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后以腓特烈统治下的普鲁士面临的矛盾作结。作为君主专制的国家，它容许了共和国家都不敢开放的宗教思想自由，它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而且庞大的陆军”，以“维持安定”，但正由于公民的个体自由（公民自由）受到威胁，更大的精神自由乃成为可能，至少这是康德的看法：如果任其悉心保护的嫩芽自然绽放，亦即对思想自由的渴望与呼应，那么它将逐渐地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方式产生影响（以至于它慢慢学会行为实践的自由），最后甚至影响一个政府的根本原则，使它发现有尊严地对待人民（毕竟它不是一部机器），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再次，哲学在国家中的角色被定位为呈现自然本身原有的目标。思想的自由将催生更大的公民自由，至少康德似乎是这么相信。“普遍启蒙的障碍……已渐渐减少。”无论腓特烈在其他方面的功过如何，他作为一个君王，是个“出色的榜样”，让世人知道人类在艺术和科学上不需要任何管制。“吾王在各国君王中无出其右。”在腓特烈的普鲁士，自由主要意味着“宗教的思想自由”，并没有延伸到政治自由。康德承认这点，但认为未来的大势所趋已可看出端倪。
什么是康德认识中的启蒙？康德在论文里的第一句话是：启蒙意谓“人类走出自己招致的懵懂”。正面的说法是，那是人类的成熟阶段，康德所谓的懵懂是“无法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知性。它是自己招致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在没有他人的要求下独立使用理性的决心与勇气”。我们必须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启蒙时期的口号表达了这个思想：“勇敢地使用理性！”
启蒙惟一的绊脚石是“怠惰和怯懦”。虽然个人要摆脱外来的监管并非易事，但是集众人之力便有相当大的机会，而其惟一的条件便是自由，而且只是一个人可以想像的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上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理性的公开使用意指学者或作家“在广大的读者群面前”使用其理性，所以其实就是出版自由。或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些古怪的是，康德承认理性的“私人使用”，亦即在官僚机构或公务（包括大学教授）的使用，可以是不自由，甚至不应是自由的。服从是那些地方的原则。我们必须很规矩地缴税，神职人员或牧师必须依教会的规定讲道。限制公众的启蒙，是“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虽然康德不愿意宣称自己活在“已启蒙”的时代里，却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活在“启蒙中”的时代，也就是正逐步完成启蒙理想的时代。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启蒙是可能的，甚至它的好坏也颇有争议。1780年，康德从前的学生赫尔德经由《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商发表了《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它是一套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里的第一册。同年，一份新杂志创刊并旋即成为讨论康德哲学的重镇，即耶拿的（《新大众文艺报》。7月，康德被征询是否有意“提供几篇文章”，尤其是评论赫尔德新著的文章。康德允诺了，可能是在读过哈曼藏的该书以后。评论赫尔德新作只是个“试验”，承诺完稿的时间是11月1日，刊登在《新大众文艺报》1785年1月6日的创刊号上。依照惯例，该书评并没有具名。
康德对于从前的学生的作品评价是负面的，而且丝毫不假辞色，很可能甚至有意要羞辱赫尔德。因此在他的引言里，他甚少谈及新著本身，而直指作者本人。康德表示作者是个“才华洋溢、言辞优美”的人，并且再显露出其“卓尔不群”，接着他说此书的特点不在于：概念界定上的逻辑准确度，或者审慎坚守原理，而是在于顾盼之间尽揽眼底的视野，巧譬善喻的敏捷，以及大胆的想像力，再加上以幽思与感觉去捕捉永远在阴暗远方的对象的巧思。他对这本书并没抱很高的期望，但他尽力在其中搜寻有意义的论点。在详细铺陈了赫尔德作品中的论证步骤以后，康德总结“第一部分的概念与最终目标”如下：欲透过与物质世界的自然特性的模拟，特别是其结构性，同时避开一切形而上学的研讨，来证明人类灵魂的精神性，其朝向完美的执着和精进。为此，作者假定了精神力量，也就是受造世界里无法以肉眼观察到的领域，而物质不过是其外在框限。这个领域包括一个赋予生机的力量，将万物涵摄于某个组织中，而这个有机组织完美的图像便是人类。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趋近于人类，直到最后，这个完美的有机组织终于让可以直立的动物出现，这便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他的死不再是以前经由各种生物繁复例证的进步和提升的结束，而是跨越自然的藩篱，以从事更精确的工作，以便在将来把他的生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乃至于与无限合一。就如赫尔德所主张的：“以人类当前的处境而论，他似乎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者……是受造物两个相连的体系的中间环结……他同时呈现了两个世界，这使得他的本质带有双重性。生命是一场斗争，纯粹的花朵，不朽的人性，是历尽艰辛而得来的冠冕。”
