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他感到自己像一个木偶一样从一边被抛到另一边；他时而急剧下沉，时而又迅速向上升起，仿佛桥已经不是桥，而是摇来摇去的吊杆组成的某种奥妙的体系，把他从一端抛到另一端，从一个吊杆抛到另一个吊杆。而且不止于此，在这些联结在一起的吊杆之间他还看到一个张着大口的深渊，就连他那思想家的敏锐目光也休想洞察这个深渊之底。而如果这种对平稳性的要求即文化这个基本动因驱使他（借助于他那独断论著的执拗精神）恰好是到这些摇来摇去的四根吊杆（它们总共就是四根！）中间去寻找牢固的支柱——‘是’或‘否’，并抑制诱使他尽快跳出这些节足动物式的诡辩的世界的那种本能——这时，他这个旅行者就将死去：因为他从那里已经永远也跳不出来了，而且直到生命的末日都注定要在这些吊杆上摇来摇去，从这一端滑到另一端，而且他本人也将变成这个吊杆上的摆锤，直到失去理智或者死亡把他从智力的折腾中解放出来为止。可是一当旅行者走过了这座魔鬼一般的桥梁之后，回首一望，他也就不能不对此举表示遗憾并责备自己曾经那么认真地对待造物主所开的这种高超的玩笑：因为在后边原来是一个虚幻的现实，这个虚幻的现实是由他那独断论者的执拗精神（这种精神掩盖着他的难以克服的怀疑主义）所产生的。”
像这样深刻认识到这部著作的划时伐意义及其缺陷，这是以后的事了。
三、影响力
越是深刻，越是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在当时就越难为人所理解。在人类思想史上许多不朽的著作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幸好，康德本来就没有指望产生强烈的反应。可是情况比预期的还要糟得多，人们对他的书不加理睬。书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不好，以致出版人开始考虑是否要把没有卖出去的那些书扔到废纸堆里去。情况与今天完全不同，据说，如今在德国的古物店里，这本书的第一版每本的价值高达7000—8000马克。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再没有比自己呕心沥血之作公诸于世之后收不到任何反应更叫人伤心的了。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遭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书太艰深难读了，即使是在喜欢理论思维的德国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开始既没有人公开责骂康德，也没有人对他提出异议，只是偶尔有些抱怨该书难懂的话传到康德的耳朵里。由于其艰深，直到1786年还引发了这样的事：耶拿一个大学生问他的同学，你想弄懂康德的批判哲学，至少必须研究30年。这位学生感到自己的健全智力受到了轻蔑，于是提出要同那位同学决斗。连英塞斯·门德尔松这样的思想家翻了几页也把书放到一边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终于慢慢表现出来了，既有极力贬低和激烈反对的，也有热情呕歌、大加赞颂的，尽管其中许多并非是由于对它作了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和提出来的情况是，德国老国王辞世、新国王接位，原来负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崇尚科学、崇拜康德的策德利茨大臣于1789年完全退隐，信奉正教的神学家约翰·克里斯朵夫·韦尔纳由于得到威廉第二的宠信替代策德利茨当了司法总长和宗教部长。他上任后第六天，即发布了宗教敕谕，说路德和加尔文教的教师蓄意推翻圣经的基本原理，并且假托新学名义传播许多邪说，说对这种干扰他人信抑的事决不能放任不管。还说“现在一般文化运动家举止放任，言论自由”，对此均应绳之以法，对一切普鲁士国境内和输出的著作实行严格的检查。韦尔纳甚至派间谍到课堂偷听有自由思想的教授的课。普鲁士上空白色恐怖和神秘主义日盛。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或许是出于迎合上司的旨意为了捞个人好处，也有人因特殊的个人原因，发动了对康德的讨伐。感觉哲学与信仰哲学的代表、作者的朋友和同乡哈曼曾与作者一起校对过《纯粹理性批判》的校样，他对此不但没有体会到任何乐趣，还产生了曲解。他在1781年5月给赫德尔的信中写道：“这样一部篇幅巨大的作品不仅同作者的能力不相称，而且同纯粹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我那懒惰的概念是对立的）也不相称。”他把康德称为“普鲁士的休谟”。而康德过去的学生、朋友赫德尔，有了名气之后听不得不同意见，加之好感情用事和好激动的性格，由于康德在对他的作品评论时曾劝他少意气用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此他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于1782年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便深信了哈曼的武断。他也说：“康德的《批判》对我来说有如一块顽石，看来，我是难以读完它了……我不知道整个这套难以捉摸的迷魂阵是为了什么。”哈曼又受赫德尔的怂恿，编成一部未经公布的《关于纯粹理性的文字批判之批判》的书。他们视康德的书不过是从经验习俗、感觉的观念各方面使抽象的理性孤立。赫德尔当时却没有向平素自己崇敬的老师公然表示反对。不过对此席勒已经知道了。他在1787年7月24日致克尔纳的信中透露道：“赫德尔憎恶（！）康德，你不久就会知道了。”后来这种矛盾公开化，哈曼甚至写了对康德极尽攻击的文章。他还将康德与赫德尔比较，说康德“愚笨的头脑”，只不过是“一个破碎的瓦罐，如卵击石”一样。更有甚者，《纯粹理性批判》于1796年9月8日被韦尔纳明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
