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言慎行方是长久之道
做人，谨慎是良药。无论任何事情，都应该谨慎对待，鲁莽行事是大忌。俗话说，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言慎行。
有道是：“十语九中未必有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并集；十谋九成未必成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十句话能说对九句也未必有人称赞你，但假如你说错了一句话就会遭到指责；即使十次计谋你有九次成功，也未必得到奖励，可是其中只要有一次计谋失败，埋怨和责难之声就会纷纷到来。所以，有修养、会做人之人宁肯沉默寡言，也不会随便乱说；做事宁可显得笨拙一些，也绝对不自作聪明。
曾国藩就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年少的时候，曾国藩就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等到他出人头地时，对自己的行为与言谈就要求得更加严格。由于处于比较高的地位，自然会有很多人来找他帮忙，这些人大多是遇到了一些危急的事情而找到曾国藩，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从来不会贸然行事。
曾国藩对世事理解得透彻，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他知道世情的繁杂，因而处理这些事情时总是谨慎异常。他遵守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能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自己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格外谨慎。
曾国藩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他认为，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气度，会使自己蒙受羞辱；另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让地方长官鄙薄自己，甚至怀疑自己仗势欺人。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曾国藩情愿吃亏也不愿与他人争讼。
一次，曾国藩的叔父打着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写信予以制止。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就此放任叔父的行为，他最终搬出“祖训”才让叔父收敛起来。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地位更高，权势也更大，按常理来说，曾国藩大可扬眉吐气，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做人反而更加谨慎了。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但凡人官运极盛时，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以谨慎为怀也许不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万事小心为好。慎言慎行，言行有矩，就可以立足、立身、立世、立名、立功，不慎则必输、必败、必毁。
谈吐必定要谨慎，言语不谨慎者，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喋喋不休、大谈空话者为人所讨厌，直言乱语、失口伤人者则为人所恨。如果说话没有深思熟虑，总以快人快语为能事，只怕惹祸上身也尚不自知。
行为举止更要谨慎，慎行是一个人成就功业的准则，做任何事都要宁可谨慎万分以求稳赢，也不为求快速而打没有把握之仗，欲速则不达是人生战场上的至理名言。
“谨言慎行”不仅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睿智的处世方式，若能谨言慎行，遇事常能深思熟虑，这对于为人处世是大有裨益的。
锋芒不可太露
在生活中，有些人平淡从容，有些人锋芒毕露。实际上踏踏实实的人很容易与人共处，而锋芒毕露的人则没有什么好人缘。锋芒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因此显示自己的锋芒时应该小心谨慎，有时应该将其收敛在剑鞘里。
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自视过高，锐气旺盛，即便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其人生旅途也将波折重重。
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他深谙藏锋的道理。梁启超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而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
很显然，曾国藩不是钝拙、愚柔之短才，其一生所表现的才智可谓超逸绝伦，实为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然而，为什么他还要自称愚钝呢？
曾国藩的祖父曾经对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曾国藩并非无才，而是大智若愚。因为他深知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招来祸端。曾国藩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真正高明之处。
屈是为了伸，藏锋则为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则不来。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戒傲气，少言实干。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会犯“自以为是”的毛病，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若是看到别人锋芒毕露，自然就会心中不舒服，尤其是身居上位者，见到下属锋芒太露，心中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害怕失去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们自然会让锋芒毕露的下属没有好日子过了。
按道理来说，贡献越大，功劳越大，所应得的好处也应该越多，然而在生活中，遇到的情况往往是相反的。一个人的功劳越大，其得到的好处不仅不多，反而还可能因为功劳大而遭到打击，尤其是那些自彰其功的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切记要含而不露，否则必会招人侧目，惹来祸端。
同治三年，湘军攻破天京，红旗报捷，曾国藩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表示谦让之意。太平军被剿灭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功高位重，让皇帝担心。同时，他也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所以处处谨慎。而当时，他手下的众多将领却想重演一幕“陈桥兵变”。在南京城，一天深夜，众将领冲入曾国藩的卧室，准备拥曾“黄袍加身”。曾国藩一看事态严重，一语未发，大笔一挥：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随即，他开始裁减湘军。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敛锋芒。因为不裁湘军，恐怕权高震主，危及身家。与此同时，他又吩咐门生李鸿章保留淮军，按兵不动，这样则可以有效地防止朝廷对自己痛下杀手。
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会取得大成功。
《易经》有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才华对于你有益，但锋芒对于你无益。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你自己不把角磨平，别人必将力折你的角，角一旦被折，其伤害更多。锋芒毕露往往会遭受很多打击，而藏锋不露的人却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自己、获得经验，他们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斗和牺牲，获得更多的空间去发展。