康德无法了解。他并不了解这个类比论证，因为赫尔德称为类比的，其实是个反类比。如果其他的生物终将死灭，人与其他生物的相似性如何能证明人的不朽，或者他是有限者与不朽的中介呢？至少看起来，一切的个体都会烟消云散。赫尔德所谓自我建构的有机组织的观念，完全外在于一切经验探讨的领域。它只是一种玄想。作者的独立思考应该得到肯定，而且一个牧师要能这样思考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他的行文方式不能算完全成功”。康德在文末表示，希望哲学可以帮助赫尔德“剪裁过剩的新苗”。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不管是“形而上学或幽思的驱策”，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进展。
哈特克诺赫在1783年造访赫尔德时曾向他透露，康德相信他的第一批判之所以没有受到重视，是赫尔德的影响。那么这篇评论是个人的报复吗？可能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因为康德把启蒙看作人类的命运，而作为先驱者，他有充分的哲学理由去反对毫无原则的、模糊焦点的、天马行空式的想像。赫尔德的书不只是“过剩的新苗”。它简直是必须连根拔除的蔓草。再者，康德自己也不认为这篇书评有任何破坏力，甚至哈曼也不这么认为。在发表康德的书评的杂志出版以前，哈曼便已写信向赫尔德表示康德是该文的作者：“知道康德为您写书评，可能会让您不自在。但无论如何您要保密，切不可把我抖出来。”他还告诉赫尔德他已经得到一份该书评的文稿，随时可以寄过去给他。
康德于1784年12月又寄了两篇文章给比斯特：“论月球上的火山”以及“翻印书籍之非法性”。前者刊登在1785年《柏林月刊》的3月号上，康德在其中讨论了埃皮努斯在1784年的《绅士杂志》上发表的意见。他认为赫合尔在1783年发现的月球上的火山证明了他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月表的凹凸不平原因在于火山的活动。康德则表示赫合尔的发现并没有证实埃皮努斯的猜测，因为月球表面有些相貌也可以用非火山的活动来解释。在详细讨论了替代性的解释方案之后，康德进入了一个他更感兴趣的、更广义的讨论，亦即所有的天体“皆以类似的方式成形。它们在一开始皆呈液态”。康德认为其球体的形状证明了这一点，假设它们一开始是液态的，而且此一液态预设了高热，康德进一步问：这个高温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呢？布丰的解释是高温来自太阳，康德并不感到满意。康德提出的假说是，固体产生自气体的压缩，而高温也是因此而产生。这同时也可以解释太阳的热，而且只需引用仍然有效的物理定律即可说明。但有一点却是万万不可，亦即在我们碰到困难或无法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便以上帝的意志与蓝图来作遁辞。
“翻印书籍之非法性”发表于《柏林月刊》的5月号（1785年）。康德所提出的反对盗印的理由，不在于著作权的保护，而是因为出版商的身份是个代理者，亦即作者的代理人，因此他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作者卖书。如果有人不经作者允许而翻印一本书，那么他便是在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之下代理作者，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补偿作者或其代理人的损失。康德的文章为这个权利及其他补充性的原则提出细腻的论证。由于此际康德已是著作等身，指出未经许可的翻印属不正当行为且应受惩罚，是合乎他的利益的。这显示他的书可能已经开始卖得比较好，因此也已经成了盗印的目标。
不过这篇文章也可能完全出自于理论的动机。1784年底，康德在一封给比斯特的信中说他自己“经年累月地搜索枯肠，所以写作的材料不会短缺，缺乏的只是选择特定的题材的理由，以及时间，以至于无法重拾某些中断的工作，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卷帙浩繁的计划，希望能在年老体衰之前完成”。他还说，在通俗的文章里我都会先彻底思考过我的题材，但在行文时却经常必须努力克制冗长的习惯，或者我会为许多等候阐述的事物所困扰，所以虽然我已经有完全的掌握，却因为必须删除某些看似必要而无法完整表达的部分。我自己虽然已经十分清楚，却无法让别人明白且感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心思敏锐而心地耿直的朋友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也很好奇读者们迫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康德在哥尼斯堡有个“敏锐而耿直的朋友”，亦即商人格林。哥尼斯堡以外的某些朋友并不了解康德。
二、与赫尔德的论战
