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过程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呕心沥血、冥思苦想、劳作多年创作出的他的哲学思想的奠基性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样，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人类文化史上，就思想丰富性与深刻性来说，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著作屈指可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也不过是发展了它的一个方面。它对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上一世纪的新康德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直至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些重要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连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恩格斯也说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早在1771年，康德在给赫茨写信时就告诉他，自己正在写《纯粹理性批判》（当时他还把这部著作叫做《感性和理性的界限》）。到1772年2月21日他再给赫茨写信时就宣告他将在3个月以后写完该书的第一部分。可是，在过了差不多近两年的时间以后，当他于1773年末给赫茨写另一封信时则说：你白费力气到集市的书籍目录上去仔细寻找您所熟悉的名字“K”这个词头。在作过种种努力之后，对于我来说，最简单易行的还是发表我已经基本写好的某部著作。由于我在努力改造科学（哲学界一半以上的人在这方面已经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方面走得已经很远了。我认为我已经掌握了那个能够揭示暂时尚未被揭示出来的谜一样的概念。康德还告诉赫茨说，他不会受当作家那种欲望的诱惑，而在没有解决主要任务之前也不去追逐虚名。不过也告诉他，这一任务的解决已经指日可待了，“即使考虑到经常发作的小毛病总是造成工作的中断，我还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复活节后不久，我就要完成这部著作”。这表明，康德在写作实践的过程中已认识到问题远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不过这时他对自己能很快完成此书的写作任务还依然充满了信心。
然而事情也并没有像康德这时所估计的那么顺利。又过了3年，他再给赫茨写信时还说：“我看我是到复活节也写不完，只好把夏季的一部分时间也用上了。”结果，又过了两年，还是在给赫茨的信中写道：“假如今年夏天我的健康状况还可以，那么，我就能够告诉公众这部早已许诺过的作品了。”
这就是说，直到1778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一著作仍没有完成。康德从来没有像这本书一样写得这样慢。主要的东西总是抓不住，有时好像真理已经在握了，但是仔细一深究，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被解开的谜。而且，他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教学上，尽管这时他的课程负担已较过去轻多了，平均每周只有14小时的课。但他又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如矿物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他根本不能全身心地扑在解决他迫切想解决的问题上，集中全力地写自己的著作。
这时，一个席卷日耳曼精神生活的运动已经开始，德国已经进入“狂飙突进”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早在18世纪中叶，德国文坛上就出现了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他创造出了新的戏剧艺术，在文艺评论方面他也不断发表文章。莱辛在《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通信》杂志上撰稿。他的关于莎士比亚的第17封《通信》使他声威大振。伟大的戏剧家在自己的祖国虽说没有被人遗忘，但也未能受到应有的敬重。而在欧洲大陆上他甚至根本不为人所知。伏尔泰甚至把他称为“野蛮人”。而莱辛在这封《通信》中却把莎士比亚置于拉辛和高乃依之上，认为正是莎士比亚才是古代悲剧的真正继承人。他号召德国文学界向莎士比亚学习。
在“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们中间，有康德的学生赫德尔，这时他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当他获得声望的第一批文艺评论著作问世的时候，康德曾写信给他表示祝贺。赫德尔给老师的复信彬彬有礼、亲切而详尽。他写道：他所以选择了与老师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认为走牧师的道路比从事纯理论活动为好，这可以使他与人民、与普遍人保持直接接触。其实，哲学就是为这些人而存在的。赫德尔紧张地从事创作上的探索和进击。后来，他研究了历史哲学，也被莎士比亚迷住了。此外，他还刻苦钻研圣经，并出版了《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一书，把《圣经》说成是感乎上帝启示的作品。哈曼把这本书给了康德，康德不同意赫德尔把《圣经》条文当作最高真理的做法。幸好康德的反应没有超出私人通信的范围，作者对此也一无所知。除了赫德尔和哈曼，作家拉法德尔和青年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耶可比也属于这一运动只具有宗教情绪的一翼。
“狂飙”运动的另一位天才的领袖是歌德。他和康德一样，也不赞成自己的朋友和导师赫德尔那种虔信宗教的态度。他渎神，还创造了充满反叛精神的诗歌：“上帝，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您更可怜！崇拜你，为什么？”这些出自他的《普罗米修斯》的诗句，曾经就像“狂飙突进”运动左翼的宣言一样。在激进的“先锋派”中间，也有康德过去的学生连茨和未来的康德主义者克林格尔和毕尤尔格尔。
运动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充满了矛盾。暴动与政治上的淡漠态度和保守主义，对人民的同情与极端个人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与虔信宗教的狂热搀杂在一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大家都对人、人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感兴趣。个人内心生活的神秘底蕴一下子被揭发了出来。人们把这个发现看作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为了不起的事情，大家所热衷思考和谈论的就是一件事：个性解放。在普鲁士的报刊和书籍中，虽不乏天才的火花，然而更多的则是平庸之辈的像令人生厌的知了鸣叫一般的鼓噪。
这时，北美也爆发了“狂飙突进”——向英国殖民统治者发动进攻的政治革命，它使殖民主义基础在近代史上最先遇到了崩溃的命运。1776年7月，大不列颠的美利坚领地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而美国的这场斗争也是在曾经鼓舞过的德国“先锋派”的口号——“给人民和人以自由”——之下进行的。康德当时每天都翻阅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他对华盛顿和美国人民深表理解和同情。
