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八月，欧阳修回到京师汴梁，不久即迁升为集贤校理。从此他又有机会与京师旧友重晤。苏舜钦这时已考中进士。苏舜钦的好友石延年（字曼卿），与欧阳修也很相投。石延年反对西昆体，以诗酒豪放自得。他是仅次于梅尧臣而与苏舜钦比肩的诗人。可惜，欧阳修返京第二年，石延年就病逝了。欧阳修为他写了《石曼卿墓表》，由苏舜钦当众挥毫，请人刻石。后来又写了一篇出色的祭文：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飨！
--《祭石曼卿文》
这些悼念文字，写得低回缠绵而又凄清超逸，表现了友谊的诚挚和思念的深沉。从料想不朽，转到万物常理的必然归趋，笔意驰骋，变化自如；是同类抒情散文中的佳作。
这年岁暮，欧阳修应晏殊之邀，到西园赏雪。晏殊此时已升为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军事；志得意满，广营私宅。欧阳修却在饮宴中想起国事和边兵，即席作了《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馀万屯边兵。”晏殊觉出诗中的讽刺意味，因此颇为不满。
在几年的贬谪生活中，欧阳修多少了解了一些社会下层的情况。由于赋税的苛重急切和大地主兼并挥霍的加剧，农民已越来越贫困。纵然在丰收的年景，也往往是十室九空。他这时的一首诗写道：
……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是以比岁屡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
--《答杨子静喜雨长句》
他反对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地主官僚的肆意挥霍，曾上书极陈弊事，但朝中却无人理睬。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利用北宋的腐败及其在对夏战争中的失败，在幽蓟一带聚兵，声言南下，向宋朝勒索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以南十县土地。宋朝派富弼使辽谈判，答应增加岁币银绢，才算没有割地。
但北方才得苟安，西边又告吃紧，而且京东亦酝酿起义。宋仁宗感到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一面降诏，许百官封章言事；一面任命欧阳修知谏院，与蔡襄、余靖、王素同作谏官。欧阳修回京师任谏官不久，宰相吕夷简便退休，由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富弼担任枢密副使，主持军事工作。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八月，仁宗大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条列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随即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加强对地方长官的选择、调整过分不均的官吏职田、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军备、减轻徭役、树立朝廷的威望，等等。
欧阳修这时已升为知制诰。他除主张革弊救民之外，还建议实行按察法--选强干廉明的人作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又提倡改革科考中声病偶切的陋习，扩大京师太学和设立州县学校等。这些建议与范仲淹的条陈，一度被仁宗采纳，著为诏令，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由于“新政”措施触犯了贵族官僚、大地主利益，遭到了朝廷内外的激烈反对。欧阳修提出的按察法，更引起反对派的忌恨。夏竦、王拱辰等旧官僚，攻击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襄等结成“朋党”；仁宗对他们也产生了疑惧。为此，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上呈仁宗。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明白晓畅地回答了反对派：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结为朋党，而在于辨别是些什么人结成什么性质的朋党。他从这一前提出发，运用逻辑推理，论述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不同。接着又征引六件历史事实，就人君处理“朋党”问题的各种结局，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点。结尾是“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恰与开端“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相呼应。
欧阳修的朋党观念，当然属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是否具有真理性成份这里姑且不谈，但就这篇论战文字的结构和逻辑性来说，也确是古代散文史上颇具特色的作品。
