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律背反”，就是互相排斥并同样可以得到证明的判断。康德证明了理性在企图把握整个世界时必然会得出这些判断。与四个等级的范畴表相对应，理性有四个宇宙论的理念，这些理念中正题和反题都同样具有根据：（1）正题：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开端（有限）的；反题：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即既无起点又无终点。（2）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构成的；反题：没有任何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3）正题：世界上存在着通过自由的因果作用；反题：没有任何自由，世界上一切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的。（4）正题：在世界的原因系列中有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反题：在这个系列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在这个系列中一切都是偶然的。
对这四个二律背后的正题和反题，康德都是用反证法对它们进行论证的。如他对第一个二律背反的论证。正题：“如果我们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在任何一个被给予的瞬间上，永恒已经逝去，因而一个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世界序列已经流逝是不可能的，所以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给予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观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它的各部分的综合才能设想，并且对于这种量的总体，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即通过单位自身的不断相加才可以设想。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作已完成的东西，就是说，在计算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作已经流逝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作一个给予的整体，也不能被看作同时给予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
对反题的证明：“我们假定有开端。由于所谓开端就是一个存在，在它以前就有时间，在那时间里，这东西还没有，那么，就必须有一过去的时间，在这时间里，世界还不存在，那就是说空的时间。而一个东西不可能在空的时间里发生，因为这种时间的任何部分同任何别的部分比较，都不具有存在而非不存在的特殊条件，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自己发生的，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发生的，都是这样。在世界里，许多个事物系列固然能有开始，但世界本身不能有开端。所以在过去的时间方面是无限的。”“关于第二点，我们先假定反面，即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有限界的，从而就是存在于一种无限界的空的空间里面。因此，各样东西不只是在空间中关联着，并且是同空间关联着。可是由于世界是一个绝对的整体，在它以外没有直观的对象，因此就没有世界与它关联的那个相关的东西，世界同空的空间相关联就是它对没有对象的关联，从而世界为空的空间所限定，都是空无。所以，世界不能在空间中有限界。也就是说，世界在广延方面是无限的。”
就这样，康德论证了四对正好相反的命题都能成立。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认识论陷入了严重的矛盾之中。所以会出现这样情况，在康德看来，就是由于把宇宙世界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追求认识，从而超出了感性经验的范围。感性直观不可能把宇宙世界作为整体呈现给知性，它提供的经验世界总是有限的、不完备的，它们总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而存在，受自然因果关系制约的。所以，四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都不是经验所能证实的。对于运用于经验范围、使世界被我们认识到的知性概念来说，宇宙论的理念不是过大就是过小。譬如说世界没有起点、无限可分、没有最初原因，等等，这就超出关于一切经验和知性概念所能提供的，所以过大。如果说世界有起点，由不可分的单纯部分组成，有一个最初原因，等等，则又过小，因为知性和经验还能够继续前进，科学还能够继续有新的发现发明，决不会永远停止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有限之内。这就是说，无限是经验所永远无法提供证实的，而有限则是经验可以不断打破予以否证的。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康德认为“先验的唯心主义是宇宙论的辩证论解决的钥匙”。康德说，二律背反就证明了先验论的观念论划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和经验认识的现象界的正确性，因为从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划分来看，第一和第二个二律背反无论正题还是反题都是错的。就自在之物来说，因为它根本不是认识的对象，时间和空间根本不适用于它，从而根本不存在什么有限、无限的问题；就现象界来说，因为对现象界的认识离不开我们主观的直观形式，而它们作为现象系列只能存在于经验的不断追溯之中，它们既依存于人的经验的认识，就不能作出这种对经验的认识来说过大或过小的肯定结论。说时间、空间有限，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不符合经验的事实，因为经验的认识还可继续扩展延伸；说时间和空间无限，物质无限可分，也不符合经验的认识，经验的认识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康德看来，说世界是有限或无限的，这两种对立的判断都是虚假的。尽管二者从表面上来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只属于现象世界，在自在之物的世界还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就如同说某物是香的或臭的都不对，它可能根本没有气味。然而这决不是无谓之举，它的意义在于把有限和无限这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揭示了它们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这是理性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然碰到的矛盾。对此，黑格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康德对二律背反，给了这样的概念，即它不是诡辩的把戏，而是理性一定会碰到的矛盾。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看法。”这是“造成近代哲学进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黑格尔批驳了康德关于矛盾只是主观幻象，现实不可能有矛盾的错误看法，指出：二律背反的真实的积极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客观上使辩证法脱离了“随意性的假象”，表明“任何实在的事物都是包含相反成分的共存。因此认识或把握一个对象，就等于要意识到此对象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具体统一”。关于黑格尔对康德的分析，除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之外，列宁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他在《哲学笔记》中多处摘录了黑格尔对康德的评论，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割裂了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作主观主义，而不是当作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而“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源泉来说却是客观的”。思想发展的逻辑就是这样：康德提出了“二律背反”，但又把它当作先验幻象、主观矛盾而予以回避和否定。黑格尔肯定“二律背反”，认为它是概念本身的辩证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进一步指出，这是客观现实——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辩证法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
