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自律方能源远流长
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句堪称清朝中后期官场的真实写照。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官场越来越黑暗，朝廷昏聩、官员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曾国藩始终能够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
曾国藩虽然位高权重，却身逢残败末世，当时的官员多贪污纳贿，少有廉洁者。官位越高，贪污纳贿就越严重。曾国藩虽然为一品大员，却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贪财物，更不收纳贿赂，他廉洁奉公，个人用度甚为节俭。
在生活起居方面，曾国藩非常俭朴。他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其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总督府内，曾国藩每晚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还告诫家人“平日衣服不准用丝绸”，并且强调：“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穿，因此，30年过去了，那件衣服依然如新。提及此事，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在吃饭上，曾国藩亦不奢华，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据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这些事传至民间，引得人们纷纷效仿。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之为“一品宰相”。
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一次，曾国藩到扬州巡视，扬州的盐商不敢怠慢，就设宴款待。吃饭时，曾国藩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只拣自己面前的菜吃，其他人还以为总督大人嫌不够丰盛。退席后，曾国藩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亦不忍睹。”
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要为他造一艘很华丽的座船。曾国藩立即制止，说他现有座船太大了，已有奢侈的嫌疑，如果再造大船，与贪污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坚决反对。
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曾国藩更是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并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虽位居高官，权倾一时，生活却始终很简朴。他出门轻车简从，在京城和长沙居住期间，曾国藩的家门外从不挂“相府”、“侯府”之类的牌匾。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种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自此，曾国藩便将这番话作为自己一生的训示。他说：“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的粗衣淡饭，希望曾国藩能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事实上，曾国藩并没有忘掉父亲的教诲，而是一直秉承家风。他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20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由于为官清廉，曾国藩很少回乡。他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关于不能归省，曾国藩认为有“三难”：“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当时，曾国藩已经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之后又升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很大的官了。然而，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仅清廉不爱钱，而且勤于政务。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途很少休息。所有的公文，他都要亲自过目。晚年，他右眼不幸失明，但仍坚持工作。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凡重大案件均亲自审理，半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其工作量之大，令人闻之咂舌。
曾国藩为官清正廉洁，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其一生廉洁，生活俭朴，体现了其良好家风的熏陶，更展现其个人品格修养的高尚。
力戒傲、惰两字
对于自己的大富大贵，曾国藩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有言：“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在他看来，造成军事失败的原因，不是傲就是惰；而造成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也是“傲”或“惰”。因而，曾国藩认为，做人修身应该力戒傲、惰。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傲慢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与其他人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危险境地。而谦虚让人得到尊重，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这对于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谦虚。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加之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因此，傲气满怀。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尤其是“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动辄指谪别人，因此，弄到后来与湖南官场不合。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但由于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得团练工作在开展之初十分艰难。
咸丰七年（1857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利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自此，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他不止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然而，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并没有丝毫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看做是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如果说“戒傲”在于保全身家性命，那么“戒惰”则在于保全家族的兴盛。在曾国藩看来，傲、惰是家败的两大原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从古到今，骄傲专横者都会好景不长，且常常会导致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懒惰则会出现衰败颓丧之气象。因此，必须高度警惕。
成大事者最忌犯有奢惰之心，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处离乱之世，都不能有奢惰之心。同治三年（1863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便将之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曾国藩觉得，这些兵员已经产生了惰性，少了忧患危机意识，如果继续让他们参战，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曾国藩认为，人生百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而生。懒惰则松懈，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不会努力做事。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曾国藩把“勤”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他说：“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因此，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万不可懒惰，抛弃勤勉之心。
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就与其勤奋是分不开的。年轻时，曾国藩的天赋不高。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背诵一篇文章，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依旧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一直潜伏在屋檐之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那个贼人等啊等，曾国藩始终没能把文章完整地背诵下来，到了很晚，曾国藩还没有睡觉的意思。贼人最后忍不住，便跳了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
说罢，他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曾国藩见此情景，不由地叹道：“这么聪明的人却只能当贼，而我天资不好，如果不努力，那只能做乞丐了。”于是，曾国藩学习起来就更加勤奋了。
有道是“一分辛苦一分人才”。一个人即便有好的天赋，若是不勤奋学习，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伟大的成功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持勤戒惰，他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不独自己遵守“勤”字工夫，他还教育家人持勤戒惰，以勤兴家。
在教育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教育儿子曾纪鸿，他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总而言之，骄奢与懒惰就如同溃堤之蚁穴，蚁穴看起来并不入眼，却能毁掉千里之堤。为了消除骄奢与懒惰，曾国藩提出了“以勤医惰”、“以谦治骄”的对策，他说：“家中万事，余俱放心，惟子侄须教一勤一谦二字。谦者骄之反也。勤者惰之反也。”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修身与戒傲、戒惰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勤”和“谦”二字。
