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年的改变
居住在外地而且一年里只到哥尼斯堡几次的雅赫曼，或许较能掌握每天见到康德的人们不容易看到的变化。他在1804年写道：我在八年前就发现他有了一些改变，虽然在某些日子里，他的身体情况特别好，因而展现了和从前相同的心智能力。但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衰老已经更明显……大思想家的精力就这样渐渐离去，直到油尽灯枯为止。这个悲剧我们还得加以细诉。
大学评议会在1796—1797年上学期的会议记录里，有一段如下的记录：“伊曼纽尔·康德，哲学系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说：‘我因年事已高和微恙而不克开课讲授。1797年下学期的记录是：“他因年老体衰而无法开课。”1797—1798年下学期的另一则注记：“因年老与疾病之故而无法授课。”这些康德亲笔的记录，至少间接证明了他从1796年下学期被迫缩减课时数以后，就已渐渐丧失了讲课的能力。雅赫曼首先观察到心智衰退的征兆，便是在这个时期。据说康德在该年也必须轮值大学校长的职位，但他拒绝接受。
他的日常生活依旧保持规律性，或许比以前更规律。由于他不再讲课，也不再参加大学评议会的任何会议，康德现在比从前的任何时期更深居简出。他依旧在早上五点起床，喝一点茶，吸一管烟斗，“然后坐在书桌前面，一直工作到将近下午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自己的怨言的话，那么他在这期间也不是持续工作，因为他已经很难长时间地集中精神，工作完后，他穿戴整齐准备吃午餐。午餐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但有时更长。在这个时期，他通常会邀请两个客人。吃过饭以后，他出去作每天例行的散步，大约一个小时。在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的仆人兰珀会陪伴着他。回到家以后，他会处理一些家事，然后读他的报纸和杂志。在晚上十点就寝前，他会思索一下写作的工作，在小纸片上作一些笔记。
他大部分的老朋友，不是已经过世就是行将就木。最常与他一起吃饭、与他关系最密切、头脑最有创意的希佩尔，在生了一场病以后，于1796年4月23日突然撒手人寰，享年五十五岁。他的死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他是很有名望的公众人物，但他的生活有两个面向，而众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匿名发表了许多著作。他曾向某些朋友承认他是某些书的作者，只有含弗纳知道全部的真相，当然在当时有人作了一些猜测，例如哈曼等人有时候就差不多已料想到事实。合弗纳经常必须说谎，觉得自己很受拖累。希佩尔的某些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好评，如果他承认自己就是作者，那他将是个知名的作家，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担心如果柏林的国王与部长知道他受到了“诗的恶魔”的侵蚀，而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公务上，他的高级官员的生涯恐怕会平添变数。
希佩尔没有办法处理掉“堆积如山的稿件”，里头有数以百计的笔记、心得、引言、简单的信息以及关于朋友的露骨的性格描写。他的朋友一片哗然，认为这些文件让人对希佩尔的人格产生怀疑，他留下了14万塔勒，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字。这除了吝啬以外，应当作何解释？他的秘而不宣以及对朋友的友谊在文学上的开发利用，许多人都觉得难以忍受。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希佩尔还被发现是个纵欲者，有各式各样的性癖好。他的习癖之一是让他的仆人用湿毛巾鞭打他的身体。由于合弗纳的“淫秽”的诗恶名昭彰，因此极力撇清自己与希佩尔的关系，并向外界解释为什么完全不知道希佩尔的性癖好和其他缺陷。他，合弗纳住得很远，对希佩尔的年轻时代完全没有概念，而且始终把他看作自己的上司。另一方面，希佩尔也竭尽所能地抹去合弗纳可以据以推断其“思考与行动风格”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不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也几乎未曾显露任何缺点。“对我而言，在他的家里完全看不出任何性嗜好的迹象。”在希佩尔死后，别人才对他谈起与希佩尔交往的经验，而他自己也是从遗稿里知道“希佩尔并不是像他自己所相信的‘那种朋友一。希佩尔让朋友们感到失望。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不诚实、吝啬而且耽溺于情色。在他的许多朋友眼中，更可憎的是他竟然可以隐瞒这么久。
