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国人简提利特炮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让马基雅维利因为君主观而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原来，当时的法国正忍受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的****和意大利人的蹂躏，简提利特便把矛头指向了马基雅维利。他炮制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并且疯狂地攻击君主论。趋之若鹜的跟风者逐渐将这个词演变为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但是，马基雅维利对此并不在意，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上，他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治学说影响了一大批政治学家。除了《君主论》之外，《佛罗伦萨史》、《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和《战争的艺术》等也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
让你欢喜让你忧——加尔文
1509年，一个名叫加尔文的婴儿像大多数孩子一般，被父亲寄予了厚望。这个法国北部的主教秘书打算送儿子进全国最好的学校念书，将他培养成全国最有名的法律专家。遗憾的是，主教秘书为儿子设想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并没有实现，许多年后，儿子的名字和“加尔文教派”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在父亲的殷切期盼下，加尔文进入当时著名的布尔日大学攻读法律，日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大学期间，路德创立的新教思想对加尔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始终设法密切联系新教团体。
在法德战火不断的背景下，法国为了得到信仰新教的贵族的支持，不得已允许路德传播宗教思想。但是，法国不久之后在战争中惨败，国王认为信仰新教的贵族不合作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从1534年开始，有大量的新教徒遭到屠杀，受到牵连的加尔文为了避难只好逃到德国，后又辗转到瑞士。
身为神圣罗马帝国属国的瑞士是由许多独立的州构成的联盟，充分的自治权、发达的工商业以及公正的市议会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在宗教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时候，一个名叫茨温利的苏黎世神甫在东北各地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茨温利的改革是新兴资产阶级呼声的反映，因此得到市议会的大力支持。
但是，笃信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们的利益被改革破坏，他们想尽一切方法阻碍新教的传播。茨温利为了加快新教改革的步伐而动用武力，结果引发了一场内战，他自己也死于一场战争。在新教失去领袖的时候，加尔文带着他苦心孤诣写出来的宗教改革书稿《基督教原理》如救世主一般及时地出现，并且担任了新教的领袖。1536年，《基督教原理》出版，在瑞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年，加尔文抵达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他的到来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一度将当时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推向高潮。然而，天主教的势力在日内瓦已经根深蒂固，封建贵族们不甘心将手中的神权交出，于是，新旧两教之间进行的激励辩论一直没有最后的结果。
瑞士当局残酷镇压宗教改革派，加尔文被迫逃亡，但是宗教改革的烽火已不可浇灭，局势已经不在瑞士当局的控制之内。日内瓦的大权最终为改革派所掌握，他们明白加尔文这样的领导人物和宗教理论的重要性。于是，1541年，日内瓦市政当局正式向流亡在外的加尔文发出邀请，加尔文再次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回到日内瓦，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开始了。
加尔文掌握宗教大权后变得自私和残暴，他为了铲除后患，甚至将异己全部杀掉。他成为日内瓦城权力最大的人物。日内瓦成为新教的大本营，而日内瓦的“教皇”自然非加尔文莫属。
可以骗我，但不要以为我真傻——路德与红衣主教
1517年10月的某天清晨，一群教士簇拥着红衣主教特策尔来到德意志维登堡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特策尔奉行罗马教皇的旨意来到德国，向德国人民兜售“赎罪券”。一个募捐箱被红衣主教身后的两名僧侣合力抬着，他们一言不发，神情木然地站着，一张和羊皮书毫无二致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赎罪券”。