君子当自强不息
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国藩也有相似的表述：“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但从他留下的文辞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人力之所能为”。与“天之成事”相比，很显然曾国藩更加在意“人之谋事”，更注意自立与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幼，曾国藩就受到祖父的教诲：“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之下，曾国藩从小就发愤图强，6岁入私塾读书，8岁随父学五经，14岁应童子试，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后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之后10年之中连升十级，官至二品。他能获得这么快的擢升，关键在于他的自强不息之念与刻苦修身之道。
在谈到自己的作为时，曾国藩以“挺身承担困难，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句子自勉。他认为，人应该担负责任，而不能躲避责任，应该像君子一样。君子不避灾难，能主动承担各种责任，并能够鼓舞世人，就在于其有自强的精神。
曾国藩所说的自强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曾对四位弟弟说：“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因此，他发愤读书。同时，他还立志向圣贤看齐。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励之下，曾国藩终生勤俭谨慎，学修不断。由此可见，他对“自强”二字的实行坚深又恒久。
曾国藩之所以坚持“自强”，并有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宏毅的个性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天下太平，因而，都按部就班地混日子。
金田起义爆发，大清国土上纷乱四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当时，曾国藩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征，平乱定国。
他打破旧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与叛军孤身奋战。叛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其他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即使孤立无援，进退两难，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影响。
他能够忍受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人他都举荐并委以重任。最终，曾国藩带领自己组建的湘军收复失地、平定叛乱，让社会得以安定，国家由此中兴。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强”是源自于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天下事，他从不做看客。因为他虚心实做，所以能够真正履行君子的责任；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
坚强的毅力与强大的自信是曾国藩追求自强的最突出的表现。即使处于人生的艰苦阶段，他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正因为他的坚持，正因为他心怀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毅力与自信不仅是曾国藩人格魅力中的闪光点，更是实践自强的必需要求。
很多人认为，自强就在于力量之强大，这是片面的理解。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力量大，自强的目的不是为了逞强或逞能。虽然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但多数都因逞能而大败，如古代的李斯、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都横绝一时，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自保的。
因此，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逞能斗狠上求强。自强者，不仅在于增智强力，更在于强健自己的人格与志向。
曾国藩之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其在品德、事业及学问上的成就，能创造这些成就，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禀性倔强，不自甘于颓废消沉，因此他勤奋学习。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都是坚持自强修身之道的结果。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战胜自己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须臾不离读书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与读书治学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成功就是基于读书。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他读书有道，从书本中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实现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曾经说：“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由此可见，他对于读书、学习的重视。
曾国藩以书生身份领兵打仗并获得成功，绝不是侥幸。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的精读，尤其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的研究，极为刻苦。他通过大量的古代史籍阅读，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详尽的考究。有了这些坚实的知识积淀，曾国藩一任职，便能学以致用，这也是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朝廷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先后曾担任过五部的侍郎。在这段为官的时光里，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从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曾国藩遍阅清代历朝的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他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奏疏。
可见，曾国藩治学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治国理政。
事实上，湖湘一带的书生大多数都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积极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在读书榜样曾国藩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当时，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使，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出现这一现象，与曾国藩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大有关系。可以这么说，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所在。
通过研读王夫之的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这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不仅在当时，使得经世致用之学大行其道，而且曾国藩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推崇也影响了后世。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比如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等，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认真地阅读和研究王夫之的学术。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刻离开过读书治学，无论是做官，还是打仗，他始终不离“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读书之勤奋，古往今来都是少见的，他甚至到死都不愿离开书本，即使卧病在床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
同治十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时候，他还不忘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贵在坚持，只有在读书中才能体味出真乐趣。到了二月中旬，曾国藩自感病体不支，夜间偶尔探手腰部，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显然是极危险的信号，然而他却置之一旁，晚上依旧读书不废。他甚至表示，药疗不如读书，觉得离开了书，自己就会成为废人。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既能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到病重的曾国藩还在进行写作与读书。
尽管他规定自己以后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了一本《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是全神贯注。
后来，湖南王闿运送来《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书。虽然那时曾国藩不能一一细看，但每本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
此后，他一再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一大批书。
同治十一年三月，病况严重的曾国藩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已经差到“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的地步，可是，他还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并且写下日记。
曾国藩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的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
