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法之争
在我们心目中，欧洲古典音乐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英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当然，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譬如英国，十八世纪之前还是一个音乐强国，出现了帕赛尔这样的大师级音乐家，但从那以后直至二十世纪（这可是古典音乐高度繁荣的时期），英国将一切荣誉拱手让给其他国家，形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空白期”。德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很优秀，十八世纪之前的音乐还懵懂可笑，自十八世纪开始发力，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最强盛的音乐大国之一。至于意大利与法国，他们既有悠久的传统文化，也具备优良的艺术基因，是欧洲文化的源头，有值得自豪的文化传承，乃名符其实的艺术之邦。
在意大利，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比萨、米兰等城市无不蕴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飘散着艺术的醇香。这里的建筑庄重华贵、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值得研究与回味。我曾去过传说中的罗马废墟，猫着腰在迷宫似的巷道里穿梭。在一片残垣断壁前，我面对一根光秃秃的罗马柱凝思，不明白为什么距今二千一百多年的这根柱子就有四、五层楼高，而这仅仅只是这座早已倒塌的大楼一楼大厅的高度。后来见得多了，才见怪不怪，因为这样的大楼或教堂在意大利各地随处可见。除了高度与空间的不凡，罗马的其他建筑元素，如布局、比例、线条以及内饰，都令人赞叹！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样一座古老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演奏音乐，感受到厚实的音质、高贵的音色，想不绅士都不行！还有一件事情至今不得其解：我多次在罗马的天空下听见一种飘忽的铜管乐的声音——尤其是黄昏时分，忽近忽远，时断时续。虽听不分明旋律，但置身于古老的建筑之下，这种声音能够给人带来莫名的快感！我知道很多前辈作曲家都曾迷恋意大利，写过很多对于意大利的回忆的描述性作品。这些作品中，就有我常常在黄昏时听到的铜管乐的声音，如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开头部分。但愿那是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的“幽灵”在合奏名曲，而我做了一回幸运的听众！
意大利虽然与法国比邻，但从罗马到巴黎需翻越阿尔卑斯山才能够到达。在我看来，巴黎最值得光顾的地方既不是风情万种的拉丁区，也不是泛滥着色情文化的红磨坊，更不是时尚前卫的服饰卖场，而是各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歌剧院等文化场所。对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法国人不惜代价倾情保护（欧洲人大抵都有这个“毛病”）。不仅是高大的屋宇广厦，就连一门一窗以及附属的拉环搭扣，也尽量保持最初的形态，让人于细节之处感受到精致与品位。因此，无论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还是奥赛美术馆、巴黎歌剧院，任何一处都值得我们花费时间与精力细细欣赏。金钱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些场馆在特定的时间根本不需要购买门票。所以去巴黎旅行，如果偏离了文化的线路，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可惜，简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
在文化艺术上，意大利与法国各具特点，孰优孰劣，历史上一直不乏争论。研究一下各派的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欧洲的文化颇有裨益。
历史上最著名的意、法之争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即所谓“丑角戏之战”。值得说明的是，这场争论并不在意大利人与法国人之间展开，而是法国人感受到意大利文化（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的压力，由内向外的一次文化觉醒。在这场“内讧”中，“法国派”和“意大利派”各自祭出了超强的阵容：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以及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她不仅以美貌著称，还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艺术保护人）以法国派自居，支持本土的吕利和拉莫的艺术，而皇后玛丽·雷姗斯卡（原波兰公主）则持相反意见，明确表示赞同意大利派。当这两个派别在同一个剧院里观看歌剧时，法国音乐的支持者们聚集在国王的包厢旁，意大利音乐的支持者围在皇后的包厢周围。从“国王的一角”到“皇后的一角”，人们或挖苦嘲笑或高声辱骂，明枪暗箭不停地相互交锋。巴黎的文艺界大腕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扯起旗号加入进来。德霍尔巴赫、卢梭支持意大利派，拉莫、佛莱隆、劳齐耶神父站在法国派这一边。现在看来，意大利派稍稍占据优势，因为他们的领袖人物卢梭为此撰写了《论法国音乐的一封信》，从理论的高度将法国派骂得一文不值。这篇文章激怒了“法国派”人士，他们聚在一起焚烧了卢梭的人像。
