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又从功利观点来讲人之德牲，谓其最可宝贵者，应在“爱”与“敬”两项。因凡人皆喜欢得他人之“爱”与“敬”，故此二者乃人之最高道德性格也。因若任何人能爱敬人，则能动获人心，道无不通，如此自然所遇无不顺利；故刘邵讲道德主要乃兼功利观点讲。他说如“仁”字，在单独讲时是好的；但合起来讲，则仁不如“明”。若其不明而仅有仁，则成无明，此说实亦有理。故孔子讲“仁”必另加上一“智”字。后人太偏讲道德，便失却孔子仁智兼重之义。仁、智必相兼，聪明与平淡二者亦必相兼，此皆刘邵论人物之重要点。
再说“平淡”二字。平者如置放任何一物，放平处便可安顿，放不平处则不易得安顿。淡则能放进任何物，而使其发生变化，不致拘缚在一定格上。总之，平淡之性格可使人之潜在性能获得更多之发现与成就。刘氏因此又说：“学”虽可使人成“材”；然成于此，即失于彼。此显然是道家义。刘氏又颇看不起“恕”字，彼意：若其人自己心上有了毛病，如何能“推己及人”？故说：“学不入道”；又说：“恕不周物”。这是他对儒家义之修正。
刘邵《人物志》一书，其中所涵思想，兼有儒、道、名、法诸家，把来会通，用以批评、观察人物。依刘邵理论，把道德、仁义、才能、功利、诸观点都会通了，用来物色人材以为世用，此种讲法，颇与宋、明儒所讲德性之学只注重在个人内部之正心、诚意方面者并不全相同。所惜是后人没有将刘邵此一套学问更向前推进。此在刘邵思想本身，自然也有缺点：一是刘邵只注意观察人物，却不注意在各人之修养方法上。二是刘邵所讲，专注意在政治场合之实用上。他的眼光，已就陷于一偏。这可证明刘邵还是两汉以来单注意政治实用一方面的思想传统。
我自己很喜爱刘邵此书，认为：他提出平淡二字，其中即有甚深修养工夫。在我年轻时读《人物志》，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一语，即深爱之，反覆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
(1961年在香港大学的讲演)
读《人物志》
汤用彤
刘邵《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均列入名家。凉刘昞为之注。唐刘知几《史通·自序篇》及《李卫公集·穷愁志》均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载，鲜有知者。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当时人着述，存者甚鲜。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兹分三段述所见，一述书大义，二叙变迁，三明四家(名法儒道)。
一
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
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辨也。汉代选士首为察举(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论声则原于气禀。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故整饰音辞，出言如流，宫商朱紫发言成句，乃清谈名土所尚。论色则诚于中形于外。诚仁则色温柔，诚勇则色矜奋，诚智则色明达。此与形容音声，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论情味则谓风操，风格，风韵。此谓为精神之征。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太隽，精神渊箸。神之征显于目(邵曰：“征神见貌，情发于目”)，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甄别人物，论神最难。论形容，卫玠少有壁人之目，自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盖谓眸子传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朴子》曰：“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人物志》曰：“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二语均有鉴于神鉴之难也。
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具所宜。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非圣人，才能有偏。就其禀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陈群立九品，评人高下，名为辈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师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也。有术家，三孤之任也。有国体，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家宰之任也。有臧否，师氏之佐也。有智慧，家宰之佐也。有伎俩，司空之佐也。有儒学，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国史之任也。有辩给，行人之任也。有雄杰(骁雄)，将帅之任也。夫圣王体天设位，序列官司，各有攸宜，谓之名分。人材禀体不同，所能亦异，则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应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则名正，失则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此谓名分失序也。刘邵曰：“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此谓名目滥杂也。圣人设官分职，位人以材，则能运用名教。袁弘着《后汉纪》，叙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贵万物得所而不失其情。”圣人故作为名教，以平章天下。盖适性任官，治道之本。欲适其适宜，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抱朴子·备阙篇》云：“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蔡邕《荐赵让书》曰：“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皆辨小大，与《人物志·才能篇》所论者同(持义则异)。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昌言》云：“以同异为善恶。”《抱朴子》云：“校同异以备虚饰。”《人物志》曰：“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曰期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曰取同体也，则接洽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皆论知人与同异之关系也(参看《论衡·答佞篇》贤佞同异)。
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于形须符其实。察人者须依其形实以检其名目。汉晋之际，固重形检，而名检行检之名亦常见。《老子》王弼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夏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孰能相失。”《论衡·定贤篇》云：“世人之检。”傅玄曰：“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皆谓验其名实也(检本常作验)。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奉，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行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刘注云：“试而知之，岂相也哉？”)《人物志》八观之说，均验其所为。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作七十二条及《说略》一篇，则《人物志》之辅翼也。