须臾不离读书，这也是曾国藩一条修身以及成就人生的秘诀。时刻不忘读书，时时以读书为乐趣，从读书中体会人生至理，从读书中了解生存发展的规律，这是成就人生的一条重要道路。
读书使人明理，读书使人睿智，读书使人修身、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之所以对读书学习如此看重，就在于学以致用。也就是说，他读书学习，为的是有为于生活、有用于天下、有利于国家。抱着这样的学习原则，学习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学即为用，用即为学，故而相伴终生。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是一条不言而明的道理。每个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坚持月月学习，日日学习，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读书可为圣贤
曾国藩曾有一联自修自惕的箴言，联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副联语表达了他那种圣贤之心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怀抱。尽管世人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褒贬不一，但其慈和与忍让的做人态度以及一份“烈士多悲心”，则为后人所敬仰。
曾国藩能够有一番作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高尚的志趣，尤其是曾国藩关于“内圣外王”的高尚志趣，更是为人们所称道。
“内圣外王”的观点不仅给当时的读书人指出了一条明路，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基于“内圣外王”的为人处世之道，曾国藩才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正因有此人生思想的指导，他才能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巅峰，成就一番伟业。
那么，何谓“内圣外王”呢？答案很简单。分而言之，所谓“内圣”，就是成就自己；所谓“外王”，则是成就外物，也就是济民利物。
不过，20岁前，曾国藩胸中并没有“内圣外王”的高尚志趣。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学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也教完了，就把曾国藩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在那里，曾国藩眼界大开。
后来，曾国藩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指点，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毅然将自己原来的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改字“涤生”，既是自勉之意，也表明自己期望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就在这时，他给自己写下了那条著名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
自此以后，曾国藩常以这一座右铭自勉，并逐渐形成了高尚的志趣。
曾国藩经常自比为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布衣之相”诸葛亮等，梦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对此，他并不以为是幻想，而是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曾国藩已经具有远大的志向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那么自信，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
自古以来，人们用来自勉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读书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跻身仕途、发家致富、陶冶性情、消遣自娱等，因此，古人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曾国藩却不是以此来自勉，更没有以做官、发财为目的，而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志趣来勉励自己。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另一方面，则继承“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
凭着追慕圣贤、报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曾国藩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他表示：“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可谓读书、做人的真知灼见。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读书只是为了混一纸文凭或混个官做。这些把读书当成时髦或装饰的人，是很难有所成就的。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民为报国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能成其大、立其功。
在高尚的思想追求下，充满信心与豪气的自勉，让曾国藩时刻不忘进德修身。他为官清正无私，为将机智沉稳，为父为兄更是严于律亲。凭着一腔谦和内敛，把自己的、别人的狂傲之气压得严严实实。这种严格修身的做法，使曾国藩逐渐达到了内圣外王的人格高度。
正是抱着这种“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从一名“朝为田舍郎”成为一名“暮登天子堂”，再到一名“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他非凡的人生。
自律修身，控制情绪
若论做人，先问修身；若论修身，先讲自律。只有懂得自律，修身才会有切实的效果，做人才会有原则。
曾国藩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平生的著述中，很多见解都可称之为“戒”，尤其是关于修身做人的道理方面，多有戒条。由此观之，自律对于成功者的要求之高。
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个人意志力“坚苦卓绝”著称于世，他对曾国藩能够戒烟深表钦佩。
曾国藩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的嗜好。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戒烟。
然而，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转移注意力。
关于这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
就这样煎熬着，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地戒了烟。
修身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自律，如果没有自制力，就无法做到自我约束，也就无法自己管理好自己，根本谈不上修身。自律不仅在于行为习惯，对于自己的情绪也同样需要自律。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修身的一部分，更是自律的重要方面。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总是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事实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要控制住脾气并不容易。
早年的曾国藩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时，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很大冲突，结果曾国藩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忘了场合和身份。
曾国藩脾气最不好的时候，是在被咸丰皇帝免去兵权、回家守制期间。在这段日子里，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性情变得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在这一年之中，他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每次闹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后来，曾国藩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此后，曾国藩下了一番工夫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即使有不顺心的事情，也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欲成大事者，更要加以控制。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对此，曾国藩引以为戒。
同治三年（1864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来，并且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最后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使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和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
无论是行为习惯，还是个人情绪，都需要自制力的约束，不过，这些都是做人修身的外在，自律修身的根本在于坚守原则。人有了原则，才会拥有真正的“自我”。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坚定的精神核心。坚守原则，看似失去了一些暂时的或表面的自由和快乐，实则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与高贵。
梁启超在总结曾国藩能够成功的原因时，认为其核心原则是“自制之力”。纵观曾国藩修身做人的心得，其根本点就是在“自制”两个字上。
曾国藩是个要求完美的人，无论是从学问上、修养上，还是为人处世方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自律表现。就是他的自律，使他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凡的功绩和深远的影响。
一个人的品德修养，需要一步一步地锻炼，而其中自制能力的影响不可或缺。总而言之，做人严于律己、不断追求，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将非同寻常。
古语有云：“知行知止惟贤者，能屈能伸是丈夫。”人生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处于困境中要忍辱负重，适时地弯腰，这是智者的选择，也是成大事者必有的度量。人生于世，能屈能伸才能不断地前进。那么，怎样才是能屈能伸呢？
简单来说，能骂即骂叫做“能伸”；该赔不是就赔不是，便是“能屈”。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当自身实力不济时，应该慢慢地积蓄力量，为日后成就伟业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