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阅读卢梭之后，认识到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将善变成恶。他认为，科学给人带来的害处主要在于：大多数想在科学中一显身手的人，他们不仅没能做到使理性得到完善，反而使理性遭到歪曲，何况对大多数人来说，科学只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一种手段而已……学者们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贵族们也这样想。在康德看来，科学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有两种疾病：一种是视野狭隘，思想片面：另一种则是缺少崇高的目的。科学的发展可能包含着学者们极大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却毫无目的，毫无为人类谋求幸福的意念，所以科学需要“来自哲学高度的监督”，学者们如果缺乏哲学眼光，那么他就会变成基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会被来自一门狭隘知识的偏见所蒙蔽。因此康德提出，每一位学者还应当具有另一只眼睛，那就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用它来时常衡量一下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论。
康德给当时的科学弊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说的确有那种确实符合人的需要的科学，那么这就是我所研究的科学，即能够恰当地给人指出他在世界上所占位置的科学，它能够教给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人。我们该做些什么。”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仅是提供给他那个时代的，更是康德对自己所要进行的科学研究所提出的目标。
通过阅读卢梭，康德对启蒙运动又有了新的思考。在他看来，启蒙主义者那种以知识渊博自居，崇尚科学理性万能的目空一切的习气，应该被抛弃掉，而自己所要研究的科学，应当是关于人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其道德价值，只有真正关乎人的科学，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科学。后来，康德也正是如此践行的，他说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
除了对各种思想上的病态现象作分析和描述之外，康德还将这种批判精神运用到了实际当中，这就是对他的同时代人，即一位“视灵者”进行的批驳。
这位“视灵者”叫伊曼努尔·斯威登堡，在当时被誉为精密科学家。他自称具有各种神秘莫测的能力，又具有冷静、清晰的理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博学多才的人物。有关斯威登堡的传说，康德最初是从他的学生那儿听说的，后来就开始收集那些有关神秘能力的事件，有两件事最让康德感兴趣。一件是1756年，斯威登堡有一次正在距离斯德哥尔摩50英里的一个商人家中做客，忽然脸色煞白，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火灾，过了一会儿，他说火势已经蔓延到了他的朋友家，再过了一阵子，他又高兴地大叫起来，说大火已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被扑灭了。后来从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信差，他带来了关于火灾的一切消息，同斯威登堡所说的完全一样。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位荷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哈特维勒的遗孀身上。在这位太太的丈夫去世后，有一个珠宝商来催债，要她为其丈夫订购的一套银具付款，但是她认定款项已经付过，只是怎么也找不到收据。因为这套银具价格不菲，这位遗孀只得向斯威登堡求救。结果，斯威登堡告知公使夫人，说公使在去世前7个月就已经付清了这笔款项，收据藏在他家楼上的一个柜子里。但是公使夫人找了柜子，却说没有收据。斯威登堡对此不予理会，他告诉公使夫人，据已故的公使显灵所言，在柜子的左侧有一个抽屉，拿掉这个抽屉后，在木板后面还有一个抽屉，收据就在那个抽屉里。结果，公使夫人按照斯威登堡的说法，真的找到了那张收据。
起初，康德对这位有着神奇能力的科学家还很相信，甚至花高价从伦敦订购了斯威登堡的《天堂的秘密》一书，但在阅读完这部八卷著作之后，康德大失所望。并评价这部书卷卷“充满了胡言乱语”。针对这位视灵者，康德写作了《视灵者的幻想》（又译为《通灵者之梦》）一书，以此来揭穿斯威登堡的视灵狂想。除此之外，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形而上学家，认为他们的形而上学梦想同斯威登堡的梦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敏感带来的幻相，另一个是理性带来的幻相。这本书也表明了康德对当时形而上学的反感。
