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李瑞环的书———《学哲学，用哲学》。这本书不是权威出版社出的，也没有权力部门倡导学习，更没有任何部门安排学习，要求人手一套。可刚出版两个月，就重印了四次，发行了近二十万套。李瑞环说：“我是从底层上来的。”他是木匠出身，大约也没念过几年书，但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在干木工搞工程的过程中，光技术革新就搞了几十项。他学哲学用哲学，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听过不少哲学老师的课，也看过不少哲学的或与哲学相关的书籍。我以为，李瑞环的哲学，是平民的哲学，实用的哲学，为大众所能接受和运用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以李瑞环的学历，李瑞环读过的书、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讲，他不一定能说特有文化，起码他不可能比各类教授们有“文化”。但从对哲学方法论的掌握，从经世致用上讲，李瑞环又是大文化人，是许许多多的教授研究员编审们远远比不上的文化人。
号称能倒背马列的王明，也无法与李瑞环在哲学上相比。
李瑞环的哲学功底深，哲学体系严密，哲学表述生动，但李瑞环是以政治家而不是以哲学家立世的。李瑞环的文化，我以为主要的体现在他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情怀上。文化第一位的、根本的，是胸怀。
回到前面我的亲友们说人有文化没文化的问题上，我以为他们只说对了一点点，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看人有没有文化，主要看他有没有胸怀。而要在文化上有所长进，则主要的是开阔胸怀。所以我父亲，我，包括我儿子，都有不断开阔胸怀的任务。
2005.12.8。
爆竹情结
中国人每年都过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类似西方的圣诞节，但胜过圣诞节。
过春节俗称过年，过年必须放鞭炮。更进一步者，放焰火，放礼花。
放鞭炮的习俗形成已很久远，中国人大凡有喜事，包括白喜，一定要放鞭炮。比如盖房子上梁，做生意开业，青年人结婚等等，必须放炮。当然与过年相比，那只是毛毛雨。过年放炮，是全民性的，规模大，普及面广，持续时间也长。
中国人放炮的历史十分久远。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发明前，人们喜庆时以火烤竹，使竹爆响，听竹裂声。火药发明后，西方人去造洋枪洋炮，去当海盗，去探索新航路开拓新疆界。中国人呢，则开始研制、生产与享受烟花爆竹。
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窝囊透顶受气透顶，被西方列强欺凌欺压，但只要情况稍有松动，我们便会忘记伤痛，欢快起来，便以烟花爆竹助兴，直炸得劈啪乱响震耳欲聋震天动地。
中国的烟花爆竹史我没有研究过，但我从小就知道放炮。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花炮的品种就不少，有鞭炮、单响大炮、二踢脚、天老鼠、地老鼠等等。天老鼠是往天上飞，有如火箭；而地老鼠，则是在地下到处乱窜，往人多处一放，在人群里乱钻，引来一片惊叫，特别过瘾。可惜后来就不见了，好像是因为容易钻入草垛引起火灾，容易伤人，所以不让造不让卖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鞭炮为主，花炮有一些，但品种还是单调，与今日相比，差得远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各地各单位的集会仍很多。
那时我在单位政治处做宣传干事，买炮一买就一大包，使劲放。短短一年，过足了炮瘾。
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的爆竹业发展了，中国人的心气顺了，所以那时放炮，特有气势，零星的不算，单是除夕夜，零点开始，万炮齐鸣，最长时密集的炮声可以持续一个多小时。要放多少炮，大家可以去想象。
后来，许多大城市开始禁炮，不许放炮，违者将被处罚，甚至吃官司。这可憋坏了不少人。据说有人为了过炮瘾，投亲靠友到中小城市去过年，有人则开车到郊区去放炮。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放炮？原因很多，主要的似乎有以下几点———张扬个性：有了大事好事喜事，总要弄出点大响动来，以示庆贺，以昭告天下。
迷信鬼神：迁新居、开业、娶亲，都要放炮驱鬼迎神，要崩晦气，添吉庆。似乎不放炮，好事也会办砸。在许多人心目中，放炮是绝对不能省却的仪式和程序。不放炮，就可能不吉利，就潜伏着隐患。
发泄郁闷：心情不好、心气不顺，便想放炮发泄。许多人相信鞭炮能炸掉晦气，至少能让自己心气顺一些。
显富显阔：有些人，有几个钱，甚至只有几个小钱，就烧得不行，就想找个法子让街坊四邻让满世界知道自己富了阔了。这些人大肆放炮，全是让心火烧的。中国人斗富的方法很多，比住房子比坐车子比撒票子比烧货币，当然也比谁家炮放得多放得响。不管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中国人总体上都是喜炮迷炮的。
中国人曾经禁烟（鸦片），成功过，但如今毒品仍在流布。中国人曾经禁炮，也成功过，但如今又全部或部分地开禁了。我无意将烟花爆竹比毒品，但它确实也容易致瘾，也有一定的毒性。我想我们这个民族，在烟花爆竹方面有优良传统，也有劣根性，有深深的爆竹情结。改好，还是不改好？说不好，似乎听凭自然为好。