从划分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角度看，第三和第四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和反题就都是正确的。作为自在之物，正题肯定上帝和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它们由于没有感性直观的经验基础，即感性经验不能提供有关这些实体的任何材料，超出了知性所能适用的范围，所以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属于道德伦理领域的实体，这是对的。作为经验世界的现象界，反题又是对的。因为否定上帝，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即没有任何与自然因果不同的因果，是与我们的感性直观和经验相吻合的。在感性时、空直观和经验世界中，是没有这种超自然、超因果的自由和作为万事万物的原因的上帝存在的余地的。
无怪乎海涅把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法国革命家杀掉了国王，而这位哥尼斯堡的老人则做出了某种更大胆的事情，反对上帝。我们记得，康德在写《证明上帝存在的惟一可能的根据》这篇文章时还认为，以所谓本体论的证明为依据而进行的论证过程，就是这种惟一可能的根据。这种证明就是：我们是把上帝作为最完善的存在物来思考的；如果这个存在物不具有存在的特征的话，那么它就不够完善，而我们也就要陷入矛盾。而今天康德对这类论断则报以嘲笑。他对神学家们说：当你把存在的概念引进事物的概念，而你们打算把这个事物想像为可能的时候，你们就陷于自相矛盾了。因为概念并不就是存在。康德还以同样的道理批驳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的证明。从此，企图论证上帝存在的任何理论都彻底完蛋了，上帝存在根本不能被证实，它完全是一个主观信仰的问题。康德要人们牢记，不应把信仰和知识相混淆。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而自由的世界，对不起，它是一篇特殊的文章。这在当时宗教势力极大的情况下，是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的。
然而，康德虽然在自然和逻辑领域中推翻了上帝老爷，他毕竟还是给上帝老爷留下了某种私属领地——道德。为了说明自然现象，他并不需要上帝。可是当话题转到人的行为时，这里便到了“没有上帝便寸步难行”的地步，最高本质这一观念毕竟还是有用的。在西方，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时时提醒自己要赎罪，要行善，这成了扼止自己可能产生的各种不轨想法和冲动，规范和提升自己道德水准的精神律令。就结果而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一惯都极其重视道德，把有没有道德视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康德，给信仰留下地盘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我们不得不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地盘”。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的思想既想跟上科学的发展，同时又不愿同上帝彻底吵翻。
康德晚年在回忆起《纯粹理性批判》的发端史时，他在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正是“二律背反”，尤其是自由问题——“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性”——这才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过来并使他转到对理性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同自身有矛盾这种怪事”。可见，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为什么是可能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对康德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人的自由为什么是可能的这个问题。自由是有的，但它在哪里？我们不可能在“现象”中发现它，人只有在“自在之物”的世界中才是自由的。康德创立二元论，正是想要替对抗社会中人的行为具有两重性进行辩护的一种独特的尝试。在对抗性社会中，人们不得不违心地说话做事，而道德行为所要求的却是英雄主义。
从辩证法和逻辑学发展到今天这种高度来批判康德所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是不难的，但要把康德的二律背反放到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你就不得不承认，是康德第一次指出了，理性在力图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力图揭示其本质的时候，就必然会遇到矛盾。矛盾就是思维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他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尽管他本人在这上边是很不彻底的。而且他只指出了四对矛盾，这也未免太少了。但不管怎样，正是由于康德提出的辩证法观念和“二律背反”，黑格尔对其加以纠正、扩大和加深，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矛盾学说，尽管这一学说还在被唯心主义歪曲了的形式之中，但它毕竟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
《纯粹理性批判》是以未来的纲要结束的。康德预言形而上学将“按照以前完全不曾有过的计划”而获得新生。在著作的最后几页上就是思想家要复兴哲学的计划：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分四部分：本体论、生理学、宇宙论、神学。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普遍原则的学说；生理学是关于自然界的学说，这种学说又分心理学和物理学；宇宙论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说；神学是关于神的学说。很可惜，这一构想并无多少新意。沃尔夫的形而上学大致就是按照这样的图式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康德没有能解答自己在写这本书时提出来的问题——即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怎么是可能的。他以自己的先验辩证论打破了在这个领域内整个独断论的体系，然而却没有能进一步声明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的哲学。然而，这不是思想家的过错，而是时代的局限，创立新的科学的哲学的条件尚未成熟。康德本人做得已经很多了。由于《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而出现的康德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哲学思维发展的必经之路上的一座大桥。在近代，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来自何方，走向何处，几乎都必须通过康德建造的这座桥。
俄罗斯虽然缺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但他们重视文化，尤其重视思想。所以，近代以来他们的思想文化极其活跃，出了不少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和大文豪。甚至在他们改革以后，在经济急剧下降、生活都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对国家出卖资源和初级产品时，在报刊上还敢于说：“我们除了思想还有什么可出卖的？”下面就是苏联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德》一书中对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所作的一段有趣而又中肯的评价：
“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虽然这座哲学桥（思辨结构主义的七大奇迹之一）是用人类经验的那些高堤可靠地防护着的，但是绝望的寒风穿透桥上旅行者的骨髓，他想在包围他的昏暗中寻找生命的阳光那将是徒劳的。无论这个冻僵了的思想家如何谨慎地、缓慢地、气喘吁吁地迈步向前，他还没有走到中途就会感觉到，他的步子变得不稳，桥在摇摇晃晃，他走的是一条非常令人怀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