离雷池越远越好
自古以来，人们都有理想和追求，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想功成名就之后又该如何？
历史上不少名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事事争先、当仁不让，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求淡、求平、求退。
有人对此大惑不解，其实这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曾国藩说过：“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一个人要识时务，要懂得收手。功成名就，自然可乐，但是要保全自己，就要知进退。
常言道：“枪打出头鸟。”对有大志向的人来说，功成名就之时安于平淡、不再贪功冒进，并非苟且偷生，而是高风亮节。
当曾氏兄弟满门封侯之时，身边的人也与有荣焉，有些人的头脑便开始发热了。
有一次，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给曾国藩送了一封信。曾国藩打开信一看，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曾国藩看到这几个字后，脸色立变，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说完，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子里。
攻克安庆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
当时，李元度第一个撰成一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曾国藩见后大怒，当即就将其撕毁了，并斥责了李元度。此后，曾国藩还多次戒勉李元度，希望他谨慎处世。
李元度联被斥，其后又有“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写了一联，曰：“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看到这副联语后大加赞赏，立刻传给属下将领们观看。然而，有人认为此联中“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字多意，其中有‘大龟’之义，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草案树”是湖南土话，意思就是“荆棘”。曾国藩利用自己的语言功夫，就此“镇压”下了这场“对联劝进”风波。
一个智者最高明的归宿就是光明正大地适时收手。知退是一种成熟，是一种眼光，是一种睿智。
每个人在有所收获之后，都应该懂得收手。所有高明的人一旦获得足够的成功——即使没有更多的成功，他们也会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知道接踵而来的好运往往都会伴随着更大的危险。
做人，绝不能越雷池一步。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是英雄，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至于引来他人之怒，祸患己身。有时，一个人过去的选择将决定其未来的命运。
湘军将领左宗棠极为自负，志向远大。他曾经写了一副对联，是用鹤顶格题神鼎山的，联曰：“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言下之意，透露出对天下的觊觎之心。左宗棠写好对联之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转交曾国藩。
胡林翼看完对联，心中明白，于是一字不改，加封后转交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看过对联之后，不假思索，便拿笔将下联的“似”字改成“未”字，又原封退还给了胡林翼。胡林翼见到曾国藩的修改，便在联语旁批了8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之慎重。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就冲动得多，尽管到了老年，其脾性有所收敛，但始终还是不免随性而为，后因襄助胡雪岩而遭到朝廷的打击。
谨慎做人，就必须做到不越雷池。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做了，即便不遭横祸，只怕也将身败名裂。
不肯越雷池一步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操守。现在有许多人走向失败，就在于他们无所顾忌，任意妄为，总想事事成为人先。殊不知，任何一个名利的诱惑之下都深埋着一个陷阱，稍有松弛，就有可能落入圈套，再也没有机会爬起。曾国藩的一生能有非凡的成就，与其为人谨慎是分不开的，他恪守自己的本分，更将越名越位的事情视为做人的大忌，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越名位的事应该慎而又慎，应该远离雷池。
时时要如履薄冰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无时无刻地在接受着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诱惑与考验。在诱惑面前，一个人怎样做到处事不惊，少犯错误，从而平安到达自己的人生彼岸呢？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你常有如履薄冰之感。
对于“如履薄冰”，很多人以为是不好的状态，其实不然。如履薄冰的状态使整个大脑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可以让人全神贯注，沉着冷静，这对于做人做事都是有好处的。
为人处世应该有如履薄冰的心态。如履薄冰会给人一种压力感，让人尽可能做到三思而后行，杜绝轻率、盲目。
自古以来官场多是非，做官的人更要保持如履薄冰之感。关于做官，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这句话无不说明如履薄冰的为官之道。
一个人有所畏惧，办事就会认真不苟，必深思熟虑而后行；有所畏惧，则无论何时都不会自满骄傲，不致因骄傲而败。曾国藩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知道权力可能导致的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
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随后，又将顾命大臣中的四人革职，将另外四人处死，包括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还有大学士肃顺。
大学士肃顺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而肃顺的幕僚，如王岂运、郭嵩焘等人，又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政变发生之后，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受到一些牵连，当他看到这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被处死时，心中充满了恐惧。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861年），曾国藩给两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妄太隆，可悚可畏。”曾国藩这些表述大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意思。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暇指责，从而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被加协办大学士衔。几个月间，朝廷又数次封赏他，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
这样的封赏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曾国藩则受宠若惊，在他的家书、日记中，找不到一个欣喜的字眼，反而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其中没有任何喜悦之意，读之如同遗书一般。
