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求爱行动”在美国NSA上演
1980年，美国NSA为了窃取更多的苏联情报，其反间谍小组联合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经过协商，准备组织一次代号为“求爱”的特别行动，主要任务是对在美国活动的苏联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俗称“克格勃”）情报成员进行策反。
在确定“求爱行动”的开展计划后，这支新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沿用联邦调查局外勤处的CI-11小组的名字，其成员主要包括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等。为了保证策反行动的顺利开展，CI-11需要获取KGB情报成员的名单，并挑选可以被策反的人员。在挑选中，CI-11行动小组中的心理学家需要对每一位被策反的对象进行策反可行性分析，针对每一名苏联间谍的“可塑性”情况，为小组的“求爱行动”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求爱行动”上演后，行动小组成员就开始不停地物色对象。每一个苏联人来到美国，CI-11行动小组都会分析招募他的可能性。1982年底，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中，CI-11行动小组物色到了一名“可塑性”很强的KGB官员。随后，小组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这名KGB官员喜欢过奢侈的生活，而且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极其迷恋，策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于是，CI-11小组决定向他实施“求爱行动”。在精心的安排下，一名假扮成某企业的高级顾问的CI-11小组特工，在一次酒会上与他交上了“朋友”。之后，这名特工不断邀请他参加美国上流社会的活动，并时不时地向其透露自己在政府有很多关系，引其上钩。通过一段长期的金钱与女色的“熏陶”，这名KGB官员终于坠入了CI-11小组编织的“情网”中。“求爱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行动小组将被策反的这名情报人员称为“鼹鼠”。
“鼹鼠”被策反后，为了给“鼹鼠”创造一些窃取苏联情报的机会，CI-11小组还为其提供一些过时的情报，制造其仍为苏联效忠的假象。鉴于“鼹鼠”的身份，CI-11小组的成员与其相见时，都要进行一套“迷惑”程序。他们先将车开进一个死胡同，然后再慢慢地退回来，通过这些行为避开苏联间谍的监视，确保情报交接的安全。在之后的几年里，CI-11小组通过“鼹鼠”获得了苏联很多重要的情报。
初战告捷，CI-11小组又寻觅到了另一名“猎物”。这个人就是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官员，其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秘书。在开始引诱之前，他们为这位官员起了一个代号叫作“老鹰”。一天，“老鹰”发生了车祸，而且事发时他身边还坐着一位妓女。得到这个消息后，CI-11小组对策反他更有信心了，也盯得更紧了。很快，他们发现“老鹰”经常出入华盛顿的一家商店，用伏特加与古巴雪茄交换音响设备。实际上，这些是KGB分配给他用来收买美国人的。掌握了这些信息后，行动小组认为与“老鹰”摊牌的时机到了，因为在这段监视的过程中，他们拍摄了很多照片取证，当然还有其他文件。于是，CI-11小组拿着这些证据与“老鹰”直接交涉。通过几个月的施压，“老鹰”最终同意为美国提供情报。不久后，他就为CI-11小组提供了苏联大使馆中其他KGB情报人员的名单。当然，行动小组也会不断地给他一些好处，比如他们得知“老鹰”在使馆内有一名情妇后，还特别为他们提供方便，为其安排秘密幽会的地方，并给“老鹰”钱让他可以包养情妇。这样一来，“老鹰”就牢牢地被拴住了。“老鹰”是CI-11小组行动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人物，他不仅为美国NSA提供了苏联在华盛顿的KGB情报人员名单，还提供了KGB每年在华盛顿的活动计划，这不仅帮助NSA摧毁了一大批长期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还协助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加密的重要材料等。
1983年，CI-11小组还钓到了一条大鱼，代号为“博锐斯”。通过调查，“博锐斯”是一名好色、挥金如土，酷爱艺术品的苏联军事情报局官员。“博锐斯”极有可能掌握着苏联在美国的间谍名单，如果将其策反，必定会得到很多情报信息。通过心理学家对“博锐斯”的分析后，CI-11小组决定对其采取“求爱行动”。
在一次会议上，CI-11小组特工装扮成一名美国陆军官员与“博锐斯”相识了。然而，作为一名资深间谍，“博锐斯”发现这名“美国陆军官员”身上具有充当间谍，为苏联效力的潜质。于是，他便邀请这名“陆军官员”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此后不久，“博锐斯”将“陆军官员”招为“苏联间谍”。后来，“博锐斯”万万没有想到这名“陆军官员”是CI-11小组用来引诱他的一个角色。就这样，CI-11小组利用“陆军官员”这个角色，再加上金钱美色的诱惑，致使这位KGB官员再也沉不住气了，向CI-11小组提出了叛变的条件，“求爱行动”再次成功。
“博锐斯”被策反后，CI-11小组一直利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与之交接——他们利用激光在《国家地理杂志》的某页上潜进一条细线，并将传达的信息隐藏在这条线里。这些信息用肉眼是无法察觉的，只有通过特制的高倍显微镜才能阅读。然后，CI-11小组会将这本杂志设法交给“博锐斯”。在“博锐斯”返回莫斯科前，每次都会收到一期《国家地理杂志》，接受一些重要指示。“博锐斯”知道的情报很多，以至于为CI-11小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期。美国还将涉及盟国的一些情报提供给了相应的国家，以便对苏联采取一致的行动。
