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和唐朝虽是两个朝代，但政治制度和文化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并称隋唐。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和战乱状态，使南北文化相互融合。唐代（主要是前半期）是盛世，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繁华时期，儒、道、佛家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国力雄厚，经济繁荣，自信开放，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影响周边的国家和民族。纵观整个唐朝，绘画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艺术，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等几大画科都已具备。唐朝沿用隋朝的科举制度，使进入仕途的士大夫增多，文人参与绘画的数量比六朝时增多，这些学养深厚的文人发展了山水画的另一种形式——水墨山水画，开启了我国水墨山水画的先河。
郑虔（685—764），字弱齐，学富五车，深通经史，著有《天宝军防录》《胡本草》等不同学科的专著，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开元年中任协律郎，正八品上，为宫廷文艺总管。书写当朝逸闻八十余卷，后被诬告“私撰国史”，书稿都毁了，被贬在外达十年之久。天宝五年，因玄宗喜爱他的才华，将其召还京师。郑虔作山水画，并提诗献给皇帝，玄宗大加赞赏，御署“郑虔三绝”。郑虔可算是最早将诗、书、画结合的画家之一了，绘画方面与王维一样是文人山水画的开创者，草书可与张旭媲美。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太原人。9岁就负有才名，19岁赴京考试，得第一名举子，21岁中进士。王维年轻时以儒家入世精神为主导，在仕途上积极进取。当时社会官僚体制腐败现象严重，为国为民的想法得不到实施，他一方面对官场感到厌倦，一方面又要靠俸禄持家，不能决然离去，沉浮在官场之中，长时期半官半隐。因安史之乱受到牵连，他被降官，从此无心仕途，晚年隐居在长安南郊辋川，专心佛教。王维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和弟王晋都吃素信佛，全家与北禅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关系密切，他本人与佛教禅宗的南宗有更多的交往。他的诗禅境甚深，是继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后又一伟大的田园诗人。
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用人闲、花落、夜静、山空，表现出一种幽寂空无的静态，又用日出、鸟鸣的动感，深化了大自然的静，静中有动，是一幅安然、恬静、素美绝妙的山水画。另一部作品《田园乐》，诗曰：“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这首诗写出了田园的闲逸、田园的疏淡、田园的自然。用红桃、绿柳、宿雨、朝烟、落花、鸟啼这些自然现象形象地表达出了田园的静美，童未扫、客犹眠表达了田园之逸乐，诗的境味极其淡雅，远离尘嚣。这两首田园诗，都再现了客观世界的景象，犹如镜相，又是心象，清净明澈，既近还远，既实还空，既是心境又是现实，无彼无我。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看王维的画迹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总体上王维的诗境无人能及，更不能被模仿。他画中的诗境，诗中的禅境，正是文人画的理想之境；其诗和画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正是文人共赏共求的境界。
张志和（730—810），字子同，初名龟龄，号烟波钓徒、浪迹先生，浙江人。著《玄真子》十二卷，三万言，因此号又为玄真子。16岁游太学，以明经耀第，给唐肃宗献策，肃宗赐名“志和”，后来因为某事被贬，以亲丧的名义不再出仕。他开始泛游五湖，自称“烟波钓徒”，与颜真卿是好友。他的画迹已失传，有诗词流传下来，诗词通俗、朴素，境界洒逸、超然。如《杂歌谣辞·渔父歌》所云：“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荷衣不叹穷。”客观物质生活丝毫没有局限住他内心的自由境界。张志和诗、词、画都非常出色，酒酣之时，吟诗作画，击鼓吹笛，顷刻即成。朱景玄所撰《唐朝名画录》中把张志和的作品列为逸品。诗画的境界是人生境界的再现，所以张志和是文人隐逸画家的典范。
张璪，生卒年不详，史上记善画松石，双管齐下。崇拜他的诗人符载记述：“观张璪先生的画不是画，是真道啊！”张璪著有《绘境》一书，现已失传。只流传下来一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他对同时代画家毕宏说的话。
王墨（？—805），即王洽，《唐朝名画录》中所载“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画画擅用泼墨方法画山水，当时人称王墨”。同时也记载他有时乘醉而画，泼墨时手脚并用，或挥或抹。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染成风雨，不见污迹。他的画被唐朝理论家朱景玄列为“逸品”。
总之，唐代文人士大夫在山水画的表现上有突出的贡献，为后代的水墨山水画的发展铺设了道路。他们都是集儒、道、佛三家文化为一体的画家，儒家的格物致知，道家的自然无为，佛家的超世解脱，注定是士大夫所追求的超然性、高尚性和完美性。只不过有人偏重儒，如郑虔；有人偏重道，如张志和；有人偏重佛，如王维。他们选择并发挥了山水画的单纯朴素因素，轻视色彩的绚丽性。水墨山水直接体现了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后世文人画家对水墨山水画的意境的追求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