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志》曰：“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依言知人，岂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乱德，似是而非者。徐《中论·核辩篇》评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人物志·材理篇》谓辩有理胜，有辞胜。盖自以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蕲求人知(《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故识鉴人伦，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符(徐干云：“俗士闻辩之名，不知辩之实”)。刘邵志人物，而作《材理》之篇，谓建事立义，须理而定，然理多品而人异，定之实难。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乃有准则。故刘邵陈述论难，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称美邵之清谈，则邵亦善于此道)。
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常士则称为知材，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拔取奇尤，本可越序。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昌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士，与其越序，不如顺次。越序征辟则失之多，顺次察举则其失较少。依刘邵之意，品藻之术盖以常士为准，而不可用于超奇之人也。然世之论者，恒因观人有谬，名实多乖，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须有以验其后。今考绩之法废，故真伪混杂。”明帝纳其言。诏作考课法。卢毓、刘邵同属名家。毓谓选举可得常士，难识异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职。综核名实，当行考绩。其意与刘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刘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圣人之察，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盖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主设官分职，任选才能，各当其宜，则可以成天功。是则人君配天，正名分为王者之大柄。诚能以人物名实之相符，应官司名分之差别，而天下太平。然则太平之治，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魏世钟繇、王粲着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司马朗以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按刘邵曰：“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夫圣人尤中之尤，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甄别才性，自只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已不可识，而况欲得圣人乎。圣人不可识，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则胡能克明俊德，品物咸宜，而致治平欤。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则钟王之论为是，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
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故王粲着有《汉末英雄传》。当时四方鼎沸，亟须定乱，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夫拨乱端仗英雄，故许子将目曹操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此引《后汉书》)而孟德为之大悦。盖素以创业自任也。又天下豪俊既均以英雄自许，然皆实不当名。故曹操谓刘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玄德闻之大惊。盖英雄可以创业，正中操贼之忌也。刘邵《人物志》论英雄，着有专篇，亦正为其时流行之讨论。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明胆兼备，文武茂异。若胆多则目为雄，韩信是也。明多则目为英，张良是也。此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亦当系谓其偏至)。若一人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成大业者尤须多于胆，高祖是也(参看嵇康《明胆论》)。按汉魏之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之清神，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狼顾狗偷，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
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俟于后述之。
二
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本段因论汉晋之际实术之变迁。
《隋志》名家类着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刘邵撰
此二书之入名家，当沿晋代目录之旧。其梁代目录所着录入名家者，《隋志》称有下列诸种。
《刑声论》一卷(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与《广弘明集》所载梁阮孝绪《七录》名家类着录者相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然则刘邵书之入名家，至少在梁代即然。《刑声论》者，疑即形声，言就形声以甄别人物也。其余诸书，从其名观之，亦不出识鉴人伦之作。至若姚信，乃吴选部尚书，而《士纬》现存佚文，如论及人性物性，称有清高之士，平议之士，品评孟子、延陵、扬雄、马援、陈仲举、李元礼、孔文举，则固品题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条曰：“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其说极似《人物志·九征篇》所载。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公孙龙实有不同。
名学有关治道伦常，先秦已有其说，兹不具论。《汉书·艺文志》论名家而谓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其说仍袭《汉志》。然控名责实，已摄有量材授官，识鉴之理亦在其中(晋袁弘《后汉记》论名家亦相同)。《人物志》《士纬新书》之列为名家，自不足异也。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兹已不可考)。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公孙龙、惠施)。据其所论，以循名责实为骨干。如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困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椒而胁从(崔实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实未必相符也。及至汉末，名器尤滥。《抱朴子·名实篇》曰：“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审举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言遂见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