也有好的意见。耶拿的许茨于1784年7月10日给康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讲道：“自康德的批判哲学一书出版后，就开创了一个哲学革命运动的新纪元。这是这部著作造就的，也是必然要造就的。”他称康德为他的苏格拉底，是他的第一恩人。许茨对这部著作作了慎重、详尽而又公正的评价。因为许茨的关系，耶拿的施密特还编了一部字典和《康德学说解释大纲》，并且还为这本书作了一次讲演。此外，马堡的约翰·伯林教授也不顾“禁止讲演康德学说的禁令”在课堂上照常讲授《纯粹理性批判》。青年斯蒂林因康德的著作使他苦闷的宿命论和消极情绪烟消云散，对康德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因此视康德为上帝手中的伟大工具。
书一出版，康德立即就把书赠给自己的朋友和著名人士。其中有策德利茨大臣、马尔克、赫茨、门德尔松。1781年8月，哲学家想起了不久前曾对他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评论的宫廷牧师约翰·舒尔茨，康德曾夸他是“我们周围最有哲学头脑的人”。康德也给他寄去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只是在两年后才收到他的复信。
康德陆续收到许多复信，谈什么的都有，惟独没有谈《纯粹理性批判》这个哲学家所期待的题目的。哲学家施太因·巴尔特把自己的“最近拙著”寄给他，向他表示兄弟般的情谊，但他对康德这本最新著作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其他人的来信情况也差不多。大商人拜林斯请求康德干预他那不听话的儿子的命运并把他引上正轨；数学家贝尔努里所关心的都是康德与已故的兰贝特的通信，尽管康德告诉他的是有关自己这本书的出版消息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
对《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第一个私人反应，根据保存下来的来往信件判断，是康德弟弟约翰·亨利希。不过这还是在他谈到这本书之前。1772年9月，约翰·亨利希写信感谢康德给他寄去的一本珍贵的书——家务必读。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这里的所有的思想家都在谈论你的《纯粹理性批判》。我想，你是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的。你的弟弟是否可以指望他能够有机会比他人更早地谈到你的著作呢？”
截至1782年8月底，在书出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报刊上共发表了两篇匿名的评论文章。第一篇刊登在1782年1月份的《哥廷根学报》上。评论家把书中没有的东西妄加到康德头上，而对于应当首先指出的东西却只字未提。根据评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思想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称之为感觉的那种我们自身的一定变形中产生的。它们处于何处，来自何方，这是我们绝对不知道的。”这篇评论还责难康德哲学是贝克莱主义。这篇评论出自由于健康情况不佳、早就放弃了大学生涯的克里斯蒂安·加尔维之手。加尔维是“通俗哲学”的代表、英语和希腊语的著名翻译家。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前路过哥廷根并答应写一篇评论。而当他读完这本书之后才明白，他对付不了它。可是打退堂鼓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评论在痛苦中诞生了。它后来落到杂志编辑费德尔教授手中，他未征得加尔维同意就作了删节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话，把康德和贝克莱相提并论就是他干的。康德对这种妄加评论十分生气，写了致哥廷根评论家的公开信。作为对作者公开信的反应，加尔维给哥尼斯堡寄去了一封感情激动的信否定了这篇已发表的评论，公开了自己的名字，并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统统告诉了康德，责备自己承担了力不从心的工作，对所干的事表示后悔，但却把主要罪过归之于编辑，仿佛编辑只从写好的文稿中保留了第十部分。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加尔维最初写的评论原稿后来全文刊登在《全德文库》上，同《哥廷根学报》上发表的差别不大。当时康德对加尔维的悔过信作了客气而又详细的答复。他建议保持来往，并安慰这位倒霉的评论家：他惟一关切的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刻薄的学术争论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很遗憾，这却难以避免。
还有一篇评论是1782年8月在哥达问世的，作者爱瓦尔德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根本没有能力对所读过的东西作出某种评价，他只是转述了这本书的导言和前面一些章节。
