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后，章太炎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旋即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这时《民报》，正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办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君主立宪的反动言论进行激烈的论战。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污蔑中国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认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还认为，进行革命就会引起“下等社会”的骚动，造成内乱，甚至以革命将招致外国干涉为借口，宣称反清革命非导致亡国不可。以章太炎为主笔的革命派对此则予以痛击，指出：中国人要求革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为出发点的，有能力有资格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章太炎列举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所进行的扬州、嘉定、江阴血腥之屠，列举文字狱、薙发令等进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罪恶，论证反清与民族革命的必要性。在《排满平议》一文中指出“排满革命”是“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明确提出了革命是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同时，还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现象，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下等社会”贫民参加革命，是合乎民主道理的，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内乱；革命又不是以排外为目的，自然不会引起外国人的干涉。这一切都表明了章太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已处于主要成员之一的地位。
这一时期，章太炎所写的文章很多，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也暴露了他本身的一些严重弱点。例如他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君主立宪，直呼光绪帝为“载湉小丑”，可是他又相信如果有一个能够像“贞观”、“开元”时代那样的开明专制的好皇帝，也不一定非要实行民主政治等。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他身上的表现。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亦从日本回国，孙中山委任他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但是，他只是挂名而不到职。这时，他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逼孙中山下台的事件中，还起过很坏的作用。此时，他自动脱离了同盟会，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要孙中山解散同盟会。他并且自行组织新党，担任袁世凯的高级顾问，后又去东北担任袁氏政权的“东三省等边使”。幻想与热衷于袁世凯实行议会政治，是章太炎这一时期总的思想倾向。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他开始感到跟着袁世凯走不会有真正出路，从此，渐渐由拥袁转到反袁的立场。这时，他不断地找人商讨对付袁世凯的方法。袁世凯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积极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恢复帝制。由于了解到章太炎对自己态度的转变和正在进行的活动，遂于1914年2月将他软禁起来。章太炎不畏权势，他以大勋章做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后又用绝食进行斗争，以犀利的笔锋，写了《魏武帝颂》、《宋武帝颂》、《巡警总监箴》、《肃政使箴》等文，讥讽袁世凯的窃国称帝行径，在当时，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讨袁斗争。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一片唾骂声中死亡，章太炎始才得以恢复自由。
章太炎恢复自由以后，先是有张勋复辟的变乱，后又逢段祺瑞的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的反动。中国辛亥革命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危机。这时，孙中山领导了反段祺瑞的“护法运动”，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但是，在军政府中派系斗争剧烈，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形势下，章太炎情绪消极，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辞去了秘书长职务。到1918年南北议和，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出走以后，章太炎意气更加消沉，悲叹之甚，遂决心杜门谢客，从此不再过问国事。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也应时代的要求而在1921年宣告成立。工人阶级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进入了更加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阶段。可是曾经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章太炎，这时却是既离民众，日益颓唐，完全落到了时代的后面，成为了一名颓唐落伍者。他哀叹“国事日非”，“国民命运不济”，并要人们从佛经里去寻求出路。而当孙中山在1924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组成统一战线，掀起了太炎已经完全倒退成为政治上反动，思想上复古的革命绊脚石。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与动摇软弱两面性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
可贵的是，章太炎并没有就此一直悲剧式地结束他的一生。在他的晚年，政治上又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兴的转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枪声，使得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成了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在这民族存亡断绝的紧急关头，章太炎重新奋起，坚决主张从抗日救亡中，寻求民族的出路。
“九一八”事变后，他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公开表示支持，并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北上游说，以历史上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的事迹，鼓动华北各地的将领要积极“备边受险”，以与日决战。“一·二八”事变后，他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的文章，表彰爱国军民的英勇抗日业绩。他呼吁掌握军权的人，要像十九路军那样，以救国为重，不要再打内战。当上海各大中学学生为了抗日赴南京请愿，路经苏州时，他派自己的学生送去馒头、水果表示慰问和支持。当代表团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阻拦、迫害时，他公开进行谴责。1933年，他和社会一些知名人士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移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附近，借此以表彰忠勇壮烈。他还亲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以志纪念。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听说宋哲元要以“防止共产党煽动”为借口，压制学生运动，遂于21日致电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刻，他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样，章太炎终于从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再度走到赞成民族抗日，拥护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完成了他一生中，再一次的重大转变。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他的夫人汤国梨根据章太炎生前因对张苍水（煌言）忠勇壮烈事迹的敬仰，曾说过“生不同辰，死当邻穴”的意愿，在杭州南屏山麓亲自选购了墓地。但直到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始在1954年4月江苏、浙江两省政府会同，将章太炎的灵柩，从苏州迁葬到杭州，实现了他要与张苍水“邻穴”的愿望。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评价章太炎晚年时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然“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是十分公正的。