此后，美国NSA“求爱行动”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83年4月，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驱逐苏联人。在短期内，苏联官员被英国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法国也以间谍罪名驱赶了将近50名苏联人，其中有40名是外交人员。如果苏联人被好几个国家同时驱赶，则说明某个苏联情报叛逃者已经滔滔不绝地透露了很多情报信息。“求爱行动”在美苏两国的间谍战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通过被策反者所提供的情报信息，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受到了NSA的严密监视，其间谍网络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让苏联KGB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美国NSA组织的“求爱行动”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才告一段落。从某种角度来说，“求爱行动”是冷战时期的缩影，它与冷战时期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都是秘密进行的。被美国NSA策反的苏联间谍，有的被苏联政府判处死刑；有的则骗过苏联政府，安然脱险；有的则在美国的协助下逃亡他国，从此销声匿迹。
7国家安全局针对美国国内的侦听行动
美国NSA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法律上没有明文限制它在美国国内的行动。“二战”后，根据通信安全局与三家电报公司的协定，由联邦调查局作为中间人，将华盛顿各电报局的电报复印件挑选出来，将其中的大约一半送给国家安全局，自留另一半，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每天上午到后在12点之前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取电报。这时，无线电公司已经将需要的电报挑选出来了。
60年代初，除了科技上的变化，还有一项事态对国家安全局的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1961年罗伯特·F．肯尼迪进入司法部任部长时，随身带着他在参议院调查犯罪集团活动委员会工作时的一些资料。那时对所掌握的前科罪犯还没有集中收档的地方。全国约有30个调查机构在同时搜集这方面的情报。肯尼迪想有所创新，他想将各方面的情报汇集起来，在司法部成立一个小的“情报机构”，将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所有犯罪活动资料集中汇总在一起。他为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列出一份国际犯罪集团头目的监视名单，分发给相关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因为在将集团犯罪分子的名单交给国家安全局的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将同古巴有来往的美国公民与公司的名单交给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则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相关的美国人同国外的私人通信的情报。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家安全局拦截的古巴情报，联邦调查局与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后，国家安全局第一次将它的巨大耳朵转向了国内，对着它的公民。
由于没有法律的限制，这只巨大的耳朵一直在转动。列入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的美国人与美国公司也越来越多。1967年10月12日，陆军部助理参谋长亚巴勒少将给国家安全局送了一封绝密信，要求国家安全局将可能受到国外影响而在国内扰乱社会的所有情报提供给他们。
白宫、联邦调查局对社会骚乱活动越来越感到紧张，在这种形势下，陆军部建立了一支对付社会骚乱的部队，由亚巴勒负责。亚巴勒最担心的就是预定要在五角大楼前举行的反越战示威集会，因为美国政府怀疑这次示威活动受到国外势力控制。所以，他在示威的头一天给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卡特写了一封信。卡特在收到信第二天后，就给亚巴勒以及其他情报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国家安全局会集中更多的力量去获取情报，以满足陆军的要求。于是，陆军开始将一张又一张的国内抗议者名单交给国家安全局（都是反战与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民间骚乱、激进分子或者是种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凡此种种，只要参与者与国外有联系，美国国家安全局就会予以关注。从激进的政治团体，乃至向政府抗议的普通民众都被列入监听名单，于是监听名单越来越长，而再将与名单上的人有接触的人也全部列为监听对象，结果名单翻倍增加。国家安全局所使用的这种情报搜集的方法，致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收发的电报、电话都遭到审查，而这些人与实际的监听对象可能毫无关系。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被列为监视名单，那么只要涉及这个人的通信都会被监听起来；如果某个组织被定为监听对象，那么其所有成员的通信都将会被截获。
