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尉缭子》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天官、兵谈、制谈、武议、治本等篇，着重论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战威、攻权、守权、战权等篇，主要论述攻守权谋和战法；将理、十二陵、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着重论述治军原则、要求及各种军事律令。《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诸多方面，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唐魏征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三十余种，朝鲜也有刊本。
2.军事思想
（1）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
《尉缭子》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其文云：“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 所以，《尉缭子》一再强调要以仁义为本：“兵之所加，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要求用兵不伤害经济发展和政治运行，不以杀人为宗旨。《尉缭子》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其中以“道胜”为上，这与《孙子》“全国为上”的观点一致，道胜即道义上占优势，这是“力胜”、“威胜”的前提。这意味着只有正义之师，才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儒家所言“仁者无敌”。
《尉缭子》主张“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同时，不能忽视商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战争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但“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所以要慎战，“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2）“举贤用能” 和“制必先定”的治军思想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为人表率。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同时，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成为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尉缭子》强调严明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尉缭子》主张重罚，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挖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尉缭子》提倡的刑罚很严酷，认为“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缭子》还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士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如《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以达到“治”的目的。
（3）先发制人等作战指导思想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防守时，要守不失险，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同时，守军和援军要内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4）军事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继承《孙子兵法》、《吴子》有关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如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此外，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
（五）《孙膑兵法》
1.简介
《孙膑兵法》为孙膑所作，古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兵家学派的又一力作。《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因为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编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即把两“孙子”并称，说二者是一家之言的“孙氏之道”。《孙膑兵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它是战国时期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特别强调“内得民心，外知敌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强调必须遵循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成为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这些都受到中外学者的赞赏和重视。
2.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它继承《孙子》、《吴子》等兵家思想并有新的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
（1）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在战略思想上，孙膑明确提出用战争解决国家间问题的主张，认为用“积仁义、式礼乐，重衣裳，以禁争夺”是不可能解决争端的，只有“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才能达到国家统一。但反对“乐兵”好战，认为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即“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同时，他又强调对战争应持慎重态度，“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因此，他特别重视要“事备而后动”，主张“有委”，进行有准备、顺民心的战争；要“有义”，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
（2） 选贤取良和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责于人”，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处国之教、行军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达到强兵的效果。同时，重视将帅的选拔，提出要“选贤取良”，最高标准是要“知道”，即要掌握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将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此外，将帅不能有以下致“败”的缺点：“不能而自能”、“骄”、“贪于位”、“贪于财”、“轻”（轻率）、“迟”（不速）、“寡决”、“缓”（不严）、“怠”、“贼”（残暴）、“自私”、“自乱”等。在治军方法上，孙膑强调要因势利导，赏罚分明，指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要做到赏罚公平，一视同仁，民就能听其令，而其令也能顺利地贯彻执行。
（3）“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术思想
在战术原则上，孙膑首先认为应充分创造条件，变弱为强，以寡胜众。通过总结以往小国打败大国，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经验，认为要以弱胜强，就要“让威”，避开敌人锋芒，故意向敌人示弱，“以骄其意，以惰其情”，而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同时，应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如果饱食以待敌饥，安处以待敌劳，处静以待敌动等，使敌人“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分离而不相救”，“受敌而不相知”，就会以己之长，抑敌之短，出奇制胜。
（4）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
孙膑主张打进攻战，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其实质就是运用大规模机动野战的作战方式，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以扩大胜利的战果，最后全面地击垮敌人。在进攻敌人防守薄弱之处时，要攻势猛烈，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使敌四路必穷，五动必忧，进则傅于前，退则绝于后，左右则陷于阻，默然而处，军不免于患”。进攻敌人应该讲究策略，必先夺取敌人的要害物资和占领战略重地，即“一曰取粮，二曰取水，三曰取津，四曰取涂（途），五曰取险，六曰取易，七曰取隘，八曰取高，九曰取其所读（独）贵。凡九夺，所以趋敌也”。
（5）运用阵法攻守
根据当时战争发展的情况，《孙膑兵法》对阵法的种类、用途及其应当注意的要领，作了详细的系统的总结。依孙膑的论述：“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密）阵，有锥行（前尖如锥）之阵，有雁行（展开如雁飞）之阵，有钩行（两翼如钩）之阵，有玄襄（玄虚多旗）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各种阵布法和打法不同，用途也不同，如方阵，用来截击敌人；疏阵用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等。而战争的各种场合，应该运用什么阵法来对付，其变化也应该是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