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诗学”与小说新美学的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显形，甚至作为小说家的个性化行为在更早时就已现出端倪。在上世纪90年代，复调式的、戏剧化的、具有狂欢气质的叙事已经有了一些很典范的例证，作为叙事策略的弱智化人物、戏谑式风格等，在很多作品中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但是这一问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变得空前显豁起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起狂欢的问题来。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原因很多。首先是世纪之交以来，大众文化正处于一个急剧发育和爆炸时期，娱乐化的消费文化无序发展与膨胀，是导致出现狂欢文化氛围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网络新媒体的空前扩展，资讯的爆炸和文化主体的彻底平民化和平权化，推动了知识等级制度的瓦解，巴赫金所谈论的“狂欢节”中所蕴含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含义，即是等级与制度的解体所带来的兴奋与仪式化的表达；相应地，另一个结果是文化主体身份等级的消失，原来拥有文化权力的人群现在突然失去了权威，对文化符号与发表制度的控制力也突然弱化和丧失，网络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表场所，知识生产变得膨胀、自由而混乱。再次是主体的“隐身化”现实，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变化，网络世界重现了古代的“江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变成了虚拟的流浪者、“愤青”、游侠、诗人、语言中的暴民和杀手，他们（她们）用语言来虚拟自己的行为，并且无须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他的“隐身人”的身份优势使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妄为，这样的主体心态导致了文化生产的“无责任人”的状态，致使网络写作的伦理与此前的“古典式写作伦理”大相径庭。这样，不但狂欢化的场所、狂欢的主体都已形成，狂欢的文化背景与主体心态也都具备了。
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与文化状况的“后现代景观”非常龃龉的物质条件。就经济状况而言，中国在现阶段正经历着一个矛盾多发的震荡时期，类似原始积累的资本流向与不断分化的社会人群，都使现时代的社会利益处于混乱而紧张的复杂状态。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泥石流一般地涌向城市，城市的底层人群正在陷入贫困化，中产阶级悄然崛起，资本阶层借助权力运作，正在攫取社会发展的最大利益，这一切说到底，就是资本的积累，资源、财富与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样一个巨大的利益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其典型的表现有两个：一是参与分配者的狂欢急剧地推动着消费的杠杆，撬动着整个社会的心理秩序走向喧哗与浮动；二是无序和不公正的状况正在制造着前所未有的价值迷乱，它或者使人们无理性没来由地怀念过去时代的“共产平均主义”，或者使人们产生着对臆想中“大同社会”的迫切向往，或者在暴富之中追求骄奢淫逸，或者在贫困中表达无助的愤懑与自怨自艾……总之，混乱的文化与心理状况也为“狂欢”乃至时代的“混乱新美学”提供了产生土壤。
巴赫金在谈论拉伯雷的创作的时候，曾经细致和形象地谈到了其故事和美学意义中所包含的“狂欢节”意蕴：这种“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的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文化状况。表面上看，这个状况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自然延伸和滑行，但仔细考察，就会看出其中的深刻变化与转型。前面提到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娱乐化与市场化导引的文化时尚、网络媒介日益变成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平台，都是重要的参与因素。仅以“博客”这种新的网络日志的“文体”形式为例，就足以令人吃惊。如今在网上开设博客的人士据说已达数十万计，这里有一则出自BlosBls·com的最新消息，截止到2007年3月1日，中国博客网站内的日志总数已达1000万篇，评论数达800万篇，图片300万张……这当然不会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在这个虚拟的现实世界中，原有的文化秩序与所谓的“写作伦理”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2007年中的许多网上事件，包括“恶搞”、“梨花体诗歌”、一位70后写手与一位老牌评论家的笔战、有人宣告“诗歌已死”、一位诗人干脆宣称“中国文学已死”等事件，都与其他的大众娱乐形式一样，激起了无边的喧嚣与冲天的烟尘。