正是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的成就。有道是：“高处不胜寒。”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
随着镇压太平军建立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官位越来越高，其权势也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他表示：“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
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避免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于是，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曾国藩推敲出了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所忌惮，尤其是为官之人，没有忌惮就很容易招来祸患。
官做得越大，地位越高，越要头脑清醒，一言一行都要小心，手中的权柄越重，审批画圈时越要谨慎。有如履薄冰之感，才会珍惜自己的身家，从而保全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不败的人生。时刻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绝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时时如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踏危局。正因为如此，使得曾国藩得到了长久的富贵以及巨大的成就。
知足乃是大智慧
人都会有欲望，而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有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欲望是个无底洞，如果纵欲过度很可能自取灭亡。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若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自己的生活。
常言道：“知足者常乐。”清朝张英曾在《聪训斋语》中写道：“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一生功名卓著的曾国藩也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由此可见，知足之重要。
知足不仅是修身之道，更是自保之术。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而不堕其功，就在于他善于从“知足”两个字上下工夫。
在给儿子的《忮求诗二首》中，曾国藩写道：“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顶戴。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意思是说，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顶戴，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这两句诗描写出世人的不足之心。
曾氏兄弟平定叛乱，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咸丰皇帝曾有过金口玉言：“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但清政府爽约，不仅湘军上下愤愤难平，发出“兔死狗烹”之叹，就连满清权贵也认为两宫吝啬，不合罪罚功赏之义。
对于朝廷的爽约行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牢骚频发，郁结成疾。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愤怒，反而约束下属、规劝兄弟，极力地避免他们与朝廷发生冲突。
在九弟曾国荃生日时，曾国藩给他赠诗数首，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此诗表达了曾国藩知足、淡定的心境，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不知足者的危险。他认为：“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之必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历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知足淡定，不争不伐，曾国藩知行合一，说到做到。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能保住自己的功名与地位，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名利心太重，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行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做的。
一个不能将名利思想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播于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影响往往也只能是花哨的表演。
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将会越来越委顿，各种祸害往往也会纷至沓来。而知足者则能涵养精神，并且远祸避害。“知足”并不否定“取”与“得”，“知足”是说“取”、“得”有道，“取”、“得”有度。
古语云：天道忌盈。曾国藩很欣赏这句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做人更不能事事求全。他说：“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天道屈伸的规律，会如此不公平吗？”
曾国藩很喜欢古人的“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到了晚年时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做人知足，为后世所敬佩。梁启超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一评语是极为得当的。做人最难的不是进取，而是收敛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的道理。
当你为奢侈的生活而疲于奔波的时候，幸福的生活已经离你越来越远了。做人要知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不知足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祸患，而知足则能让人心态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
君子慎其独也
古代儒家君子做人讲求“慎独”。“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对“慎独”可谓无人不知。但是，光知道慎独理论，没有实践则是枉然。而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这不仅使他自己大受其益，还使他的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曾国藩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这四条之中，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慎独”的重视。
那么，“慎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并非追求空间上的独居、独处，而是追求心理、人格上的卓尔不群。正所谓“驰逐于外，修治于内”。一个杰出的人，即使功勋在外，也不能没有内心的修为。相反，一个真正有为的人，更加注重内心的修为。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为此，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曾国藩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何谓圣贤？曾国藩认为，圣贤不仅要能名传海内，更要能降服自心。