60年代末，监视名单越积越多。1968年5月，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遭到暗杀后，灰心丧气的联邦调查局一直找不到犯罪嫌疑人詹姆斯·厄尔·雷。这时，国家安全局收到了国防部长发来的一道命令，要其将嫌疑人詹姆斯·厄尔·雷以及他的12个化名列入监听名单中。国家安全局根据宪法本想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由于命令来自最高领导，所以没有商量的余地。国家安全局参与对詹姆斯·厄尔·雷的调查是其保守的最严的一个秘密。因为这一行动没有向众议院调查暗杀委员会透露过。
虽然国家安全局监视的国内对象的问题介于国外情报与国内情报之间，但是有些人的名字列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对象简直就是胡闹。比如，胡佛曾经要求监听所有的公谊会教徒，这只是他一时兴起，因为胡佛怀疑这个教会在向东南亚输送粮食与供应品。
国内的有问题的监听名单不断涌进国家安全局。针对于此，一方认为只要情报用户向国家安全局提出要求，就应该尽量满足。而另一方是国家安全局的意见，如果对方要求不合理，不能照办。因此，国家安全局会将不打算监听的对象统统存档了事。而那些被加进监视名单的名字则被按照地区分发到各个小组。从一开始，国家安全局对国内监视名单就严守机密。只要收发电报的一方是美国人，或者提到了这个美国人，这份电报就会被列为绝密级。
开始后就不会停止，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听计划”一直存在。尤其是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国内外的监控，总统布什更是下令开展国内监听反恐行动，而且普通公民也会成为监听对象。当两名NSA前工作人员向媒体揭露监听计划内幕时，美国政府对公民隐私的侵犯引起民众一片哗然。2005年，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非法监控多名美国人的国际电话与电子邮件。次年5月，美国几大电话公司被曝向美国NSA提供2亿普通民众的通话记录。这些消息一出，立刻在崇尚自由、强调个人隐私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司法对政府的窃听行为的调查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这令很多民间维权组织非常不满。
“电话门”沉寂2年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再次爆出窃听丑闻。据媒体报道，美国数百名与中东地区有联系的美国政府、记者等海外工作人员都遭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两名国家安全局前特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窃听经历，他们说自己的监听对象包括驻伊拉克的军官，国家安全局甚至连他们与妻子之间最私密的“枕边话”也不放过，而这些话显然不可能与恐怖活动有任何关系。节目播出后，美国上下一片哗然，参议院随即宣布成立小组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
阿德莱恩·凯恩是美国军方的阿拉伯语言专家，她在2001年11月被派遣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参与一个特别项目。凯恩每天的工作就是监听来往于美国与中东地区的电话与电子邮件，监听的对象主要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人与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凯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被监听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的美国人，所以监听到的内容通常只是闲话家常。凯恩还说，监听的对象还包括美国红十字会与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往中东地区的志愿者。
另一名揭露国家安全局国内监听计划的翻译人员是大卫·墨菲·福科，在“911”事件发生后，他投身海军，准备运用自己的语言专业为反恐出力。福科说，他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窃听了数百计的美国人打回国内的电话。福科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偷听”别人的隐私，而且那些私密对话会成为笑料在办公室传阅。福科还尴尬地表示，他和同事还经常一起监听在中东的美国大兵打回国内的情色电话。而工作越久，福科的负罪感就越重，他总感觉不应该偷听别人的私事。
虽然这两个人对工作存在质疑，但是他们的表现却仍然很优秀。凯恩在2003年曾经获得NSA颁发的奖章。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考核中也表明，福科的专业表现也一直获得高分评估。虽然两人也承认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工作确实对一些在伊拉克的反恐活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成功的经验让他们相信，监听那些无辜的美国人的确是在浪费时间。凯恩说：“连普通的美国人与国际援助的志愿者都要监听，这无疑将网撒得太大了，让侦察工作事倍功半，严重降低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效率！”这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前翻译人员的真实揭露，让美国民众客观地了解到国家安全局是如何执行“国内监听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