或许我们就以诗歌界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场“文化狂欢”的景象，会更加生动和典型。在总结2006年的诗歌状况时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欢闹和哭泣，喧嚣中快感的尖叫和悲凉中喑哑的啜泣交错着、交响着，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时代美学的两极。2006年岁末的天空中，我仍能听到这同时飙起的两股旋风，所发出的呼啸与令人颤栗的吼声……
如果追溯到2005年的情形，也许能更形象地说明问题。据说这一年里仅由各地政府参与举办的名目繁多的“诗歌节”，就至少超过了十个。类似的活动当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如此密集，却是前些年中人们所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寂寞的诗歌领地里突然热闹了？是因为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某个官员忽然心血来潮式的“文化工程”，或打造“城市名片”所需等等。这些活动的名称要么冠以“中华”、“全国”，要么干脆就叫“国际”和“世界”，以往不得不靠自己掏钱交游四方的穷困诗人们，终于有了在“世界诗人大会”（2005年10月，山东泰安市）上大欢聚、大串联的合法机会，开支则由政府或地方机构埋单。据说一些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一年当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赶场”的形式连续出现在此类大大小小的会议上的。此外，一些高校、作协、科研机构或者学术团体也由民间或官方资助，得以举办各种形式的诗歌节、研讨会和朗诵会。在2005与2006年之交，甚至还传来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消息：由一位诗人创办的“中坤集团”一次即斥资三千万，分别投给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由诗人唐晓渡与西川主持的“帕米尔工作室”。不论这笔巨款将以何种形式运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足以抵得上许多年来国家在仅有的几家官办诗歌刊物上投入总和的若干倍。这再一次表明，民间经济力量的崛起，将使之对文化和诗歌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还要越来越上升至首要位置。
经济力量所造成的“文化地理”现象也日益明显起来。在过去几年，这种影响被描述为负面的，而现在经济实力、特别是民间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却始料未及地变成了文化的产床。以广东为例，这个GDP最先超过万亿、且在最近十几年里一直处于领先的省份，现今已然成为了中国的新的“诗歌大省”，并且“开始面向全国发出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强势话语，迅速地崛起于当代中国诗坛，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块“热土”上不但聚集着最多的打工者，而且汇聚了中国当今数量最多的青年诗人，2004年第2期的《中西诗歌》的“广东青年诗人诗歌专号”一次就推出广东青年诗人近130人，其中半数以上诗人都活跃在国内各种重要诗歌刊物上。与此相应地，随着民间经济能力的增长，大量诗歌民刊在全国各地涌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至少在50种以上：《诗歌与人》（广东）、《北回归线》（浙江）、《扬子鳄》（广西）、《东北亚》（黑龙江）、《阵地》（河南）、《剃须刀》（黑龙江）、《非非》（四川）、《存在》（四川）、《人行道》（四川）、《自行车》（广西）、《诗歌与人》（广东）、《诗歌》（山东）、《太阳》（吉林）、《极光》（山东）、《女子诗报》（四川、广东）、《诗参考》（北京）、《丑石诗报》（福建）、《大型诗丛·新死亡诗歌》（福建）、《明天》（湖南）、《今朝》（广东）、《新诗代》（北京）、《活塞》（上海）、《大风》（四川）、《诗歌杂志》（贵阳）、《大十字》（贵州）、《赶路诗刊》（广东）、《九龙诗刊》（浙江）、《独立·零点》（贵州）；更有今年创办的《新诗刊》（北京）、《低诗歌运动》（广西）、《长线诗歌》（福建）、《玩》（江苏）、《原生态》（山西）、《潜行者》（北京）、《城市诗人》（上海）、《漆》（广西）……这显然也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其中有的已是定期出版物，一年达到了四期，比如《新诗刊》、《今朝》、《剃须刀》等，这些诗歌民刊如今大多是以高档的轻型纸印行的，而如《低诗歌运动》者甚至完全使用了高档铜版纸，其印刷费用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这一切与381家诗歌网站和论坛比起来，又都显得有些不足挂齿了。