2006.2.3。
不说真话、说真话与私利
说真话难，在民主尚未体制化、尚未形成传统的社会里，说真话极不容易，而且非常危险。中国历史上，因为说真话而丢官丢权丢命的不在少数。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也可以视为真话，虽未丢命，可丢掉了作为男人最重要的器官，丢掉了做男人的尊严，也许这比丢命还惨。现代史上，由于说真话，丢官丢命者为数极多，比如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比如张志新、遇罗克、顾准。
因为说真话不容易，所以当巴金从“牛棚”中爬出后，抖落满身的灰尘，抖落脑际的噩梦，开始反省“文革”，反省自身，反省知识分子的怯懦，反省中国人的劣根性，反省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仇视、算计、陷害时，就显得殊为可贵。众所周知，巴金是以其长篇小说《家》《春》《秋》等确定文学地位，并以此名闻天下的。但巴金晚年写了文学色彩并不十分突出的《随想录》后，却名声大噪。巴金之所以成为文学泰斗，之所以在耄耋之年，在几乎失去思维能力之后，仍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与《家》《春》《秋》等小说有关，与《随想录》关系更为密切和直接。
彭德怀张闻天张志新顾准巴金们说真话，是为党为国家为民族着想，完全出于公心，与私利基本无关。如果从私利出发，他们可以选择沉默，可以选择说与“最高指示”一种意味一种格调一种意思的话，可以说“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万寿无疆”的话、“身体永远健康”的话、“伟大光荣正确”的话、“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的话，而不用去说让权势者挠头以至愤怒的真话。以说真话的方式牟取私利，那是傻子才要干的事。
时下有一些人，当他们从一定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便对别人炫耀性地说，原来在位时不敢说真话，现在我可以讲真话，要讲真话了。确实，他们失去官位后，满腔的失落，满肚子的不高兴，他们失去了既得利益，失去了车子位子，失去了往日的尊贵尊严威风，失去了前呼后拥车水马龙，失去了来自多方的阿谀谄媚逢迎，心里特别别扭难受。他们所谓的真话，有一部分是真的真话，有一部分是牢骚话，还有一部分是提这样那样要求的话。与他们在位时主要说官话空话假话大话废话，是为了升官发财、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仕途平顺畅达一样，他们下台后说真话或者所谓的真话，也是为了私利，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权位延伸的利益。所以，这类的“说真话”，不可敬。当然，如果这些从官位退下来的所谓要讲真话的人真能讲真话，虽然没什么大作用了，虽然多少含有“长铗归来兮”的味道，那也比他们继续不说真话继续说假话好。他们良知的觉醒，良心的回归，对他们自己是幸事，对国家对民族，一定意义上也是幸事。
2005.11.29。
真话也不一定能说
参加一个有点学术性质的会议，说了几句真话，惹了一身麻烦，多少有些后悔。
那个会议是一本书的首发式。会议主办方力邀我参加，推不掉，我就去凑数了。
会议开始，由好几位专家学者、该书的编者以及编者的亲朋介绍书的编写经过，特别是大颂特颂编者的功德。
最后，把编写这本关于中国某一时期某个边塞国家文物的意义，上升到了抗击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的吓人高度。似乎这本书如果让外国人抢先出了，让外国的学者抢先研究了，那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是中国学者与出版界的一大耻辱，甚至有可能亡党亡国，有可能灭种。
这个会，我本没准备发言，而且因为有别的事，要中途退场。但主持者盛情邀我发言，让我讲完再走。那天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我满口胡言乱语。我讲这本书的出版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对于编者表示了祝贺，而且还对编者之一的某管理处主任从市场与学术相结合的视角进行了嘉许。我的错误在于，我说，学术就是学术，那个古代小国在哪里并不重要，关于那个小国的学问在哪里做、由谁做也并不重要，因为那已是历史，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整个人类都有责任保护那段文化遗存，整个人类也都有权对那段文化进行研究探索。全世界的人们应当平等地、平心静气地共同进行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这与爱国主义无关，与民族尊严和自豪感无关。讲的过程中我多少还有些得意，感觉我多少还有些学者本性与文人情怀，好赖还说出了几句有学术味道的话。说完了，我便撤出了。我以为，这种应景的会、捧场的会，大家说点什么都不会有大碍。