为什么红衣主教会大老远跑到德国兜售“赎罪券”呢？原来罗马教皇想借修缮圣彼得大教堂的机会，趁机收敛大量钱财。于是，教皇手下各路人手分赴德意志各国，冠冕堂皇地宣称：“如果想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就必须由教会来帮忙，教皇是上帝意志的代表，无论是谁买了赎罪券，教皇将代表上帝免除他的罪过。”
为了扩大“赎罪券”的销售量，特策尔进行了一场煽动性的演说以吸引更多的人。很多被洗脑的穷教徒纷纷跟风地将口袋里的钱投入募捐箱。就在特策尔为即将到来的成功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揭穿了特策尔的阴谋。
马丁·路德是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他在22岁时就成为爱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在此之前，马丁·路德也曾对各种“赎罪券”深信不疑，大力赞同出售“赎罪券”的行为，一心潜心修道。俗话说：你可以骗我，但不要以为我真傻。随着路德对教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看到高级教士奢华而又腐败的生活，兜售“赎罪券”只是对教徒的欺骗。义愤填膺的马丁·路德考虑再三后，决定揭穿那些谎言的面具。于是，他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张贴了《关于赎罪券的效能》，揭露了他们骗人的伎俩，撕去了红衣主教虚伪的外衣。
《关于赎罪券的效能》的问世使购买“赎罪券”的人明显减少。人们得知受骗后，开始反抗教会。教皇慌慌张张地想以红衣主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作为马丁·路德撤去公告的交换条件，当然，这遭到了马丁·路德的拒绝。后来，他又派教廷驻德意志的特使——红衣主教卡叶坦召见马丁·路德，企图用强硬的态度使马丁·路德屈服，但是，再次遭到马丁·路德针锋相对的反驳。
第二年六月，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学校长和两百多名手持武器的学生的前呼后拥下来到莱比锡，在那里，他和神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公开大辩论，结果自然是马丁·路德将神学家们辩驳得无言以对。
莱比锡辩论在德国上下产生了空前的反响。因此，气急败坏的教皇把马丁·路德逐出了教会，但是马丁·路德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教皇的权威和教会的一统局面受到了动摇，新兴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民族独立和改革教会。
离了战场，留了思想——布鲁诺
1600年的罗马鲜花广场上，新世纪的曙光乍然出现，一位坚持追求真理的思想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了。
1548年，布鲁诺在意大利诺拉小镇上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出生了。家境贫寒的他15岁时在那不勒斯的一家修道院里当了一名小教士。布鲁诺在修道院里刻苦学习神学论著和教会的教义。经常去图书馆借书的布鲁诺很快就和图书管理员成为好朋友。但是，随着知识面的扩展，布鲁诺越来越觉得善于独立思考的思想受到了束缚，他为此痛苦万分。一天，布鲁诺跟平时一样一大早就到了修道院图书馆，管理员见他愁眉不展，就拿出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给他看。布鲁诺对《天体运行论》爱不释手，就像抓住了真理一般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此后，布鲁诺借口要深造拉丁语和研究神学，翻阅了大量的“禁书”。他在刻苦研究后坚定地认为：“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太阳也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它并没有改变与其他恒星之间的位置。”
布鲁诺于1576年成为修道院的高级讲师，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他决定为宣传真理不惜牺牲一切。在一次辩论会中，一个叫蒙塔尔金诺的阴险僧侣发现了他的异端思想，并且写信向罗马宗教裁判所告密。布鲁诺遭到传讯，教会搜查他家时发现的大量禁书成了无法洗白的“罪证”。多亏图书管理员的及时通知，布鲁诺才能马上换上世俗的服装逃出罗马，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
布鲁诺这个外来的异教徒到达日内瓦后，加尔文教统治下的瑞士根本无法容纳他，他们建议宗教法庭开除布鲁诺的教籍，并且给他带上铁项圈，游街示众。这个时候，布鲁诺接到了法国图卢兹大学发来的邀请函，便辗转到达法国的图卢兹大学和巴黎大学教授天文学和哲学。然而，每次与布鲁诺的论战都以失败告终的神学家们对布鲁诺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布鲁诺面对这种情况也只有离开了。
