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死到落樱
(一) 情死为什么用“心中”来表示？
1. 心中是一种爱的起誓
情死，在日语中为“心中”（ しんじゅう）。互爱的两人双双自杀，为什么不叫情死或殉情，而叫“心中”呢？因为即便是在英语世界，情死也只有一种语言表示：Love suicide。
实际上这里也显现出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里面肯定有我们难以理解的日本情念在里面。否则的话，作家太宰治与山崎富荣不会在玉川水上“心中”，知识人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也不会在轻井泽别墅里“心中”。
原本相思相爱的男女一起死，这是从古就有的事情。《古事记》里就有兄妹偷情一起死去的记载。但是没有出现“心中”这个用语。
心中，顾名思义就是心目当中有一个从外部不易观察得到的存在，所以也叫“心目中”（こころのうち）。但是这个“こころのうち”发音成“しんじゅう”则是在17世纪的江户时代。
当时，游女与客人之间如果产生了爱情，有一个起誓的习惯。其方法很多，如写起誓书、剪下一段头发、刺青、切断小手指、甚至伤残部分身体等。这些行为无疑都属于爱的表征，所以也叫在心中立下证据的意思，日语叫“心中立て”（立证守信）。但是再是剪发、再是刺青、再是切断手指、再是伤身，与情死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毕竟还活着。只要还活着，就有破弃契约的可能。这样从逻辑上说，真正的立证守信（心中立て）只能是情死一条路。因为命都断绝了，情分再怎样变化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真正的立证守信（心中立て）也只有“心中”了，于是作为情死内容的“心中”一语诞生了。
也就是说，所谓“心中”，讲到底就是一种最为宗教化的爱的起誓，用心中（献出生命）这个行为来表示永远的爱，当然死就是生命的停止。但是心中的死，则表明这个生还在死去的形态中存在，脱去这个形态，生还会再继续。这样，心中则可以在观念上转换为不是死去了，而是纯爱继续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心情的存在、美的存在。
另类日本文化史
2. 心中何以被仪式化的？
将情死用“心中”这个词使问题焦点化，然后再搬上舞台将其仪式化，这是17世纪日本元禄时期的文人所干的事情。如最为著名的就是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心中》和《心中天网岛》。这两个“心中”的作品，为日本的情死文化注入了浓浓的一笔。于是在那个封闭锁国的江户时代，人们在爱欲上就流行“心中”，它甚至在当时成了一句很响亮的口号。
或者是一种流行，纯爱心中人们被接受，不单纯是美，而且还达到了一种“おしゃれ”（时髦、漂亮之意）的程度。高田保马早在1931年写的《情死的新研究》中说，近代日本社会情死是大都会的现象。纯爱心中为什么是“おしゃれ”的？因为流行通常是轻薄的。在游廓，游女们听着“新内节”的音乐，就好像有被魔手牵手的心情。音乐与情死，成为一个组合，当然是“おしゃれ”的表现。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听着《昏暗的星期天》，欧洲各地自杀者大流行很相似。不仅是音乐，在日本1917年的时候，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而自杀的学生也很多。死与流行与时髦有时处于一种难以述说的复杂关系之中，为了不让游女自杀，当时有的游廓发出了禁止听这首音乐的指令。
总之，在江户时代流行的“心中”，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文化遗产，日本人至今还在“享用”这个遗产，演绎着寂灭与哀伤的故事。如发生在1966年1月27日的事件，日本人就将它称之为“日本版的宫廷心中”。
3. 何谓“日本版的宫廷心中”？
这天天还没亮，原公爵家鹰司平通与银座小酒吧“渔火”的妈妈桑前田美智子，双双死于公寓内。死亡的时间推测是凌晨1点到5点。两人到达前田美智子的公寓时间应该是凌晨1点左右。最后东京警视厅定性为煤气中毒的“事故死”，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样的定性，肯定是隐藏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东西。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鹰司平通的妻子不是昭和天皇第三皇女孝宫和子内亲王的话，这个事件就可以被媒体大肆报道为“名门鹰司平通的心中”事件。问题是他的妻子是皇室成员，“心中”这两个字尽管人们心里这样想，但在公众的场合绝对是不能说出来。
