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
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第七章 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地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地虚幻——阳光静静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里砍柴，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 大家仍旧照常过日子，若无其事，简直使人不能相信。仍旧一天做三次饭。在潮湿的空气里，蓝色的炊烟低低地在地面上飘着，久久不散，烟里含着一种微带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统统都冒烟了，从墙壁上挖的一个方洞里，徐徐吐出一股白烟，就像“生魂出窃”一样，仿佛在一种宗教的狂热里，灵魂离开了躯壳，悠悠上升，渐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顾冈望着炊烟，忽然想起那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在他们的艰苦的生活里，食物就是一切，而现在竟是这样长年挨着饿。怎么能老是这样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惧。 他眼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他最担忧的就是这一点。参加过土改的人都夸口说，在乡下过三个月，都长胖了。还有人说，去了那么一趟，把他们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据说什么都治得好。看见有些落后份子退缩不前，他们就说：“那生活虽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会胖起来的。”反过来说，如果吃不了一点苦就变瘦了，那显然是思想还没搞通，下意识里还在那里抗拒着，不愿意改造。顾冈心里想：再过两三个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头，回去怎么能见人呢？他又决不能告诉人，说是饿出来的。说乡下人都在饿肚子，这话是对谁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当作“国特造谣”给逮了去。 顾冈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负的。他对自己说，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
尽管工作时间特别长，但是照样还是可以精神焕发，身体健康。顾冈想起前一向报纸上宣传得很厉害的博全香下乡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这美丽的绍兴戏女演员，是一个积年的肺病患者。这次她也报名参加土改，在乡下写了许多信给她所有的报界的朋友们，说得天花乱坠，说她自从到了乡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进步。
她有一次替农会做“传达”，到邻村去送一封信，踏着二尺深的大雪，穿着一双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现在她一顿能吃三大碗白饭，体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饭在这里，顾冈心里想他倒也吃得下。 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狼“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