《纯粹理性批判》所以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可能与它的风格也有关。就像康德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一样，《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也十分呆板、干巴，而且冗长、重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内容阐述得过于艰深，使常人难以读懂。不管是什么原因，书出版后遭到的冷遇使康德感到十分痛苦。康德根本不认为伟大的智慧一定就是难于理解的。相反，他坚信能够而且需要把最繁难的著作变成通俗易懂的著作。在他看来，是否通俗易懂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检验哲学真理的一个独特的标准。他在给加尔维的信中也是这样表示的：“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阐述得通俗易懂，不然的话，就会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无稽之谈。”
康德决心要对自己这本主要著作的内容进行通俗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其实早在这本书付排时康德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书出版后的境遇不过是更坚定了他这一决心。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康德开始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写作，并于1783年春天出版了这本书。
康德为什么要给这本意在把《纯粹理性批判》通俗化的著作起这样一个名字呢？这一书名与《纯粹理性批判》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我们知道，古典的形而上学是研究灵魂不灭和神的存在的问题的，在康德时代，这种形而上学的反科学性、反理性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康德对这种形而上学十分不满，认为它是一种反科学的教条主义。他以重新创立形而上学为己任。他要创立的这个未来形而上学，要能够科学地加以论证，能够作为科学出现。为此，康德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必须首先对人类的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性审查，看看人的理性能力究竟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才可能建立这种形而上学。康德批判审查的结果，建立了他的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书取名为《纯粹理性批判》，所以，康德把这一著作的缩写本叫做《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缩写本比原著确是简短了很多，但为了通俗易懂的主要目的却没有达到。如果不对照《纯粹理性批判》，这个缩写本简直无法看懂。作者在导言中说：“这个导论不是为学生们用的，而是为未来的教师用的。”这本书的重点转移到了形而上学问题上。在书末的附录中，康德谈到了已发现的一些评论，他要求哥廷根人同他进行公开辩论。康德还把自己的论点同贝克莱的论点加以对比，坚决反对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责难。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第二版时，还专门补了“驳斥唯心主义”一节。可见对于说他是贝克莱主义的责难，曾使他十分恼火。
《纯粹理性批判》再版于1787年。深邃的思想要人们领悟和接受需要时间。这对当时在德国相当有名的思想家门德尔松来说也是如此。两年以后，他给康德写信还说：“你的《纯粹理性批判》成了我健康状况的标志。每当我因精力有所恢复而感欣慰的时候，我就鼓足了勇气来研究您那本劳神费力的著作，而且我也仍没有丧失能在了此一生之前完全理解您这本著作的信心。”《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六七年，康德终于逐渐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向大学讲台的道路。曾经使作者焦急不安的通俗化问题这时也出乎意料地自行解决了。早在1781年8月就得到康德赠阅样书的约翰·舒尔茨这时出来说话了。舒尔茨在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研读康德的这一著作之后，写了一篇详细的评论。在评论发表之前，舒尔茨把它寄给康德，因为他认为，作者“最懂得自己所要说的话”，而读者所关心的首先则是确切转达被评论的书的原意。
康德读后十分高兴，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够正确了解他的人。在作了一些补充之后，他建议舒尔茨单独出版这本著作。舒尔茨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又未能解决的通俗化问题，舒尔茨的《（纯粹理性批判）解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康德认识论思想作了极为认真准确的注释。无论是褒还是贬，关注康德及其著作的人总是越来越多。尤其是舒尔茨的《（纯粹理性批判）解说》一书出版，大大加速了康德思想的传播。在他的东普鲁士故乡和邻近一些县，人们都很敬仰他。甚至于普鲁士人如不知道康德就成了一件很丢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