执著的追求深刻的思想
——傅任敢先生与北京师范学院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摘要】我国卓越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开创了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教育思想。他历经磨难，始终不倦地进行教育探索。他崇高的教育精神，他对教育学科建设的论述、对高等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傅任敢教育思想教育学科高师改革
我国卓越教育家傅任敢先生（1954—1981年）在北京师范学院辛勤劳作了27年，这是他1929年从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毕业投入教育事业52年的后期，也是一个充满曲折艰难，又彰显着傅任敢先生为民族国家计，致力教育而矢志不渝崇高精神的时期。作为傅先生的学生和曾经的同事，我愿以亲身经历阐述傅任敢先生执著的教育追求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界的同行分享。
一、执著的教育追求
1954年，傅先生调至北京师范学院担任院工会主席，负责筹建教育学教研室，任该教研室主任。
（一）开创教育学教研室工作
教育学教研室筹建伊始，傅先生就将教育理论与办学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为我校教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筹建教研室时，傅先生和同行们利用一切时间共同商讨。屈惠英等8位参与筹建的教师在《何惧炎凉育英儒》中如是回忆道：“……创业难，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集中精力，从城里搬到学校宿舍住，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不论是饭后的休息时间，还是紧张备课的夜晚，傅先生经常把我们这些人叫去，商量如何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如何开好教育课程，提出他对教研室的设想和打算，并仔细听我们的意见。”
傅先生身为教研室主任，负责编写教育学讲义，还担负着两个班的教学任务，但他仍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对我们的培养和提携上。他认真审阅我们的讲稿，听我们试讲，从教材处理、教法选择、课的组织结构及教态等方面进行具体指导和示范。我们这些青年人是在傅先生具体指导下走上讲台的。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完成了教育部委托编著的《教育学——教学法》一章的编写，还对我国古代的教育遗产潜心研究。他经常讲：“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学习古代、外国的论著，也是借以为鉴，指导我们现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从事理论研究，学习前人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可深切体会到傅先生工作之勤恳、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理论联系实际之学风、育人之不倦、民主之作风。这是我校教育学科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育人孜孜不倦
我想到50年代就学时，傅先生担任我们文理两个学科各个本科系的两三百人的大公共课。傅先生在课堂上语言流畅，重点突出，风趣幽默，博学多才，旁征博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说服力，深深吸引着我们。
1979年我调到教科所工作，1981年又得到和傅先生共同探讨的机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会前会后和平时的交往中，听傅先生析孔子的“有教无类”；释《学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及其对教育教学的影响；谈做学问与百花齐放的关系等等，自觉深受教益。我日后在与同行和青年学者探讨如何做学问时提出：奠基于业，博览百家，析其长短，为我所用，承古今中外之优，吸今世中外之学，扬民族之长，博中取精，精中见识，识中求效，效中得果的体悟，以及从历史教育教学法的研究，发展到对普通教学法的研究，都是深受傅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蒙冤志不改
1958年，傅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仍不改忠诚于祖国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他在被安排去生物系讲英语课的同时，还先后为教育教研室选编《高举党的教育方针的红旗，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毛主席教育言论集》等，共七八十万字之多，成为当时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文献政策、探讨提高教学质量的理论问题，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有关教育思想和著作的重要资料。1961年，傅先生调到历史系资料室从事翻译工作，先是与系的教师合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则按系里安排翻译克罗齐著《史学史》、《世界现代史资料》等书，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桑戴克《教育心理学》、《夸美纽斯及其（大教学论）注释》。1972年，校订《（学记）译述》，并着手编写《（学记）普及本》。先生在古稀之年，沉冤未白，还如此一往情深地致力于教育科学事业，让我们感佩之极。
（四）老骥伏枥
1979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傅先生恢复了教育科研工作，回到了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做教授，并担任顾问。当傅先生事隔多年，再次走进教研室的第一天，便关心询问我们每个同志的开课情况，建议让青壮年教师多挑重担，开始对教研室教师的学习、进修进行指导，并抱病辅导英语，为教研室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献计献策。
1980年，教科所面临急需学术抢救，学识渊博、底蕴深厚的傅先生以近八十高龄之身，自称要做“七十少年的一人”。经再三权衡，征得傅先生同意，教科所将主攻的课题定为“中国教育教学法体系研究”。课题在傅先生全盘策划下，拟出题目，提出设想，共同讨论，取得共识，分头执笔，由傅先生定稿，经当时的北京师院院长同意，开辟“学点教学法”专栏，采取以“漫话”形式，论文的实质，发表研究成果，待撰文数十百篇后，视其成熟情况，进一步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写出具有中国自身特点体系的教育教学法。根据这一计划，傅先生先后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文章，以广阔深邃的目光阐述了一系列教育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为我校教育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综上所述，傅先生不管是在顺利之时，逆境之日，都在关心着学校教育学科的发展，并极尽自己的努力，表现出教育家的执著探索和奔腾于内心的追求真理的不灭烈火。“与教育荣辱与共，爱教育爱到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痴迷程度，乃教育家本性之最灿烂的光辉。”孙孔毅《教育家的类本性》，《中国教育学刊》，2008年第8期。傅任敢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的26年历尽磨难，矢志不渝，他的经历闪烁着教育家本性的光辉。
傅先生为我校教育学科开基创业奠基功不可没，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深深感到傅先生在此期间阐发的对教育学科建设、对高师院校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学科的建设和教师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深刻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教育学科建设的思想
傅先生历来重视教育学建设的研究。他提出的一些关于教育学科建设的思想不愧为教育家的真知灼见。
1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思想，推进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