八、晋升教授
从获得大学教职那天起，康德就一直找机会申请教授席位。最初，他争取的是逻辑学和哲学教授的席位，那曾是他的老9币克努岑担任过的教席，这位令人尊敬的讲师在1751年就英年早逝了。由于战争，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这个教席保持空缺，直到1758年才开始考虑补缺。康德在他的启蒙老师与资助人舒尔茨的支持下。开始争取这一席位。
他递呈了2篇普通论文、4篇通信讨论的著作、3篇短文，还有每学期的逻辑学、形而上学的讲稿。这一次虽然有舒尔茨的推荐，但是康德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当年还有一位布克博士也提出了申请，他们两个都进入了最后的决定名单，但是由于布克已经当了15年的编外讲师。而康德才当了3年，所以这一教授职位就被授予了布克博士。
第一次的申请没有成功，康德继续关注着空缺出来的教席，并且不断地写作文章和教授好课程。渐渐地，康德讲课的名声传到了柏林，同时，他作为一名著作家的声望也开始在柏林城中传开了。在柏林，康德应普鲁士科学院的悬赏征文撰写了论文《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明确性》，并荣获了第二名，于是，由4名大臣组成的普鲁士行省政府决定，将第一空缺出来的教授席位授予康德。可是这一次空出来的教席却让康德自己给拒绝了。原来，这次空缺的教席是诗艺学教授。在当时，让一名学者去担任与自己所涉学科相去甚远的教授席位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的专业界限还不像今天这样的明显，但是康德还是拒绝了这一教席。倒不是因为教授的内容完全与自己的兴趣相左，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教席的教授还承担着为皇家撰写应景诗作、赞美诗作的任务，这是讲究独立思想的康德绝不愿意的。
不过，他的拒绝倒没有使得普鲁士政府生气，政府大臣们依旧关注着这位天才学者的擢升，“我们不管这事，依然宽宏地决定，为了学校的利益和声望，再有机遇时将安置伊曼努尔·康德硕士”。一年以后，康德获得了一份菲薄的，然而是固定的收入，那就是在皇宫图书馆担任副馆长。至此，康德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固定工作，当时他已经42岁了。
这位学者和著作家的日益增长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外省，外省的两所很有名望的大学都向康德发出了聘函。第一次是埃尔兰根大学，他们邀请康德担任哲学教授的教席，并且很快就给康德寄来了由德意志侯爵亲笔签署的聘书，上面非常恭维地称呼康德为“世界大哲学家、有名的博士伊曼努尔·康德阁下”。不到一个月，又有康德的学生、神学教授达诺维乌斯邀请他去耶拿。耶拿大学校长有意增设哲学新教授席位，如果康德愿意去的话，他们将为他专门设立教席，并且承诺了丰厚的薪俸。经历了15年的漫长等待，康德差点就答应了去自己故乡之外的地方教书和生活，但在最后的时刻，事情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1770年，哥尼斯堡大学数学教授位子空缺，12年前获得那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教席的布克博士，想接替这一职位。这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席位就空缺了出来。于是，康德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来接任教授职位，他以这篇表明自己哲学观点的论文《论感觉界与理智界的形式与原则》完成了自己迈向教授的最后一步。在经历了15年的编外讲师的生活后，康德终于获得了自己最想担任的职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1770年是康德生平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作为教师，完成了职业上的晋升，取得了教授这一最高头衔，这一年他正好46岁。从这一年起，他作为思想家，也刚好临近了一个思想创作的新阶段，在经过十年的静默和艰辛之后，他将写出令人惊叹的传世之作。
先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教授的康德的日常生活。