事件后的1月29日，《朝日新闻》发表题为《鹰司平通氏事故死，在友人的住宅》报道。报道说，两人相识已经七年。妈妈桑的公寓与鹰司平通的公寓只有800米的距离。但是警察在事件发生后的6小时开记者会，说两人是在不同的地方倒下的。对此作家河原敏明在1987年写《美智子妃》传记文学，其中披露了两人在双人床上死去的细节。这个细节也是公寓管理员的证言，这年鹰司平通是42岁，前田美智子是39岁。
当时宫内厅提出自杀或者他杀的见解，想粉碎人们对情死的臆测。此外，宫内厅也故意漏出睡衣的传闻。说鹰司平通在西装的外面套上睡衣。但是《周刊新潮》（1966年2月12日）杂志则针锋相对，披露鹰司平通是裸体穿睡衣。
鹰司家是皇室旧五摄家中的一家，地位很高，在当时是世袭摄政与关白的对象。按照明治华族令，家族的当主就是公爵。鹰司平通就是公爵家的长子，在战后皇族只剩下皇后和直宫的格局下，只有天皇的女儿才能相配于他。
关于这件事，东久迩稔彦，这位昭和天皇的叔叔在接受《女性自身》（1966年2月21日）杂志的采访中直言：娶天皇家的女儿是男人的不幸。他自己的妻子就是明治天皇第九皇女，其长子盛厚最初的妻子就是昭和天皇的第一皇女。所以经过亲子二代的东久迩稔彦，对鹰司平通当时的心情是最为理解的。
对鹰司平通来说，成为公爵家当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战败后随着华族令的废止，他连贵族院议员都当不成，然而还要交巨额财产税，过着斜阳生活。而且只能与皇女结婚，没有趣味，也不能离婚。这个时候，与有知性风韵的名古屋出身的酒店妈妈桑相会，使他眼前一亮。这位妈妈桑没有风俗场的味道，脑子好用趣味也高。实际上两人是陷入了很深的恋爱关系。
4. 和式的短暂之恋
事件发生在1月的寒冷冬天。屋子里用煤气火炉取暖（当时缺乏现在的安全装置）。但是东京煤气公司判定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中毒死，当时的原宿警察署长也判定说，如果是一般的煤气中毒，会有很明显的反应。另外，在事件发生的前10天，前田美智子因为头疼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轻度煤气中毒。医生说，煤气火炉取暖，开着的时候注意不要睡着。这样聪明的女性，有了上次教训，在使用上应该更小心才是。那次一个晚上才轻度煤气中毒，而这次是半夜一点回家，到凌晨五点之间就中毒而死，肯定是很奇怪的。东京煤气公司还从警察那里得知，公寓的天窗还开在那里。
这样来看还是与和式的“短暂之恋”有关。这位女主人公美智子是个怎样的美女？谁都抱有兴趣。然而无论是1月30日《朝日新闻》和2月11日《周刊朝日》刊载的照片，还是学生时代的照片，都戴着圆边的眼镜，有点木讷的乡村姑娘容貌。
这可能也是宫内厅的计算，刊登不美貌不性感的照片，好让读者感觉鹰司平通不可能和这样的女人情死。而《周刊新潮》（1966年2月22日号）刊载了一张据说是两年前的照片，服装很是亮眼，但看上去还是有点老妈妈的感觉。与此对照，《女性周刊》（1966年2月14日号）刊载的照片，倒是很有妈妈桑的姿色，给人十分尊严的中年女性感觉。文章的标题是《真的是事故死？》。还有一篇文章是皇太子的学友，在共同通信社当记者的桥本明写的。题目是《关于鹰司平通氏的心中》。这里堂堂地用了“心中”两个字。这是宫内厅最为恐慌不安的。所以文章发表后即刻遭到宫内厅的非难。欲盖弥彰更加证明了两人的死情不一般。
俘虏了昭和天皇第三皇女的夫君前田美智子，究竟是个怎样的角色人物？有文章这样写：
可能鹰司平通受到了宫内厅的压力，或者叫他断绝已经开始的恋情，与美智子分手。对于鹰司平通来说，自己的妻子是天皇的女儿，一生都在宫内厅的监视之下，要从里面拔出来只有死。这就符合了“心中”的一般定义：死是纯爱继续的手段。
这也与作家河原敏明在《美智子妃》一书中所披露的细节相符：
鹰司平通与夫人不和，更与和睦差得很远。1月26日夜晚丈夫没有回来，28日夫人终于向丈夫的工作单位万世桥（秋叶原附近）的交通博物馆询问，但已经晚了，这说明鹰司平通可能经常一夜不回的。
两人究竟是怎样死的？有意识的情死还是单纯的煤气中毒事故死？对于这些疑问，监察医务院的解剖结果是：没有外伤，也不是服毒死。而定性为煤气事故死的东京煤气公司则摇头，表示无法想象。
很显然，这里的逻辑看点是：