虽然卢梭的《论法国音乐的一封信》言辞稍显偏激，厚此薄彼，甚至有崇洋媚外之嫌，但是他通过对法国与意大利音乐的研究与比较，提出大量有见地的观点，甚至预言了一百年后法国的印象派音乐。在此我们提供他的一些观点，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我认为我们的语言既不适宜做诗，也不宜配乐。在我看来，法兰西语言是一种属于哲学家和圣者的语言。”他认为法国语言缺少旋律，即便采用呆板的对位、累赘的复调，和声还是贫乏无味的。譬如吕利在《阿尔密德》中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也没能找到一个富有表现力的转调，因而他认为只有采取“完全终止”的办法才能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情。
卢梭认为法国人没有严格的节奏（这点确与德国音乐不太一样），他们喜欢时刻变换节奏。而意大利音乐中即便是最慢的乐章，也能令人感受到精准的节拍。对于力度，法国人只懂得强和弱，对其他一些字眼，比如柔和（dolce）、活泼（risoluto）、雅致（con gusto）、持续（sostenuto）、兴奋（con brio）、强而不及（rinforzando）、生气勃勃（spiritoso）等的领悟和运用都不够，而意大利人在转调手法上勇于创新，使音乐增添了活力。法国人推崇的是“富有条理的、刻板的、没有才气没有创新的音乐，这在巴黎被称为‘纸上音乐’，实际上充其量只能用于写作而不是在表演上”。
仅仅根据上面这些言论你很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卢梭乃不谙音乐的人士，只不过是在纸上谈兵、信口雌黄。事实恰恰相反，卢梭不仅是大作家和理论家，也是出色的音乐家，据说简谱就是他发明的。他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尽管有人对此颇有微辞。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为了证明意大利派的实力，他创作了歌剧《乡村卜者》，1752年在巴黎皇家歌剧院上演，获得满堂喝彩。
乔治·桑的法式沙龙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涌现出许多杰出艺术家。其中作家有雨果、大仲马、福楼拜、莫泊桑、安格尔、大卫·德·安热、缪塞、巴尔扎克、圣伯夫、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勒、泰奥菲勒·戈蒂埃、阿方斯·卡尔、热拉尔·德奈瓦尔、德尚兄弟，音乐家有柏辽兹、梅耶贝尔，画家有托尼·若阿诺、路易·布朗热、塞莱斯坦·南特伊、德拉克洛瓦、杜米埃、加瓦尔尼、德韦里亚，雕塑家有普雷奥，喜剧演员有弗雷德里克·勒迈特、玛丽·多瓦尔等。这些都是法籍人士，如果不考虑国籍，则这份名单会更长，至少要加上拜伦、海涅、李斯特、肖邦、罗西尼、凯鲁比尼等大人物。在这里，我们重点提到乔治·桑，因为她的名字不仅仅与文学有关，而且还与两位大音乐家相连，这两位大音乐家即李斯特和肖邦。十九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如果缺了乔治·桑这个人物，会少了许多意趣。
1831年，一个名叫奥萝尔·迪德旺的年轻女士出现在巴黎的街头。这位二十七岁的女士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祖母是萨克斯元帅的私生女，父亲是一个有权势的官员，却为了爱情娶了一个巴黎的缝纫女工（缝纫女工在文艺作品中泛指靠打工过活的放荡的年轻女性），因此，这位具有贵族血统的小姐其实只是一个“社会混血儿”，骨子里蕴藏着叛逆与独行。她嫁到诺昂，成为卡米齐尔达男爵夫人，即诺昂城堡的女主人。不久，她与丈夫达成一个约定：她带着女儿半年住在诺昂，半年住在巴黎，而儿子与老公则留守在诺昂的城堡里。她“离家出走”的直接理由是城堡开销很大，而卡米齐尔达不擅理财，所以她要来巴黎寻财路。其实，奥萝尔·迪德旺女士的理由经不起推敲，要知道，巴黎生活费用更大，如果运气不佳，不仅赚不到钱还有可能蚀财。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她来巴黎是为了发展她的艺术，因为她是一个不算太坏的画家。起初她给别人画画，但是入不敷出。后来她去画鼻烟盒甚至雪茄烟盒，但这与理想中的艺术家相去甚远，于是她想到了文学。这与她的情人朱尔·桑多有关，因为他在巴黎学习法律，也进行文学创作。如此一来，这位诺昂的女城堡主过起了文科大学生的生活。她像真正的大学生那样一本正经地在马扎里恩图书馆看书，也常常与学生们跑遍全城去打听各种文学和政治动态，在博物馆、剧院、俱乐部甚至大街上捕捉消息。为了行动的方便，她决定使用男性装束，穿厚灰呢礼服、长裤（好像有一段时期巴黎的女人不准穿长裤）和背心，打领带着长靴，必要时还口衔烟卷、手端酒杯，总之，再也没有人把她当做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小女人了。1831年，她与情人朱尔·桑多合写了一部小说《罗丝与布朗什》，署名朱尔·桑多和J·桑。第二年，她出版长篇小说《安蒂亚娜》，考虑到“桑”这个名字的商业价值，她保留了“桑”，并将“J”随手写成“乔治”——最不起眼的男人名字。于是，她拥有了一个纯粹的男人名字“乔治·桑”，这个名字伴随她一生。