自从1991年留学海外的王笑飞创办第一个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chPoem-1@listerV·acsl·blllalo·edl）、1995年3月由诗阳、鲁鸣创办中文诗刊《橄榄树》（httP：//www·rPi·edl/～cheny6/）以来，诗歌网站的数量何止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眼下大多数纸刊上的诗歌是首先在网络媒体上发表出来，然后才作为印刷品流通的，在网上还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写手，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名利企图，而只是兴之所至、随意涂抹的过客而已，但这些都构成了今天史无前例的众多写作者的行列。没有哪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能够比现在更众多、更自由，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也没有如今这样多，更没有这样自由自在的写作和涂鸦……
所有这些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狂欢”的景观。在过去的几年中如果说有类似的气氛的话，那是世纪之交的特殊氛围所带来的兴奋感：诗歌界接连出现了“断裂”、“分化”，出现了逼近世纪末时的“盘峰论争”，以及稍后在新世纪的“民间派”的“内讧”，还有“70后”集体政变，不甘被历史遗忘的“中间代”的自我命名……在近年中，这些久违了的“群众性诗歌运动”景观，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日益兴盛而变得更加热闹起来。一切似乎是突然来临、猝不及防的，但如果我们和当代某些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看，则可以看到某些内在的一致性与历史联系性，比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其实也是变相的“狂欢节”形式，只是那种由“官方”导演的狂欢，除了在“无意识”行为上暗合着青春骚动、颠覆权力的渴望，在文化形态上是单一和喑哑的——都是采用一样的意识形态语言，一样的暴力逻辑。而在现今网络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则至少在观点上有了不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狂欢包含了某种积极的东西，知识等级的瓦解与权威文化秩序的崩溃，包含了民主的因素。
巴赫金所解释的“狂欢节”和文学情境中的“狂欢节化”的特点，正是暗合了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不止于诗歌界的情况，在小说艺术界、其他文化领域也体现了同样的趋势。像王朔小说中早已夸张地体现过的“用小市民话语恶意误读知识话语”、“用小痞子口吻戏仿意识形态话语”的类似于“取消等级关系”、“贬低”权威，用“辱骂和殴打把国王拉下马”的渎神主义取向和行为；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中早已宣扬过的“世俗化和肉体化”的价值尺度，用享乐和放纵来反对“正统女性伦理”对女性本身的束缚，都是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显形了的。至于近年中出现的大量作品，就更在美学上自觉地认同喜剧化的狂欢节式的叙述：像莫言的《四十一炮》，可以说体现出了典型的拉伯雷式的“给身体的欲望和身体语言以合法性”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以感官化、狂欢化、戏剧化和喜剧化的叙述，来戏拟今日红尘万丈之中国乡村的市场化风暴；像阎连科的《受活》中体现出的以谐谑的方式对待一切，沉浸在“不许任何旧事物永垂不朽、不断生育着新事物的‘快活的时间’里”的叙述风格，也在神韵上具有《巨人传》式的荒诞；除此之外，在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李洱的《花腔》、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中“化装、废黜”、“滑稽改编”、“打诨式的加冕”，用戏剧性和喜剧性的仪式来“模拟旧秩序”……的方式，都接近着巴赫金对“狂欢节含义”与“狂欢化叙述”的阐释，它们都从某个方面形象地证明着我们时代文化和艺术的一种美学取向。
但是如果把文化上的这场解放和狂欢运动简单地理解为单向的“进步”，显然也是一种误解。在200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利用网络与大众传媒的“文化事件”，都表明了狂欢的无序与破坏性的一面。所以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作家是否有效地通过“狂欢节式的叙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文化征兆；同时还在于作家是否有效地提醒了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暴力与破坏性的反思与警惕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关乎我们怎样来评价上述作品的思想价值的一个标尺问题。余华的《兄弟》问世以来所发生的争论，实际上症结就在这里。比如它的下部中，确实十分形象地拟喻了我们时代“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混乱”景观，但有人正是基于这一点，认为他所渲染的东西充满了令人厌恶的趣味。这种批评有无道理，值得我们深思。