事情远没有我想的简单。事后据一位同样参加此次会议的朋友讲，我的话一出，令全场尴尬。我出了门后，主持者以讥讽的口吻问：“还有没有要跳出来的？”跳出来的是什么？跳梁小丑呗！小丑是谁？牛某人是也。那位主持人之所以如此失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好向书的编写者交代。编者之一、主要编写者的亲属则开口痛斥我“大言不惭”。事后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只是一笑，而且自认“咎由自取”。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鲁迅讲的故事，说一家人在给孩子做满月，说孩子日后必定大富大贵的受欢迎，说这个孩子以后会死的，则遭臭揍。真话有时也是说不得的。我的那次经验，够我咂摸一辈子，记取一辈子的。
2006.3.4。
孔夫子为工作者挡箭
孔丘孔老夫子是中国的大圣人，是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总之，把什么样的光环罩在他老人家脑袋上也不嫌太亮，把什么样的赞誉放在他老人家身上也不嫌其多。老人家是人，更是神。
孔老夫子有一个特点，一般圣人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述而不作”。什么意思？就是一生都在思索授课、讲学、演说、交谈，却不著述（至少不多著述），不在白纸（竹简、绢帛、皮纸之类）上留下黑字。今人所能见到的《论语》之类孔子的著作，大多是孔夫子弟子们后人们根据他们的记忆或相关资料补记的。当然，他们的记述是忠实于孔夫子的。有无“修正主义”的成分？或许有，但不会多。
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一般意义上说，大凡有头脑有思想有心得的人，都是要著述的。有多少记多少，但嫌其少，不嫌其多。如果在“学富五车”的同时能做到“著作等身”，那是再好不过了。不一定是最高境界，也是较好境界。从历史上看，史册上留名的，大多是有所著述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卢梭，比如司马迁、司马光、解缙、朱熹、康有为、梁启超。如果没有他们彪炳史册的著述，他们的名不可能传得那么远，也不可能留得那么久。
著述可以留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可以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个道理其实特别浅显，只要不是白痴白丁，就不会不明白。但明不明白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许多混迹官场学界的智力平平才华平平的人，倒过来吊到房梁上三天三夜，也控不出一滴墨水，揿在书桌上，手里塞上纸笔，等上九天九夜，也写不出半篇文章。
于是乎，他们开始诟病著述者，诟病社会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社会上重视人的学术成果的做法不以为然，或假装不以为然，并且举出独一无二的例子，说什么如果孔老夫子生于今日，恐怕连中级职称都评不上，也不可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此话一出，不会写文章的不愿写文章的没写过文章的人们一片欢呼。此话一出，倒让那些会写文章写了文章著作很多的人不好意思起来，感觉与不会写文章没写过文章的人们比，自己离孔夫子更远，更没水平，没本事，没面子。呜呼，乾坤就是这样被颠倒的。
“述而不作”，是如今许多人的遮羞布与挡箭牌，而且还是他们杀向真文人真学人真有本事人的大刀长矛。世事如此，无可奈何！他们的悲哀不仅在于“不作”，而且还在于绝对的“不述”，“述”不出。他们和孔夫子其实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006.3.4。
同情心之外
小时候就听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说东郭先生赶着毛驴驮着一口袋书发行，路遇一被猎人追杀的狼求救，东郭先生怜悯之心顿生，将狼藏进口袋，骗过了猎人。可猎人走后，钻出口袋的狼却要吃掉东郭先生。
小时候还听过一个叫《农夫与蛇》的故事，说一个农夫于耕作途中遇到一条冻僵的毒蛇，农夫慈悲，将蛇揣进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施救。蛇苏醒后，一口咬死了农夫。
这两则中国的寓言故事，主旨在于教育人们对邪恶者不能予以同情和怜悯，否则会遭到恩将仇报的对待，落得遭杀身之祸的下场。
狼和蛇都是动物，且不是“好”动物。狼千百年来袭击家畜家禽，偷吃小孩，甚至攻击成人，为患人类；蛇呢，不但会咬伤咬死畜禽，咬伤咬死人类，而且长相丑陋，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狼性蛇性可能没有是非意识，没有恩怨界限。人们不去同情，也许从人性的角度，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外的角度看，没什么不对。
人对人应不应该同情？从人类多年积累和积淀的文化看，大多在倡导人类相互关怀，相互体谅，相互扶助。
人类互爱互助、扶贫济困、扶老济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源于同类相亲的理念，源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判断。
人真的比狼比蛇“性善”吗？大多数应当说性善，一部分不那么善，一小部分还不如狼和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