现在我们知道她来巴黎的目的了，那绝不是赚钱和补贴家用，纯粹是通过一种真实的浪漫主义的生活来触发艺术的灵感，充实艺术创作的底蕴。巴黎、情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获得经济的独立而进行文学创作，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呢？在乔治·桑出版的文集里有一些关于巴黎生活的描写：朱尔（乔治·桑的情人）穿着肮脏、破烂的艺术家礼服和邋遢的衬衫，领带拖在了屁股下面，他躺在椅子上跷着腿，热烈讨论着；“高卢人”（乔治·桑）在角落里策划着一个大阴谋，无论四点钟还是七点钟吃晚饭都无所谓，只要高兴就行。有时候，她突然想从卢森堡公园到杜伊勒利宫，就不从香榭里舍大道走。她行走的路线取决于建筑物的外形。她想象在自己的房间里闹啊、笑啊、醉啊、打啊，“谋杀”他们的邻居，把他们的家具从窗户扔出去。她还鼓励人们加入他们的小团体，“只要不让你的父母过分恼怒，你就来我们这里吧，来我们的巴黎，这里就算不是由公众自由地统治着，至少也是由个人在自由地统治。我们给你一个房间，在餐桌旁有你的一个位子，时不时还会有巴黎歌剧院的正厅票。
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去教堂，不花一分钱研究那些有趣的问题。或者，我们在阳台上纳凉，看看新发生的骚乱，唾弃所有的一切。如果你对我们这种男孩子的生活感觉不好，你随时可以结婚……”她还以小说主人公的口吻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这观点不仅是她自己的行动纲领，而且还波及整个“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她说：“所谓通奸，并不是一个女人同她的情人所度过的良辰美景，而是她离开情人之后同她丈夫度过的整整一宿。”
诺昂城堡是一幢两层楼的法国罗马式建筑，厚实的门墙、狭窄的窗棂、顶层矮小的“老虎窗”以及两侧带有尖顶的四方形堡楼，给人庄重稳健之感。这处坐落在乡村小径上的古老城堡，却能够与繁华巴黎的任何一处豪宅相抗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乔治·桑由巴黎回来之后，将这里营造成独具个性的文化艺术沙龙。
毋庸我们强调它的重要性以及知名度，查找到访过这里的名流名单，就能知道它的厉害，访客有雨果、巴尔扎克、帕格尼尼、大仲马、福楼拜、屠格涅夫、李斯特、肖邦、罗西尼、海涅等。德国画家丹豪泽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画过一幅十分著名的画，取材于诺昂城堡某间屋子发生的故事，名为《李斯特弹琴图》。画中主角李斯特处在画面正中心（这是很奇怪的构图方式），双手抚琴，表情深沉地凝望着琴盖上的贝多芬大理石胸像（不知李斯特对贝多芬是否敬仰，但乔治·桑将其胸像供置于钢琴上至少表明她对他的敬意）；玛丽·德·阿古夫人坐在李斯特的脚边，含情脉脉地（虽然她背对着画面但我们仍然能够感知）望着李斯特；屋子主人乔治·桑则坐在李斯特背后的一张高靠背椅子上，听得着迷，不由将身子微微朝李斯特那边倾斜着；周围还有几个人在凝神聆听李斯特的弹奏，仔细辨认，原来他们是雨果、大仲马、帕格尼尼以及从意大利赶来的大作曲家罗西尼。
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年在欧洲牛气冲天的大音乐家李斯特。匈牙利出生的李斯特（1811—1886），求学于维也纳，早年以神童姿态登上乐坛。后赴巴黎，成为社交红人，享有“钢琴大王”称誉。1848年任德国魏玛大公宫廷乐队乐长，1865年接受罗马教皇赐予的四品圣职，1870年出任布达佩斯音乐学校校长。作为一个钢琴演奏家，他那无所不能的演奏技艺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评论说，“当（他）魔鬼附身的时候是所有钢琴家的丧门星”。同时，他深谙舞台表演之道，投足举手都是经过设计的，以求最大可能地吸引台下观众的目光。他的招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成为人们疯狂追逐的对象，是巴黎上流社会最抢手的明星主角。每一场演出开始前，那些名媛贵妇们都削尖脑袋、打通关节跑到后台来，为的是能够借端茶送水之机与他近距离接触。有一位伯爵夫人好不容易当选为“端水侍女”
，李斯特象征性地喝了一口便将水杯还给了她。伯爵夫人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地将这只杯子连同剩下的半杯水捧回家，闭门把玩，这杯水自此成为撩人情思的信物。
长发披肩的李斯特很有偶像派头。每次演出开始，坐在钢琴前的他，都会不紧不慢地褪去手上的白手套（他每次上台前一定要戴白手套），顺手扔向观众席。这时台下霎时炸开了锅，小姐太太们为了抢到手套，顾不得颜面扭打在一起。无论抢没抢到，大家的情绪都被撩拨了起来，直到演出结束都还难以平静。他曾创造过一种表演形式，在舞台上的两架钢琴之间来回演奏，以制造噱头、令观众为之疯狂，当时，竟然有好几位名媛贵妇为他帅气的表演兴奋得昏厥过去。如此一来，如果人们津津乐道于李斯特的风流韵事，似乎再正常不过了。有一位伯爵夫人，名字叫玛丽·德·阿古，时年三十岁，为了李斯特，她情愿抛家弃子，舍弃上流社会，与李斯特相好。他们定居巴塞尔，随后生下两个女儿，其中一位便是芳名远扬的柯西玛（她初嫁大指挥家、作曲家汉斯·冯·彪罗，后改嫁更著名的作曲家瓦格纳）。李斯特与阿古夫人不得已分手后，于情绪最低落期创作了史上最富激情的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这至今仍是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