关于美国革命，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康德凭他敏锐的政治目光，早已看到了北美已酝酿成熟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趋势。一次聊天时明确谈到了自己的态度，不想惹怒了在场的一位朋友——英国商人格林。格林认为康德赞成、支持美国独立，因而侮辱了他，为此竟两度要求与康德决斗。哲学家虽然平时也佩有利剑，但他的主要武器是理性，是思想和语言。康德耐心地与他说理，致使格林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不对的，不仅与康德和好如初，并且更加佩服康德了。康德虽然觉得格林的脾气有点怪，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但也很看重他的思想和品德。有几年，康德每天都要到他那里逗留几小时。据说，康德所著《纯粹理性批判》几乎每个思想在落笔之前，都与格林讲过，倾听过他的意见。
对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康德的札记中曾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论述：“在英国的现代史中，由于对美洲的压迫，世界公民的思想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想把他人变为臣民的臣民，并为别人承受重担。问题不在于有一个好政府，而在于统治的手段本身如何。”这后一句话实际上已是康德后来发展为关于国家制度的理论的一整套萌芽。不过当时康德的主要精力还正在认识论方面煞费苦心，呕心沥血。
岁月流逝。出版物上长期看不到伊曼努尔·康德的名字。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这篇取得教授资格的论文之后，除两篇有关“博爱”的小说论文外，只发表过对《莫斯卡提人人体和动物躯体在结构上的差异》一书的评论和关于1775年课程的通知书（《论各种不同的人种》）。沉默持续了11年之久。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了解康德的人再也憋不住了。与康德有书信来往的拉法德尔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总是那些外行在写作，而不是擅长笔墨的您在写作？您为什么沉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您怎么不一显身手？您在睡觉？康德，我不想颂扬您，然而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沉默？最好是请您谈谈您将要说些什么？”哲学家对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未给予特别的关注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正在全力拼搏，准备发动一场哲学上的革命。
有一次，康德的一个学生在哥廷根对当地一群教授们声称，在他老师的办公室里有一本写好的著作，它将使在场的教授先生们“心惊胆颤”。这话虽然不够准确，因当时康德的书尚未完成，但意思却是对的，它确是一本会引起所有教授“心惊胆颤”的传世之作，但这番话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哄笑。在场的人认为，指望他这样一个哲学上的浅尝者搞出点什么名堂，那是徒劳妄想。
康德的写字台上，草稿越积越多，而书却依然没有问世。他在给赫茨的信中也不再提出书的事了。他心里焦急万分，感到异常烦躁。1775年，他再次调换了住宅。因为邻居家那只啼叫不止的公鸡使他无法专心致志。本来康德表示，只要主人把鸡杀掉，要多少钱他都可以付。可是主人却不肯，家禽怎么会妨碍人呢，何况还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邻居不肯纵容教授的怪癖，最后康德只好离开康特尔的房子。搬到新住处之后，干扰思考的东西是没有了，生活也比较安逸，但书依然没有很快地问世。
主管普鲁土教育事业的策德利茨男爵与自己的君主一样，是一位年轻而有教养的专断者，也喜欢哲学，他还开导自己的属下要尊重哲学。对此，他还有相当深刻的看法。这位大臣认为，大学生应当懂得，在学业结束之后，做医生、法官、律师等每天只是几个小时，然而他却整天都是一个人。这就是他认为高等学校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有扎实的哲学知识的理由。当然，学习哲学，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为了进行空泛的争论和搞阴谋诡计。这也是这位大臣特别尊重康德、欣赏康德的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
由于掌握全国教育大权的策德利茨男爵持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以国王的名义禁止在大学讲授科鲁兹的学说，认为它是过时的、毫无用处的哲学，这样康德思想上的敌人魏曼讲师则被迫离开了大学。
1780年，康德又用了一个春天和夏天，终于把《纯粹理性批判》写出来了。差不多用了12年的时间进行沉思的产物——一部55个印张的著作摆在他的面前。对这一多年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康德并不完全满意，主要是在风格方面，不过他已经没有力量把它再重写一遍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产儿交给公众去评判。
康德过去的学生、后来曾在康特尔那里当过职员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克诺希当时在里加开设了一家独自经营的书店。1780年9月，他从哈曼那里听说自己老师写了《纯粹理性批判》，立即找上门来。哈尔特克诺希说服自己的老师：您找不到更好的出版者，一切将比在别人那里办得更快和更地道，您将有最良好的机会把书推销到整个德国去。哲学家把书稿交给了他。哈尔特克诺希自己并没有印刷厂，《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是在哈勒印刷的。最初，康德想把这本书献给曾对康德的理性探索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兰贝特，可是这时他已去世两年了。1781年3月，康德题记：“献给策德利茨大臣”。5月，书问世。
二、《纯粹理性批判》
翻开《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页，就是摘自培根的《伟大的复兴》中的这样一段名言：“关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但关于所谈到的对象，我则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最后，希望人们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像中，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像为某种无限的、超过人的能力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和界限。”
培根写《伟大的复兴》是要批判空洞的理性和平庸的知性，抛弃死板的教条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他是想以经验为最高标准，通过它来检验自命为真理的一切原理，并造成科学的真正复兴。他深信，他将用自己的著作创造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并解决这一体系的那些基本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他没有能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就去世了。康德把培根的这段名言置诸自己最重视的著作的篇首，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培根的这一创举，实现哲学领域的革命变革，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