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是武士的灵魂。用刀结束生命，满足了灵魂的要求同时，也使得自己的灵魂升上了天。从这点来看，铃木大拙这句话还是概括准确的：“日本人也许并不具有特别的哲学，但确实具有死的哲学。”他说，“洁净的死”是在日本人的心中最可亲的思想。这里的“洁”就是“无悔”、“义无反顾”、“极其沉着”、“像个勇士”等的意思。而用什么来表示这个“洁”呢？用最痛苦难忍的切腹就是最完美的纯粹形式。无论是为了怎样的主张，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有牺牲生命的觉悟，这就是武士与禅结合得最成功地地方。所以，铃木大拙十分欣赏这句话，即一个写了关于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国记者说了切中要害的话，“禅是日本的性格”。
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8~1877年，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这位有“最后的武士”之称（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主角胜元盛次武士的原型就是西乡隆盛）的明治维新的功臣，在最后惨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穿腹过股，但他还是慢慢地跪坐起来，俨然正襟，取出短刀，刺向腹部，然后让属下帮他“介错”而死，完成了武士的庄严，更完成了“洁净的死”。
在日本僧人天岸慧广的《佛光国师语录》中，有一个和尚在脖子上架着大刀的时候还留言：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是说，不管你有多么快捷的刀法，砍下的不过是一缕春风。风是什么？不就是空？是空，你还恐惧什么，害怕什么？
日本武士的切腹者，一般都具有了这样的领悟和风度。这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言：日本人的切腹，到最后一刹那为止，都不愿意抛弃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参见：戴季陶，日本论［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1980。
(十一) 切腹与耻感、义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与切腹这个行为本身所涉及的耻感文化、义理文化、世间文化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有关。耻感文化的极致、义理文化的极致、世间文化的极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堂堂登场的主要原因？
相对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这是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这里，老话题新论的是，因为是罪感文化，所以调律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为是耻感文化，调律日本人生死的是耻。西方人以神为指向，一切看神行事。日本人以他人为指向，一切看他人行事。西方人向唯一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绝对的价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间起誓，因而具有相对的价值。绝对的价值导致绝对的信仰，相对的价值导致相对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趋于相对，义理和耻辱也就处于以他人为视界的相对性中。所以在义理的卵翼下，潜藏着各种诡辩，借口和伪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耻辱，受到了来自义理方面的挑战，唯一能做出反应的就是报复。这个报复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于挑战义理，耻辱对方。但同时这个报复对象也可以转向自己。也就是说，当这个报复对象不易被报复，或者当这个报复对象逃过了数次的报复机会，那么，日本人就会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结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决问题的最后法宝。而且，将自己结束得越痛苦、越礼仪，报复的力量也就越大，同时也就将对方杀死在观念之中。
切腹还带有一种“无念”和“遗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后代会记住这个“无念”和“遗恨”，并有实施报复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切腹者的对立面来说，“无念”和“遗恨”将化为怨灵而作祟。也就是说，切腹者的对立面将一辈子活在恐惧中。这样来看，没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现这种报复了。因为是在报复对方，所以，切腹者极端的冷静与态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种做作了，不是在演戏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抵罪、洗耻、悔过、赎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罚。
报复，在日语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这“仇讨”与日本人的“初梦”（过新年做的第一个梦）有关，倒是令人惊讶的。在日本过新年做梦，被认为最好、最吉利的梦是什么？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鹰，第三是茄子。而这三大初梦的解释与日本历史上三大复仇事件有关。这三大复仇就是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元禄赤穗复仇事件、伊贺越复仇事件。
第一个富士山，讲镰仓时期曾我兄弟终于实现了等待已久的复仇愿望，在源赖朝富士狩猎的时候，替父报仇杀了工藤祐经。歌舞妓就将它作为题材，每年在日本要上演一个月。
第二个鹰，讲47赤穗浪士为主君浅野匠头复仇，杀了吉良上野介，鹰则是忠臣藏浅野匠头的家纹。
第三个茄子，讲江户时代伊贺国的上野越，渡边数马为了替弟弟报仇，借助荒木又右卫门的力量，杀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则是渡边数马的家纹。
过年的初梦就不忘复仇，而复仇的结果一般就是切腹。这样，初梦——复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行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当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在日本并没有减弱。也就是说，不去杀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当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日本人说，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根据事由给予原谅。但对于嘲笑，就毫无可以原谅的余地。对嘲笑，诽谤唯一可行的反应就是报复。新渡户稻造在1910年撰写的著作中说，在复仇中有某种满足我们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同我们的数学技能一样严密，在方程式的两边都求出之前，我们不能摆脱一种没有什么余下未做的感觉。
还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画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访他最为信任的传教士，说想去美国。而那位传教士则大叫：什么，你也想去美国？这位画家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嘲笑。没说一声再见，回头就走了。事后这位画家写文章说：请让我给两个词作出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的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
义理可以是意味着家臣对君主至死不渝的忠诚，但同时也意味着当家臣感到被君主侮辱时，突然对君主产生极度的憎恨，这就是所谓的“受辱人的谋反”。
有一个德川第一代将军的传说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经诅咒他是“一个将被刺在喉咙的鱼刺鲠死的家伙”。这当然是个嘲笑是侮辱。这个家臣忍无可忍，发誓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家康新定江户为首都，敌人尚未彻底肃清。这个家臣向敌方的诸侯表示，愿意从内部放火烧毁江户，这样他就可以尽到“义理”，实现对家康的报复。所以义理并非仅仅限于忠诚，在某种场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挨打人的反叛与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十二) 剩下的就是选择方式的问题
切腹作为一种自杀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不会成为主流了。全面地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支撑切腹文化的耻感和义理，以及“当头棒喝”、“身心脱落”的禅学思想，还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这正如日本核物理学家石田英一郎说过：“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变化就像核性格一样，需要几万年的时间。”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最极端的行为还是自杀。他们的信条是，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复名誉。新年那天无力还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件引咎自杀的官员、以双双自杀来了结无望的恋爱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员、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试不及格的少女等，他们都将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无从逃脱的，那怎么死是选择的方式问题。所以切腹虽然已成过去式，但其“切腹构造”仍然存在，自杀遗风在这个岛国仍然十分强劲。每年超过3万人自杀，这个比率按人均计算的话，绝对属于高自杀率国家。当然现代日本人多采用卧轨、跳楼、跳水、上吊等自杀方式。尤其是卧轨（日本自杀者都乐于选择），那跳下的瞬间和列车撞击的瞬间，其残酷、血腥、破碎的场面，更甚于切腹，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版的切腹。而站台上等车的日本人“看客”，他们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们丝毫不为场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动。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也是活在这个“切腹构造”中的一员，见怪不怪了。一个是他们或许就是下一个跳下去的后备军。想象自己或许也有这么一天，有什么可震撼可激动的呢？还不如微笑地交出灵魂吧。
在考试的当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会这样对话：“昨天很早就睡了。”“昨天玩网络游戏太多了。”“昨天看电视剧了吗？很有趣。”显然，这是在为考试失败打伏笔。也就是说万一考试成绩不好，不是自己笨，而是有各种原因导致没有好好复习。寻找理由，体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耻，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弃义理。
可见，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渗透和扩展是多么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进行认知，但也确实吸收了这种精神，什么精神呢？当荣誉丧失，唯有死才能解放。死亡能从耻辱中确实重生。这是一种非常不可取、可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