基金会的主任。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托宾写了许多关于当时经济问题的文章，读者是普通市民，而不只是经济界人士。这些文章编成一本集子《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托宾在60年代初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当托宾接到肯尼迪总统要他参加经济咨询委员会的邀请时，他很犹豫并回答说：自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但是，肯尼迪总统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说自己也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这样托宾于1961-1962年成为肯尼迪总统智囊团的成员。这个智囊团包括华尔特·海勒主席、柯密特·戈登，还有奥昆、索洛和阿罗。这个集体的工作成果体现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中。
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接受，并于1965年末在经济运行中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目标。但是，随后的越南战争与70年代的滞胀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托宾在1971年获得了人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托宾是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计量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萨缪尔逊等人捍卫、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使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系统化、具体化，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结合。
托宾的成就涉及宽广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如此不同的领域如经济计量方法和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和经济政策应用分析，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最显著的和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金融市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关系的理论，为此他被授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提出不确定条件下的各种资产选择理论，即投资者在权衡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报酬率、风险程度及资产灵活性基础上，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的投资决策理论。这种理论称为证券箱选择理论，他是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全部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送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送机制。这个经济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以前从未有人进行过令人满意的和结论性的工作。托宾的研究成为中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证券箱选择理论被用来研究家庭和企业保有各种实物和金融资产并同时发生债务的决策。托宾阐述了这些决策是怎样受风险和期望报酬率的权衡支配的。托宾的分析不同于这个领域中的其他理论家，他并不仅仅限于货币，而考虑全部资产和债务范围。
对证券箱选择理论有贡献的其他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于指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规则。托宾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基础，以便理解人们在取得各种资产和发生债务时，其实际行为是怎样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场和经济中的各种流量的描述和分析。托宾的雄心是要找出以前分析从金融到实物市场的冲击中缺乏的一些重要因素。
二是关于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理论，即金融市场变化对消费者和厂商的支出，进而对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影响。
托宾强调金融事件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即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这方面，他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例如税率的变化或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如何影响国民收入的--“传送机制”。第二个问题研究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带来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化将如何分布在生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之中。为了回答后一问题，托宾注意到工资形成问题。由于短期中工资不易变动，商品和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变化导致就业变动而不是价格水平和膨胀率的变化。工资不易变化也使家庭和企业在实践中和在短期内难以按照新信息调整他们的计划。这是托宾尖锐批判“合理期望”理论的原因。这种理论以上述调整的可能性为基础，在经济政策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研究了各种各样的资产和债务，托宾的传送机理分析与其他人研究类似问题的研究比较，扩大了金融市场和实际支出决策之间的接触渠道。按照托宾的理论，不是通过一个“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种方式定义的货币存量，而是通过整个金融结构发生影响。他也考虑了不同的制度条件。早期研究者忽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金融系统并非主要由银行组成，而是由许多不同单位组成的。
由于指出了金融和实物现象之间的接触渠道，托宾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阐明了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化对消费量的影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影响企业实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托宾成功地重新写出了一个早期的假设，这些投资强烈地受现有实物资本的市价和取得相应的新生产的实物资本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影响。当取得新实物资本的成本是给定的或上升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之类的现有实物资本的价格下降，则投资被抵消。这个关系被若干国家中最近的发展所证实。
托宾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短期中主要影响产量和就业，次要影响物价，因此政府必须而且能够干预经济。托宾根据他对金融系统和传送机制的研究，对近几十年中经济状况和稳定政策进行了彻底分析。实践证明，托宾的证券箱选择理论和金融市场分析，在他构思这一理论时即或在没有设想到的领域中也大有用武之地，这个事实提高了他的理论的重要性。此外，托宾还提出“滞胀”的结构性解释，以及对付滞胀的微观经济政策。他还把货币和通货膨胀纳入经济增长理论。他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在研究各种问题时，总以理论指导实证，又以实证支持理论。
托宾对分析金融市场和金融与实物现象之间的传送机理的创造性成果，启发了70年代中对货币政策效果、政府预算赤字和一般稳定政策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宾的研究为基础的。托宾的贡献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继续有助于经济研究。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说是赢得了这么多的追随者或对当代研究工作有如此影响。
总的说来，托宾在经济研究方面有两个功绩：第一个功绩就是根据金融理论和资产选择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第二个功绩就是他把货币引入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成长模型中去。早在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就称赞托宾是凯恩斯模式现代理论中的杰出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正是鉴于托宾在经济学理论（诸如投资组合选择理论为人们提供了怎样组合其资产的理论原则）上成绩卓著，因而于1981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外，托宾在宏观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模型，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美国政府充分就业政策的制定，主张用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并对这种政策及其相关的理论做出了论述。70年代以后，托宾用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和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滞胀问题，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和工资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形成滞胀的根源。托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当代西方经济中有重要的影响，这正是他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