就在布鲁诺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开明的德国贵族布伦瑞克公爵被他的演讲所感染，为了让他免受教会的迫害，还接他到自己的领地上。趁此机会，布鲁诺大力宣扬自己的学说。殊不知，教会正织着阴谋的网向他撒去。公爵死后，神职人员利用威尼斯一个名叫乔门尼的贵族，把布鲁诺骗回了意大利。谁知他刚刚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就被宗教裁判所投进了监狱。
布鲁诺在被关押了8年之久后，1600年2月8日，罗马宗教裁判所将他捆绑到鲜花广场活活烧死。鲜花广场的上空久久回荡着他无比坚定的声音：“我绝不放弃自己的思想！”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莎士比亚
1564年4月23日，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中部瓦维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生意的杂货商，1568年被推选为镇长。
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曾在当地的一所以教授拉丁文为主的“文学学校”学习写作的基本技巧和较丰富的知识。后来父亲的破产使还未毕业的莎士比亚走上了独自谋生之路。肉店学徒、乡村教师以及其他各种职业的经历使他增加了许多社会阅历。历史学家乔治·斯蒂文森说：“后人从这些文字资料中大概勾勒出莎士比亚的生活轨迹：20岁后到伦敦，先在剧院当马夫、杂役，后入剧团，做过演员、导演、编剧，并成为剧院股东；1588年前后开始写作，先是改编前人的剧本，不久即开始独立创作。
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把持着当时的剧坛，一个有名的剧作家曾用轻蔑的语气在文章里嘲笑莎士比亚为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式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低。但后来，包括大学生团体在内的广大观众都拥护和爱戴莎士比亚，学生们曾将他的一些剧本如《哈姆雷特》、《错误的喜剧》等在学校里业余演出过。莎士比亚于1597年重返家乡购置房产，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1598年，大学人士F.米尔斯已在其《智慧的宝库》中列举了莎士比亚在35岁之前的剧作，将他的喜剧、悲剧都称赞为“无与伦比”，甚至和古代第一流戏剧诗人们并称。在写作上取得成功后，莎士比亚赢得了骚桑普顿勋爵的眷顾和保护。90年代初，莎士比亚将自己写的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鲁克丽丝受辱记》以及一些十四行诗献给勋爵。因为勋爵的关系，莎士比亚进入了贵族的文化沙龙，得到了观察和了解上流社会的机会，扩大了生活视野，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从1594年开始，他所在的剧团得到王宫大臣的庇护，被称为“宫内大臣剧团”。1596年，他用父亲的名义申请到“绅士”称号并且得到纹章的权利，先后3次购置了可观的房地产。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位，他的剧团改称为“国王供奉剧团”，他和团中的演员也被任命为御前侍从。从此，剧团除了经常性的巡回演出外，还在宫廷中表演，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享誉社会。二十多年的伦敦生活中，莎士比亚和一直待在斯特拉福的妻子处于分居状态。他直到1612年才隐退回归故里斯特拉福，并且于1616年4月23日不幸去世，年仅52岁的他葬于圣三一教堂。他的两个比较可靠的肖像是教堂中的半身塑像和德罗肖特画像，手迹则是6份签名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一剧中的3页手稿。
莎士比亚是有名的同性恋者，他的十四行诗全部都是献给同性爱人的。据英媒体报道，一位英国收藏家曾重新确认了一幅家藏油画的画中人身份，其实这名美艳“女子”正是莎翁传闻中的同性恋情人——南安普顿伯爵三世亨利·里奥谢思利。
这幅“惊世”油画的拥有者科布家族收藏丰富，全部艺术品收藏的继承者阿莱克·科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这幅油画的背面赫然写着诺顿夫人的字样，因此从儿时起自己一直认为画中是一位名叫诺顿的贵妇。但几年前，偶然来访的一位艺术收藏家告诉科布，画中人其实是易容扮作女性的男人。这席话让科布开始重新审视“她”的真实身份，2008年年初的时候谜底终于揭开。
时间追溯到16世纪末，画中的南安普顿伯爵涂脂抹粉，嘴唇擦着唇膏，左耳戴着精致的耳环，手放到散落在胸前的长发上，俨然一派女人风情。
这幅油画已经被英国历史文物权威机构“全国托管协会”确认为真迹。此画完成于1590年至1593年，这时的莎士比亚正住在南安普顿伯爵三世的府上。一代文豪莎翁真正的性取向并不因为他娶了安娜·哈撒韦而尘埃落定，反倒成为文学批评家争议不绝的话题。
南安普顿伯爵和莎翁的关系扑朔迷离，同性恋的传闻更是由来已久：莎翁曾应伯爵邀请入住他的寓所；莎翁著名的《十四行诗集》又是献给一位“美若女子”的英俊年轻男子的。
许多史学家考据，莎翁诗中的倾慕之情很有可能是献给这位易容为女人的英俊男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