赫尔德的反应如一般人所预期的一样。赫尔德在1785年2月14日写给哈曼的信里（显然在收到哈曼向他透露康德的作者身份的信以前）说：去年耶拿有一份新的文学杂志大肆张扬地创刊了，康德也名列最初的执笔人。然后呢，在第四期与第五期便出现了（《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的书评，如此狠毒、扭曲，如此形而上学，从头到尾都偏离我书中的精髓，让我诧异不已，而怎样也不会想到康德，我的老师，我未曾有意冒犯过的人，会有如此下流之举。书评作者揶揄我的职业，从远方放了三四把火，所以如果没有酿成大火，绝对不是他的疏忽。我前思后想，在德国有谁会那么偏离德国的境域与这本书的精神，直到起初只是交头接耳，然后终于有人公开且大声地说出，那是普鲁士哥尼斯堡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康德。在这同时，有人向我提起康德在《柏林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称那也是关于“人类史的概念，但以世界公民的理解出发”。在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知有那篇书评，却不知其人性格为何。这种举止有多么恶毒，多么幼稚啊。从前言窃取一本未完成的、甚至刚开始写的书的计划，然后以同样的风格加以利用，就好像这样的书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曾存在一样。也好，现在我已经知道应该如何看待这位硕士先生；所幸我不需要他愚蠢的构想，亦即人类终究是为了群体与国家机器的存在而被创造。我最亲爱的朋友啊，我对您的请求是，将来不要再给他我第一手的文稿，也不必替我向他致以问候。既然他要高攀阿波罗先生，就让他去审判其形而上学批判吧，因为对我而言，它充满了烟雾与空谈。请您也不要向他透露只字片语，让他意识到我对他的评论有任何警觉。如果我可以吓退或完全毁灭他那理性的偶像，那将是多么快意的事啊！……他对我那种师道尊严的口吻是多么无礼！我已经是个四十岁的人了，早已不是在教室里聆听形而上学的学生，问题的症结在于我没有乖乖地随着教授先生概念的幻想的魔棒起舞……对于形而上学家，我只能莞尔一笑，他们的高傲与难以忍受的自恋，就像康德写给兰贝特的书信所透露的，只能引为笑谈。赫尔德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原谅。他也不愿意原谅。有趣的是，他不仅拒斥康德的书评，而且似乎指控康德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通史想法》中剽窃了其《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里的基本概念。不可否认，两者的构想有相似之处，而且康德以《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作为衬托的背景。但他的观点和赫尔德截然不同。康德并没有接受任何赫尔德的理念。或许康德的书评并没有透露什么善意，但它也不是像赫尔德告诉哈曼的那么卑劣。
哈曼也不相信。起初，对于赫尔德的反应，他并没有向他本人表示什么意见。但他仍然时而向赫尔德提起康德。1785年4月14日，他向希佩尔借来一本刚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在几个小时之内便把它读完，认为在这本书里另一个虚构的偶像取代了纯粹理性：“善的意志”。他补充说：“连康德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我们当中最敏锐的头脑，但可惜的是，这是魔鬼般的敏锐，几乎与莱辛一样……”直到5月8日，哈曼才触碰了康德被推定为“卑劣”的话题，他影射了赫尔德的追随者是“盲目崇拜他们无法了解的东西”，并指出他自己从康德身上获益良多，跟赫尔德一样，他有避免与康德公开决裂的理由，接下来他又为康德缓颊说：“撇开他写书时的老毛病不谈，康德确实是个有责任感、无私的、基本上颇为高尚的好人，有天赋也有贡献。”接着他又说：“在您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里，有些片段与他的体系针锋相对，虽然您可能在下笔时并没有想到他，而且我觉得他的书评并非像您所想的一样负面，那是您的误解和诠释。”每个故事都有正反两面，“我们的认识总是扣盘扪烛的”。
“盲目崇拜他们无法了解的东西”，哈曼指的是《德意志水星报》2月号刊登的一篇《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的书评，作者批评了康德，其名叫赖因霍尔德，书评题为“一位牧师关于赫尔德《哲学的思想》一书书评的信简”。康德收到该杂志，并决定予以回应。在3月底以前，他将回应寄到耶拿。该文出现在3月号的附录里。康德为自己作了一番辩护，表示他遵循了“这份杂志奉为圭臬的准则：审慎、公正、中庸”。康德接着说，这位牧师批评说，书评的作者是个将一切简约为抽象的经院学派性质的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道理的。书评人对于人类学的观察知之甚详，并十分尊重其经验性的证据，但“经验的合理使用有其局限”。类比无法用来作为沟通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桥梁。牧师还主张“常识若不失去其自由……不会在任何观念面前退缩”。对此康德的回答是，他所指的乃是“对空无的警惧”，一般的理性在面对“言之无物”的观念时，理当要退缩。他还指出，他之所以评论这本书，乃是顾及赫尔德在当时享有的名气，但“更重要的是其未来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