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威廉·哈维，1578年出生于英国南部的福克斯通，是七兄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父亲虽说是一个农夫，但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想给予孩子们充分的教育。我性格文静，但思想活跃，聪明好学，从小就对生物的活动方式充满了好奇。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对从当地屠宰场弄来的动物心脏很感兴趣。
我很早就显示出自己的天赋，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19岁就获得了文学学士的学位。然后我决定要当一名医生，于是便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这所著名的学府是16世纪最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曾经教过书又被赶走的地方。维萨里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537年任帕多瓦大学教授。他在医学教学工作中，一改以前教授们讲授解剖学课程时从不动手解剖的作风，自己执刀解剖，这不仅给学生以良好的教育，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154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人体的构造》一书，纠正了古罗马解剖学家盖仑学说中的许多错误，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被攻击为对“上帝著作”的“不敬”。维萨里激愤之余，于1544年辞职而去，但最后还是遭到教会的迫害，死于流放途中。虽然如此，维萨里所使用的解剖学方法已在帕多瓦大学深深地扎下了根，因而当时帕多瓦大学既有讲述科学理论的传统，又有重视科学实验的风气。我的老师是有名的解剖学家、科学胚胎学的奠基人法布里修斯。在解剖学上，法布里修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静脉瓣膜。他对静脉瓣膜的研究和他的讲学以及解剖实习，使年轻的我对血液循环产生了兴趣，对我未来的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是一个沉静的青年，我专心地在帕多瓦大学研究解剖学，整整研读了5年。我又是一个观察敏锐的人。有一次，在一场争吵中，我的朋友被匕首割断了动脉。我注意到血液从朋友的动脉中一阵阵地喷出来，并发现这与血液从静脉中平静地流出来的现象完全不同。丰富的解剖学实践、对静脉瓣膜的了解与兴趣以及这类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促使我用一种新的眼光来思考血液循环的问题。
1602年，我获得帕多瓦大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回到英国，在伦敦开业行医。我行医很顺利，很快就成了一个杰出而富有的医生，并娶了国王御医的女儿布朗为妻。接着，我很快当选为皇家医学会的会员，被任命为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医师、内外科医生进修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以及英王詹姆士一世的特命医生。这些头衔不是一般医生所能得到的，而这时我还只有32岁。
在这种平静快乐的环境中，我并未停止对人体循环系统的研究。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我常为血液运动问题陷入沉思。我想知道，为什么心脏的两个在结构上相似的左右心室，在功能上却有这么大的差异？按照盖仑的学说，它们一个控制血液的流动，一个控制生命灵气的流动。除了肺运动以外为什么右心室也必须运动？……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心脏每次搏动向全身到底送出多少血液？
我的老师法布里修斯的静脉瓣膜演示实验，启发了我从循环方面来思考问题。实验是这样的：如果用绑带扎住手臂，沿着静脉所经之处就会看见突起的小瘤。这些鼓起的地方正好与解剖的静脉瓣膜的位置相对应。如果挤压这些小瘤，想把血液经过这些小瘤挤回到手掌里去，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些小瓣膜阻止了血液的倒流。
除了动脉瘤的跳动，我在对病人的观察中又注意到了手腕、太阳穴和颈部动脉的搏动等一系列现象，这些都向我暗示好像有一个中心泵在活动。当时，我原先所受的教育使我认为存在着两种区别显著的血液——从肝脏出来的血液和从心脏出来的血液，但我从各方面的观察中却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大的不同。我把动脉、静脉、心脏的作用和血液的运动联系起来考虑，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即血液从心脏到动脉，从动脉到静脉，再从静脉回到心脏，是一个连续的循环运动，但这与传统的盖仑的理论不符。盖仑认为，血液由消化了的食物不断合成出来，肝脏是静脉血的源泉，血液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后产生了动脉血和灵气，再通过动脉系统分布到全身直至消失。
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不同，没有把上述结论仅仅停留在假设和逻辑推理上，而是把实验和定量方法应用于医学研究之中。我认真地解剖动物，细致地观察研究，每次都写下详细的记录，常常忙到深夜。
在实验时，我没有采用其他解剖学家的习惯做法，他们往往只解剖死人。我认识到应用冷血动物和垂死哺乳动物的优越性，特别注意选择快死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的心脏跳动越来越慢，间隔较长，便于观察。
我做了许多实验，目的在于求出每次心跳喷出血液的准确数量。我发现即使根据最粗略的计算，也能证明心脏泵出的血液量是如此之多，一小时泵出的血液数量就超过了整个生物体的总重量。根据对人左心室容血量的测量，可算出人的心脏1个小时排出的血液差不多有245千克，几乎是一个强壮成年人体重的3倍。按照盖仑的观点，那么肝脏每小时就要造出相当于人体3倍重的血液，每天则要造出相当于人体72倍重的血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由此得出结论：这么多血液绝非消化过的食物所能供给。所以，除了循环往复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供给如此多的血液的。然后，我又通过结扎和剖切的放血实验，确定了血液流动的方向，从而得出血液从心脏经过动脉流到静脉，再回到心脏这样一个沿着一定方向循环运行的通道，也就是所谓的体循环。把循环论的思想与血液运动结合起来，是我多年来的大量实验和反复思考的结果。1615年，我根据实验研究，阐明了心脏对血液循环的作用，公开宣讲了血液循环的理论。完整论述这一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则是1628年出版的《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又称《心血管运动论》）一书。
1628年，我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以后又发表了两篇补充论文，对心脏和血液运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部著作结构紧凑，论证严密，以确凿的实验证据论证了血液循环的途径，并提出了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中心。
由于我确立的血液循环学说，推翻了统治达十几个世纪之久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仑提出的血液产生于肝而消失于全身的错误理论，从而为近代生理学奠定了基础。
我的《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有明确实验证据的生理学著作，对当时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整个生物学界，甚至广大的知识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尊重事实、重视实验、追求真理，以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实验取代了一般的猜测，开创了生物学的实验研究方向。当时在生物学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用得极少，而推测则用得较为普遍，我把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传统和英国哲学家培根所提倡的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做了一系列设计周密的实验，亲自解剖了80多种动物，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确立了血液循环的学说。
我的血液循环学说遭到了宗教迷信势力的强烈反对，《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出版后数周就出现了一股反对我的新体系的潮流。批评我的人宣称我肯定是疯了，我的行医业务也因此而大大地清淡衰落下来，但不管怎样，我的学说可以解释许多以前难以解释的现象，如循环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被毒蛇或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后，毒素或感染会影响全身。它还可以用于解决一些医学实践中的问题，如药物可以通过静脉注射分布到全身。另外，输血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尽管有强烈的反对者，我的学说还是逐渐传播开来，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