问题当然可能是出在作家那里——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书写这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当然也可能出在阅读者——你是以什么方式来理解作品、以什么态度来理解作家的态度的。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作家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态度“裸露”出来？我只要忠实和形象地写出这个时代，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读者也有权利质问作家，你不能只交给读者“真实”，《金瓶梅》是真实的，但《红楼梦》难道不是另一种更深刻的真实吗？《金瓶梅》的真实绝对是合理的，但读者还是更需要《红楼梦》式的真实。这和“时代”有关，但更和作家的“精神类型”与“精神能力”有关，由此看来，我们时代的作家也许只能够提供《金瓶梅》这样的文本，而不具备提供《红楼梦》这样的文本的能力。
将评价作品的问题搁置，关于文化狂欢的现实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历史联系地看，大众狂欢在各个时代也许从未真正停歇，它可能一直在改头换面地以各种方式予以发泄，“文革”就是一个例证。那个时期的人们借助大字报、批斗会、忠字舞、大串联等方式，以“人民”的名义，在物质极贫乏的条件下也没有妨碍其政治无意识支配下的狂欢与集体实施暴力——就像《兄弟》中所符号化地描写的一样，“红袖章”赋予了他们的狂欢与暴力的合法标记。随后，他们又乐此不疲地集体参与了另一场“庆祝胜利”的游行，“揭批运动”的高潮，还有之后的市场化狂欢，全民下海，亿万经商，“将……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各个时期都可以通用的规则和句式——这也和《兄弟》下部中符号化的夸张描写一样。不同仅在于，现今这样的网络虚拟狂欢不会像那时一样，动辄侵犯和轻易地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甚至生命。这表明，由个体无意识支配产生的行为游戏，要比由强权政治意志支配下的政治狂欢要好得多。网络虽然统治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生活，但并未占据全部，在这个世界之中和之外，仍然有着独自的意志和声音，这是我们应该辩证认识的。但也应警惕，公众对网络发表权利的使用，正如在社会意义上对民主权利的使用一样，也应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尊重而不是践踏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恶搞”的心态和滥用的方式，与文革式“民主的暴力”和“群众的专制”是如出一辙的。
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的时代同样有着警示的意义。波兹曼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与批评最直接的批评家了，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的批评，可谓令人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不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忧愤抒情，而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思考，是对这个狂欢和“娱乐”中的世界的冷酷预言。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
波兹曼的话对我们太有启示意味了，“文化成为一个监狱”，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及其由来和关联着的年代，文化是以那样的方式枯萎的；如今我们又以类似而又完全不同的、奇怪而混乱的方式，拆除着一切严肃的东西，将我们时代的文化变成彻头彻尾的狂欢游戏，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这简直不是现实的分析判断，而是可怕的谶言和咒语了——因为这场“精神的枯萎”比前者来得更彻底、更主动、更没有终结和返回的可能。而且，波兹曼这样说的时候，显然还只是针对美国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他或许还没有想象到后来网络世界中的狂欢图景，更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前现代原始积累的苦难与后现代娱乐狂欢的奇怪的国度里，所出现的许多“文化事件”的奇闻般的轰动，如果他知道，他的预言一定会更富有悲剧的诗意。
但我却不想简单地附和波兹曼的预言。之所以不想完全认同，是因为事情总有两面性，美国人没有经历奥威尔所说的“文化的监狱”的时代，所以他们对赫胥黎关于“文化游戏”可以“毁灭精神”的预言就特别敏感。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能够拥有“参与游戏”的权利是首要的，这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中国的现实还远没有到美国人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