康德是一个讲究规律的人，总是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同他从小生活在虔敬派的家庭有关，同时也因为他孱弱的身体。为了使身体不至于过度劳累，他依照自制的健康作息表来生活，并且遵循它就像钟点一样准确。康德让他的仆人，一位叫兰培的退伍军人，每天早上4点45分准时叫醒他，而且要用简洁的口令叫道：“时间到！”康德要求兰培在自己没有离床之前不能走开，直到他休息片刻，没有什么事了再离去。这样的交待。主要是为了不让自己贪睡，哪怕是多一刻钟。据说，菲德烈大帝也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康德家的聚会上，兰培受命如实报告说康德30年来没有一次起床延迟过半点钟。每天清晨5点。康德会披着睡衣戴着睡帽，在书斋中先喝上两杯清茶，抽一支烟，但也就只抽一支，因为他认为抽烟虽然有利于自己集中精神来沉思，但并不利于健康。他不喝咖啡，这原本是他的最爱，但是他认为咖啡不卫生，和啤酒一样，所以就省去不喝了。康德总是很安静地完成这一切，然后就开始备课和写自己的书，直到7点。早上7点至11点常常是有课的，我们知道这位教授还是延续了当讲师时的勤勉，依旧喜欢开设很多的课程。不过，现在他更多地在家里授课了。授完课，他会不间断地在书斋中工作，直到下午1点。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写下自己的思想，同时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专门留出的时间。尽管被这样的伏案工作所吸引，康德也不会忘了准时吃午饭，他总是在用餐时间来临之际就已经准备停当，等着应邀前来参加午餐会的客人们。
午餐时间是康德的休息时间，常常进行到下午4点甚至6点。康德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在饭后也不会安然躺下，只是稍作休息。休息过后，就是照例的晚间散步，散完步，康德又回到家中。剩下的时间他会用来阅读游记、关于自然科学和卫生方面的书或者最新出版的著作，但这些书再怎么吸引他，也不会耽搁他晚上10点准时就寝。因为他要保证自己每天7小时的睡眠。
康德每天只吃一顿饭，那就是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下午的午餐。午餐其实是午餐会，因为每次康德都会邀请几个客人来一起用餐。午餐会是康德专门为自己留出的同有教养、但并不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各种职业的人士无拘无束聊天的场合。他请的客人至少有3位，据说这是依据了古希腊欢乐女神的数目，但是最多不超过9位，那又是依照了缪斯女神的数目。一旦午餐时间到了，康德就会自觉地准备停当，等待就餐。如果哪位客人延误了时间，这对于康德来说可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一来因为康德已经24小时没有正式进餐了，另一方面他也很讨厌不守时。
康德总是自己亲自来安排菜单，他很注意配备那些客人所爱好的而且自己也知道的菜肴。他还爱在给自己和客人精心准备的菜肴中加上芥末。每次席上都会有3道美味佳肴，每个客人还有半瓶葡萄酒，最后是黄油、奶酪和时令水果。康德自己最爱吃的菜是鱼、厚豌豆、泰尔托瓦的小萝卜、哥廷根的香肠和鱼子，很多都是他的出版商从里加给他带来的。
当然，愉快的午餐会，不在于那些诱人的菜肴和美味的葡萄酒，而在于这位哲学家和客人们的畅谈。康德最喜欢在会餐时和客人们交谈，他常注意每个人喜欢什么，注意引起公众的话题，话题几乎永远不会涉及他的哲学。假如有人不知趣，向他询问艰深的哲学问题，他会面露一丝不快。午餐会是他的休息时间，也仅仅是休息时间。午餐会上被谈得最多的话题当然是政治和时局，而且总是由康德的诙谐谈吐来引导共同的话题。康德会让刚从外面回来的客人（或许是位出版商，或许是位商人）来谈谈最新的政治动向，也会让他讲一讲旅行当中的奇闻趣事。谈话还会涉及字源学，因为康德喜欢字源学，但是话题从来不深入到正儿八经的学术层面，如果恰巧碰到一个也好字源学又喜欢考据和搬弄学识的客人，康德会很适时宜地问上一句“此外还有什么新闻呢”，以此来改变谈话的进程。
午餐会结束后，客人们“用完了这顿苏格拉底午餐，精神和躯体都饱满了，一个个活跃舒畅”，而主人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表现出非常愉快的神情。他稍事休息，便开始了晚间的散步。这是这位哲学教授惟一的运动方式，在午餐给自己的精神来了个彻底放松之后，他还要给自己的身体来个彻底放松。
傍晚的散步还是这位哲学家喜欢的沉思默想的好时机。以前，康德常常携几位自己喜爱的学生一起去，他们可以一同聊聊，或者谈谈课堂上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后来因为他觉得和别人一起散步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而且交谈需要张开嘴巴，这些都对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渐渐喜欢上了一个人独行。
他缓缓地走着，若有所思，多半的时间他都在构思自己的著作。他散步的路线是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直通向那座巍峨的菲德烈城堡的大炮，这条路被他自己称作“哲学之路”或者说是“哲学的大道”。因为在这条小路上，康德获得了很多的灵感。散步时，他随身会带上笔和小纸片，以便把途中所涌现的重要思想及时地记录下来。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十年当中，康德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静思一个钟头。在这里，他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荡，我们不得而知。他很少用书面形式向后人说明这一段静默的日子，只是亲切地一次又一次地称这条小路为“哲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