一个是旧皇族成员，一个是天皇的女儿。一个是银座的妈妈桑。一个是绝对不允许离婚。一个是绝对不允许与一位妈妈桑结婚。一边是无望的离，一边是无望的恋。怎么办呢？只能是心中了。用心中将爱仪式化、永久化，最后达到近松门左卫门在《曾根崎心中》的结尾所说的，阿初与德兵卫成了“未来成佛的恋爱榜样”。 因为没有比两人的情死更能引起人们的寂灭与哀伤的了。
5. 回头再看戴季陶的情死论
日本文化学者安田武在多少年前写有《情死考》一文。文章不长，但两次提及戴季陶的《日本论》中对情死的礼赞。一次是在文章的开头，说戴季陶三叹情死之人的“绝对的恋爱”，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为所爱者而作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拥有相对的两人世界。但他们为了这个小世界能够舍去一个大世界。安田武说这使他想起《挂川连理栅》中的阿半和长右卫门。一次是在文章的结束，安田武引用了戴季陶在《日本论》里的一段话：
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风情，拥有这两重性并超越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行为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的意思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参见安田武《型的日本文化》朝日新闻社，1984年）
(二) 日本人何以创生出赠答、互酬的文化模式？
1. 礼尚往来生出情绪
何谓赠答、互酬？
说明白点就是礼尚往来。
应该说这属于礼仪行为了。
但如果是礼仪行为的话，为什么又会生出不快、嘲笑、蔑视，甚至发怒的情绪问题呢？
如A送3000日元的礼品给B。Ｂ仅用５００日元来还礼，Ａ就会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价值10000日元的礼物，Ａ就会生出被人嘲笑与蔑视的感觉。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礼还少了是种耻，礼还多了也是一种耻。为什么会有可耻的感觉呢？这又与“恩”有关。日本人将赠答、互酬看做是返恩、报恩的手段与机会，但如果从中生出不均等，日本人就会认为是大事情了，他就会重新思考与这个人的“恩”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寻找补救的措施，或者干脆断绝与这个“忘恩”、“负恩”的人联系。但这个断绝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必须慢慢地，让对方在没有太大的感觉中断绝。
由此，如果碰上了该送礼物的节日，还得要送才是，但是礼物的价值必须缩水，从原本的3000日元的礼品，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礼物的对方，当收到已经缩水的礼品，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恩”出问题了。如果他想挽救，他就必须返还加倍的礼物，如果他不想挽救，他就对等地寄出礼物。至此，两人的关系就断裂。再碰上送礼的节日，也不会再赠答、互酬了。
你看，从礼尚往来生出这么多的中间环节与情绪性的回转，其背后当然与文化有关。或者说赠答、互酬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如日本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伊藤干治就写有《赠答的日本文化》（筑摩书房，2011年）一书。学者神崎宣武写有《土产——赠答和旅游的日本文化》（青弓社，1997年）一书。再早些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人类学家莫斯（1872—1950年）著有《赠与论》（1925年），书中首次提出了赠与，交换，互酬三大概念，成了民俗学中赠与理论的经典著作。
日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赠答、互酬习惯的？著名学者源了圆在《义理和人情》（中央公论社，1969年）中认定，互赠礼物的习惯是从中世后期武家社会成立之后开始的。这也与室町幕府的要人伊势贞亲（1417~1473年）在《伊势贞亲教训》中所说的“他家送来的礼物，应该相当地返还”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