在希佩尔生病的时候，康德每天都探问他的病情，但是没有去看他。在老朋友死去的那一天，康德说：“对于受他影响的人们而言，这当然是个损失，但我们应该让死者与死者一起安息”，并以此终止所有和希佩尔有关的话题。康德并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责怪希佩尔，一如往常地称他为从前的“亲近的”且“友好的”朋友。我们可以确信，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对于世俗成就和隐秘的“涂鸦生涯”同样在行的希佩尔的复杂且自相矛盾的品格。
希佩尔终其一生都是个敬虔会教徒，在德国新教的《歌集》里面，还可以找到他写的赞美诗，然而他也是共济会的信徒，坚持启蒙运动的原则，另外他还是以斯特恩的风格写作讽刺诗和喜剧的怀疑主义作家。他在1793年12月写给康德的信里说：我无法告诉您，我多么渴望与学养丰富的您交往，就如您所知，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比哥尼斯堡其他人所教我的还多，因为您知道我多么敬仰您……在我生病时曾让人为我阅读（《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伊曼纽尔·康德这个不朽的名字可以毫无保留地放在书中扉页上面，它可以且即将带来许多正面的影响。虽然希佩尔有宗教信仰，而康德则完全没有，但他不像许多其他的官员那样，认为该书很危险。雅赫曼曾经在1794年请求康德运用他对希佩尔的影响力（“您可以说服他做任何事情”），替他在哥尼斯堡谋求一个职位。雅赫曼的确没有错估康德对希佩尔的影响力；因为康德的关说，雅赫曼得到了一笔奖学金。
有许多关于希佩尔的争议，都环绕在他的《生平》。在第一卷里，希佩尔大量引用了康德的人类学和形而上学讲课的笔记。希佩尔死后不久，就有个来自哥廷根的弗莱明表示，要根据它和与康德已出版的作品的相似处，证明康德便是《生平》与另外两部匿名发表的书的作者。不久以后，有个叫贝克的人则持比较保留的主张，认为康德只写了关于哲学的那部分。康德觉得有澄清的必要。他在年底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希佩尔作者身份的声明”，指出自己既不是作者，也不是共同执笔人。希佩尔的书中与他的作品的相似处，只是因为希佩尔使用了他的学生的笔记。但这也不表示希佩尔剽窃他的文字。他的讲课是公开的，任何人只要觉得有用，就可以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去使用它。“因而我这位不曾特别研究过哲学的朋友，可以把他手上的材料用来当作给读者开胃的调味品，却没有办法说明那是来自邻家院子还是来自印度。”
康德差不多是在《生平》出版以后立刻就知道希佩尔是作者，虽然他在声明的草稿中表示，他不曾在谈话或写作里涉及该书的主题。康德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体贴希佩尔的需要。由于希佩尔不曾跟他提过关于该书的只言片语，而康德也认为一个隐姓埋名的人不应该被迫在上流社会里表白自己，因此决定予以尊重。他很清楚有多少自己的思想被收录在《生平》和《论婚姻》里面，甚至在出版前就知道了。希佩尔是他“从前的学生，后来又是个聪明机智的旧识，在最后的十年是一个往来亲密的朋友”，他不愿意去伤害他。在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别人认为他与希佩尔的创作有任何瓜葛。
希佩尔在《生平》里使用了康德的主张：“在读一本书时，我们必须找出该书的灵魂，尝试去体会作者的核心概念，如此我们便可以掌握其全貌。”这表示作者的身份不重要，作者想要说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作者的概念作为一本书的灵魂，必然是某人的概念，两者不可能完全分开。我们可以确信，康德对该书的概念与作者身份的掌握，比他让希佩尔知道的还要多。我们也可以确定希佩尔知道康德不仅很清楚这部匿名作品的宗旨，对于作者是谁也了然于胸，无论康德或希佩尔都不认为这对他们的友谊有任何妨碍。这或许是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如何谈论希佩尔在其作品里处理的主题。或许因为他们共同熟识的朋友也很清楚其中的奥妙之处，使得谈话里头的幽默和讽刺益形尖锐。希佩尔自己认为“言辞的表达透露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式”，而写作只是言词的模仿，并且“所有如我们的艺术一般伟大的东西”只能以言辞表达。当然，重要的不只是说了什么，而是谁来说它，如何说它。