这时，京东、京西的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党项族人也因连年战争而感到疲惫，仿佛一场风暴已经过去，天下复趋太平。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短暂缓和，改革似乎成为无足轻重的事。仁宗既已派人与西夏媾和，对范、欧等人的喋喋议论也渐觉厌烦。这时，恰好河东（今山西一带）储粮不继，有人请撤销麟州（今陕西神木东北），欧阳修便被借故派往河东，不久又调赴镇州（今河北正定）。范仲淹则自请辞职，回到陕西前线；富弼也被调往河北。宋夏和议订立以后，“新政”一律撤销，朝内外改革派也统统被逐。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欧阳修的甥女张氏犯法，谏官钱明逸、开封知府杨日严等便乘机将欧阳修牵连下狱。朝廷派人“监勘”，守旧派更就他的一首词进行毁谤。后来虽查明诬罔，但欧阳修还是被贬往滁州（今安徽滁县）做知州事。
这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谪。他渡黄河，泛汴水，再度戴罪流徙。河滨南飞的鸿雁，又象九年前和他作伴一样，在深秋的霜晨里长鸣而去。他吟着一首新诗--“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八、出任谏官
庆历三年（1043）三月二十一日，先后担任过二十余年宰相的吕夷简被罢职，晏殊出任宰相兼枢密使。
三月二十六日，欧阳修被任命为太常丞、知谏院。同时被任命为谏官的，还有王素和余靖。
欧阳修四月初到京师莅职。第一次上朝议事，就上奏《论按察官吏札子》。当时，朝廷缺乏考察官吏的具体措施，致使年老多病、懦弱无能、贪婪残暴的官吏布满各州具，朝廷无法罢黜。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州县治理混乱，老百姓嗷嗷叫苦。欧阳修认为解救民生疾苦，首要工作是选好官吏。他请求建立按察法，选择精明廉洁的官员出任各路按察使，专门行使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
仁宗起初并没有完全采用欧阳修的建议，只是下令各都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实际上，这种兼职，按察使形同虚设，毫无实效。后来，欧阳修又有《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状》，这才引起仁宗高度重视。
四月八日，由于御史中丞王拱辰，御史席平、沈邈，谏官欧阳修、余靖等人的十八道奏谏，仁宗撤消了关于夏竦出任枢密使的任命状。枢密使改由杜衍担任，出任枢密副使的是韩琦和范仲淹。夏竦，字子乔，为人狡猾多智，生性贪婪，喜欢玩弄权术，反复无常，被世人视为奸邪小人。吕夷简执政时，害怕与他共事，始终不肯起用，临近退位时，特地推荐他，以消除宿怨。夏竦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官拜枢密使，这时前来就职，人已到达京城门外。御史、谏官连章论谏，终于阻止他进城，让他改官徙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十三日，著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以秘书丞知谏院。上月，欧阳修、余靖、王素出任谏官时，蔡襄赋诗祝贺，题为《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
御笔新添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力，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
诗人热情歌颂仁宗大胆擢用俊贤，祝贺忠良得路，朝政改革事业大有希望。欧阳修等人将这首贺诗奏呈仁宗。不久，就有了蔡襄的这项任命。
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同在谏院，都年轻气盛，正直敢言，政治热情高，忧患意识强，被时人誉为“四谏”。
朝廷最近的人事变化，改革派占了上风。国子监直讲石介颀喜异常，说：“这是千年盛事，我的职责就是歌颂盛明，难道可以不赋诗吗？”于是仿效韩愈《元和圣德颂》，创作了《庆历圣德颂》。
庆历四年（1044）四月八日，仁宗在朝廷上询问宰相大臣：“有人一再上书，请求废除麟州建置，说是粮草运送困难，你们的看法如何？”宰相章得象说：“西夏兵抢掠了麟州周围的居民，州城四面空空如也，一路上粮草运输确实困难，不如将麟州城堡改作兵寨，把麟州州治迁移到府州附近，减轻边境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于此同时，知并州（今山西太原）杨偕提议将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州治迁徙到岚州（今山西岚县）的合河津，就是岢岚水与黄河汇合的地方，放弃麟州而退守黄河。还有人提议废除麟州与府州（今陕西府谷）之间的五个兵寨，即镇川寨、建宁寨、中堠寨、百胜寨、清塞堡等军事要塞。为了便于最后决策，仁宗决定派遣欧阳修赴河东路巡视考察，调查麟州移徙废存的利弊，并与河东路转运使张奎一块统筹西部前线粮草，顺便考核河东官吏，了解民间私铸铁钱、官府自炼熟矾的得失利弊。
欧阳修进入河东路，顺次考察绛州、晋州、慈州、隰州（今山西新绛、临汾、吉县、隰县）。老百姓纷纷前来投诉：往年乡村按户配卖的“蚕盐”，都是就近从解池（今山西运城南）领取，最近官府下令，改由三门（今河南三门峡东）盐仓发放。因为路程遥远，又是麦蚕农忙时节，有的老百姓情愿交纳盐钱，放弃官盐，官府竟然不答应，强迫人们前往三门领取。欧阳修上奏《免绛等州人户远请百盐牒》，请求朝廷允许老百姓交纳盐款后，放弃远程领取配盐。
七月底，欧阳修返抵汴京。他连续上奏一系列奏疏，汇报河东之行的考察结果。
