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十大文豪——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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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欧阳修作品选(17)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闻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其间岂无材智之臣?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既不暇尽识其人,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执政大臣动拘旧例,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之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所以贤愚混杂,侥幸相容,三载一迁,更无旌别。平居无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临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无如今日之缪也。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犯罪黜责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朝廷不问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与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亦进矣,请求者亦进矣,不材者亦进矣。混淆如此,便可为进贤之法乎?方今黜责官吏,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虽诛剥豪民,尚或不及贫弱。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众胥群吏共为奸欺,则民无贫富,一时受弊。以此而言,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今赃吏因自败者,乃加黜责,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问,宽缓容奸。其弊如此,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贤不肖既无别,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

臣愿陛下明赏罚,责功实,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详言之矣,惟陛下择之,天下之务不过此也。方今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十四、书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景祐二年〕

具官修谨斋沐拜书中丞执事。修前伏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者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主簿于台职最卑,介,一贱士也,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其材,议者咸曰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以此罪介,曰当罢。修独以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传者皆云:介之所论,谓朱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尔。若止此一事,则介不为过也。然又不知执事以介为是为非也?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

修尝闻长老说,赵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尝为某事择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又不用。他日以问,复以进,太祖大怒,裂其奏,掷殿阶上,中令色不动,插笏带间,徐拾碎纸袖归中书。

他日又问,则补缀之复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今执事之举介也,亦先审知其可举邪?是偶举之也?若知而举,则不可遽止。若偶举之,犹宜一请介之所言,辩其是非则后已。若介虽忤上,而言是也,当助以辩。若其言非也,犹宜曰所举者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为主簿不任职则可罢,请以此辞焉可也。

且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今备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纠举止信于台臣。而执事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取信于执事哉?故曰主簿虽卑,介虽贱士,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人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伏惟执事如欲举愚者,则岂敢复云;若将举贤也,愿无易介而他取也。

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与台事。故敢布狂言,窃献门下,伏惟幸察焉。

与荆南乐秀才书〔景祐四年〕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又辱以所业一编,先之启事,及门而贽。田秀才西来,辱书;其后予家奴自府还县,比又辱书。仆有罪之人,人所共弃,而足下见礼如此,何以当之?当之未暇答,宜遂绝,而再辱书;再而未答,〔益〕宜绝,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穷贱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盖足下力学好问,急于自为谋而然也。然蒙索仆所为文字者,此似有所过听也。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由此也。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仆天姿不好而强为之,故比时人之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窃名誉者,顺时故也。先辈少年志盛,方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若仆者,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为者,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谓夫人方困时,其言不为人所信也。

今可谓困矣,安足为足下所取信哉?辱书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再拜启。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伏审即日尊体动止万福,卑情不任欣慰之至。戎狄侵边,自古常事,边吏无状,至烦大贤。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夸于人以为荣耀。至于游谈、布衣之贱,往往窃门下之名。矧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势,则士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侮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

某虽儒生,不知兵事,窃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迟速。某近至京师,屡于诸公间,略闻绪言攻守之计,此实当时之宜,非深思远见者孰能至此?愿不为浮议所移。

伏见自至关西,辟士甚众。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此在明哲,岂须献言。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

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伏蒙示书,夏公又以见举。某孤贱,素未尝登其门,非执事过见褒称,何以及此?愧畏!然某已以亲老为辞,更无可往之理,惟幸察焉。

答吴充秀才书〔康定元年〕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

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人于渊泉,无不之也。

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与曾巩论氏族书〔庆历六年〕

修白。贬所僻远,不与人通,辱遣专人惠书甚勤,岂胜愧也!示及见托撰次碑文事,修于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惧不能称述世德之万一,以满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在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氏者是也。

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无文字寻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书〔至和二年〕

修顿首白。州人至,蒙惠书及《补注周易》,甚善。世无孔子久矣,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儒者之于学博矣,而又苦心劳神于残编朽简之中,以求千岁失传之缪,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欲为未悟决难解之惑,是真所谓劳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缪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

足下于经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补缉者众,则其所得亦已多矣。

修学不敏明,而又无强力以自济,恐终不能少出所见,以补六经之万一,得足下所为,故尤区区而不能忘也。属奉使出疆,匆匆不具。惟以时自爱。庐陵欧阳修再拜。

答李诩第一书

修白。人至,辱书及《性诠》三篇,曰以质其果是。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质于修。使修有过于夫子者,乃可为吾子辩,况修未及孟、荀、扬、韩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

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岂易得哉?固乐为吾子辩也。苟尚有所疑,敢不尽其所学以告,既吾子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人还索书,未知所答,惭惕惭惕。修再拜。

答李诩第二书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令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

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

《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

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

《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又曰“旧染污俗”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