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在人生路上，有美人关、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些关，他们可以降服别人，却不能降服自己，因此，始终成不了圣贤。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就是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四书》、《五经》中的“正心”、“诚意”，而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
在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是这样写的：“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从曾国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人要自修，就要养心，而要养心要寡欲，更要内省。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做到内省、寡欲，并达到养心、修身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慎独是可以“切实行之”的事情。
关于慎独，曾国藩不仅有理论阐述，更能自觉地实践慎独功夫，严格地对待自己，并反省自己的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1842年），曾国藩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事后，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初九日，曾国藩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十三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
关于这件事情，曾国藩在日记中有相关的叙述，同时，他还写下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我反省之严，行为之慎。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反复出现诸如“戒”、“慎”等语，其对于自己的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在去世前的第四天，曾国藩已经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0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人格为人所敬，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唯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曾国藩慎独之功的深厚。
不显山，不露水，谨慎持我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常常会把自己的聪明隐藏起来，只有那些愚笨的人才会自作聪明，把自己的一点机巧拿出来显摆。即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也要适当地隐藏起来。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曾国藩一向谨慎，他认为“锋芒则露杀气”。其处世之慎，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轻易露出锋芒。
据民国初年的掌故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是当时天下奏牍三把手。胡林翼曾对左宗棠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一男。此三子者，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问总不出三名之下。倘其抑志拊心，储精厉学，则不肖尚未可量也。”胡林翼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前不久自己奏陈“李续宾阵亡”事，语言极沉痛诚挚，打动咸丰帝禁不住涕下。为此，胡林翼很得意，将自己与曾、左并列，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自己为首之意。而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
事实上，从学问根底而言，曾国藩要比胡、左二人高一些。曾国藩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不仅被誉为晚清国手，其文章还开创了湘乡派文风。可是，曾国藩从未争过第一。
深藏不露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处世方式，值得人们去学习和掌握。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掩饰，就可能被敌人消灭。一个人如果过于显露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往往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甚至招来外力的攻击。大智慧的人不会争锋，只会藏锋。
曾国藩不仅不争锋，反而尽力地隐藏自己的能力，事事示人以拙。曾国藩有“尚拙”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据很多史料传记描述，曾国藩是一个毫无情趣、生活乏味的人，即便不是如此，其行动也有点土、有点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平生败仗无数，最终凭借四场有决定意义的胜仗——武昌、九江、南京、安庆而大破太平军，取得全胜。
当人们评述曾国藩的军事理论和处世哲学时，殊不知这一切都建立在“傻”的基础之上，不求于讨巧，安于守拙，这是一种大智慧。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守拙而不争，不显山，不露水，就出于其谨慎持我的修身之道。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才华过露招人嫉妒、招引灾祸。他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教育家人及僚属。他在奏请裁撤湘军的同时，还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是因为此时曾国荃攻陷天京，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见此就奏上此折以保全其弟。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曾国藩的谨慎。
当时满族贵族官员官文任湖广总督，与湘军发生矛盾。曾国荃被任命为湖北巡抚，官文则用计把他调离武昌，并保奏使其成为一个无权的“帮办军务”，这让曾国荃大为恼火，就写奏折参劾官文。
曾国藩闻此事后，惊骇不已。他知道，官文此举自然与清廷对汉人的不放心有关。如果湘军不肯退让，始终锋芒毕露，必招致很多的麻烦。于是，曾国藩连忙拟密折保官文，并请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曾国藩此举不仅挽回了满族权贵对湘军的忿恨，也减少了清廷对汉人官员的不放心。
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进行到后期，曾国藩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与清廷之间的关系。他时常提醒自己“富贵常蹈危”这一历史教训，推美让功，不显山，不露水，以保全自己的身家。
自律可以使人保持理智，避免一时的冲动。自勉可以让人保持动力，避免意志的消沉。自律和自勉只不过是一个人以对自己的定位来要求自己，以便其行为能够达到那个要求，最终达到那个境界。
自律是为了自治，自勉是为了自强。在修身的过程中，离不开自律；在为人处世中，更需要自勉；在求进步的过程中，也少不了自勉。总而言之，做人既要自律，也要自勉。廉洁自律，可以修身养性；勤奋自勉，可以成就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