他的《论矾务利害状》与晋州通判荣湮原先的考察结果意见相左。河东路晋、慈、汾、隰等州盛产矾矿，景祐未年以来，开采的生矾都由杜升、李应等六家专业户承购，并由他们在京城炼成熟矾出卖，朝廷每年坐收钱茶十五万数。庆历以后，河东都转运司改变旧法，官府插手煎炼熟矾，结果造成六家承包户熟矾积压，赋税减免，官府经营生熟矾买卖的实际收入出现亏损。欧阳修建议罢免官府自炼熟矾，依旧由民户承包，朝廷坐收税收。
欧阳修回抵汴京的时候，京师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入夏以来，朝廷守旧派发起种种攻势，煽动仁宗的疑忌情绪，向新政派反攻倒算。六月下旬以来，契丹国主耶律宗真亲自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云州（今山西大山），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扬言进兵西夏，仁宗怀疑契丹另有阴谋。范仲淹趁机自请离开朝廷，出为陕西、河东路宣慰使。八月，关于石介替富弼起草废立诏书的谣言，流布朝廷内外，富弼也不安心在朝供职，自请宣抚河北路。庆历新政的失败，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庆历五年（1045）三月二十一日，欧阳修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即将结束，返朝任职的希望已经破灭。回顾自己两年来的生活道路：供谏职，掌诰命，参与编纂《祖宗故事》，修撰《起居注》，审定《庆历编敕》。自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至今年四月出使河东前夕，秉承皇命，起草机要诏令，记载时事要闻。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常在宫殿奏事，了解朝廷大事的源流本末。如今代知真定府，政务清闲，翻阅昔日撰写的制诰底草，饶有兴致。虽然它不能反映“庆历新政”的全貌，却是难得的原始材料，足以彰示后世。于是，欧阳修认真地整理，集录一百五十余篇，编成三卷，题名叫《外制集》，也称作《庆历制草》。
为了挽救濒于危亡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舍身报国，冒险上书，奏呈《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他情知新政难保，守旧派正在疯狂地反攻倒算，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替范仲淹、杜衍等申辩冤屈。他指出自古以来奸邪小人谗害忠臣贤士，所使用的伎俩大抵差不多：要大规模陷害忠良，常常诬蔑为“朋党”；要离间动摇执政大臣，往往诋毁为“专权”。范仲淹等人忠言谠论，纯正质直，不贪权势，勤于政务“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如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被罢黜，群邪恭贺于内，敌国庆幸于外，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这一纸犯颜直谏的奏状，所抨击的不仅是因循守旧、构陷忠良的守旧派，也包括出尔反尔、惑于流言的宋仁宗。欧阳修因此遭受守旧派的更大忌恨和陷害。
闰五月二十八日，他还两次呈奏《乞预闻边事》，请求过问边防事务。转运按察使一般只管本路财赋，监察各州官吏，不参与军事活动。然而，欧阳修这次出使，朝廷有密旨，要他思虑河北路军事的利弊得失，暗中为加强北部边防做准备。此外，履行转运按察使职责，调备粮草钱财，需要了解边事的轻重缓急；考察边将才德，也需要了解边防的安排处置。因此，他请求参与处理边防事务，获得了仁宗首肯。
欧阳修在河北任上，身为封疆大臣，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一路山川地理，财政生产，军粮兵器，军事训练以及官吏能否胜任职务等，他了如指掌，并一一制成图表。整个河北形势，让人们一目了解。有人问他：“你是儒学大师，文章泰斗，名闻天下，却干这些俗吏们做的活吗？”欧阳修回答说：“作为一名官吏，如果不称职，就应该感到惭愧。作为一位封疆大臣，我们一身维系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生哀乐，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提问的人顿时哑口无言。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直内方外的清正官吏，却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祸患。
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襄城张龟正做继室，张龟正景祐二年（1035）病逝，没有儿子，只有前妻遗下的一个女儿，当时才七岁。寡母孤女，无家可依。欧阳修妹妹只得携带着幼女回到娘家居住。这位张氏外甥女长大后，欧阳修将她嫁给堂侄欧阳晟。今年，欧阳晟从虔州（今江西赣州）司户卸任回乡，与男仆陈谏同行。旅途当中，张氏与陈谏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交由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开封知府杨日严，从前在益州任上，因为贪污渎职，曾被欧阳修弹劾过，对此，他始终耿耿于怀。这次，他指使办案人员制造口供，牵扯到张氏没有出嫁时的事情，涉及欧阳修，且污秽难听。但是，经由军巡判官孙揆查证落实以后，只以张氏与陈谏通奸定罪，没有株连枝蔓到欧氏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