舍弗纳对此知之甚详，珀尔施克与耶尼施也是。但是早期的康德传记作者似乎忽视它，要不然就是他们认为最好不要讨论康德生命里的这个面向。毕竟对他们而言，希佩尔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至少在他死后是如此。如果他们因为康德在他死后还继续袒护他而感到困窘，那么康德在1786—1796年间与希佩尔亲密的友谊更让他们手足无措。然而随着希佩尔的离去，康德不仅失去了另一个朋友，他的社交和知识生活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元素。
1797年夏天，一位有名的解剖学家与外科专家梅克尔（1756—1803）造访哥尼斯堡，也曾去过康德家里。他发现康德的心智已经如此衰弱，而认为康德此后难以相信可以为未来的哲学辩论带来任何原创性的新见解，并且公开那些见解。珀尔施克为康德辩护，在1798年7月写信告诉费希特说，康德或许因为年纪的关系变得比较衰弱，但这并不表示康德的“心智能力已经停摆。的确，他已经没有办法长时间专心思考；他现在只能开采他的记忆宝库，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是有出类拔萃的组织与构想”。这并不表示他不再关心别人如何讨论他的哲学。他时而对费希特表示强烈不满。的确，康德只要听到费希特和他的学派便怒不可遏。另一方面，对于赖因霍尔德，他“只是耸耸肩而已”。他对赫尔德的评价几乎与对费希特的咒骂一样的情绪性：赫尔德“想要成为一个独裁者，而且有众多信徒跟随他”。对于为他写书评的贝克，他也不甚满意，因为他的观察能力不够敏锐。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从不对赖因霍尔德表示意见，他就回答说：“赖因霍尔德曾经给我很多帮助，让我无法对他生气。”在另一方面，费希特这个名字就显得很不祥，因为“费希特”的原意是松树，而在拉丁文里，不好的证明就被称为“松树证明”。再者，把一个人“引到松树后面”便是欺骗他的意思。康德的许多熟人都同意他对费希特的看法，例如博罗夫斯基就认为这个人对老哲学家“一点也不感恩图报”。另外一批人则像珀尔施克一样站在费希特那边。尼古拉对康德的攻击也刺伤了他，因此他说此人与埃伯哈特都“不想了解他的体系”。
康德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滔滔不绝了，然而似乎还是偶有佳作。1798年夏季，神学家阿贝格（1765-1840）在造访德国文化重镇的旅途中经过哥尼斯堡。他作了十分详尽的笔记。在其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哥尼斯堡（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于康德的看法有多纷歧。阿贝格在柏林访问到的赫茨非常推崇康德的性格，拿他与“康德主义者”对比，表示他们没有培养任何正直的人。康德在哥尼斯堡所有的朋友、熟人和学生，似乎都同意这个评断，但有些人也补充说，他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另外一些人，如珀尔施克，则表示康德缺乏善意，也不乐于助人。合弗纳对康德的批评是，他关于希佩尔的声明显示他的肚量不怎么大。为什么他必须谈到希佩尔使用他的讲课笔记？难道他不能简单指出希佩尔是他的朋友就好了？博克也觉得康德让人产生希佩尔剽窃他的想法的印象，而且他是个“没有感觉”的人，“没有资格谈论友谊和爱心”。多伊奇强调康德是希佩尔亲密的朋友，“如果希佩尔有任何朋友的话”。希佩尔与康德两人在一起“有很大的娱乐效果”。
博罗夫斯基并不喜欢康德的哲学。珀尔施克偏好费希特，而且声称：“康德已经不读自己的书了，已经忘了自己写过什么，也不能马上知道他曾经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的毛病是老是重复别人跟他讲的话。”这个古怪的老者总是喋喋不休。克劳斯与康德仍然不睦。他们已经很久不再见面，而且他们如果碰巧在聚会上同桌，也会不约而同地避免坐得太近。被弗里德伦德尔称为“德国的贝尔”的克劳斯“性格不怎么样，对待康德的方式也很卑鄙”。克劳斯说，哈曼相信斯宾诺莎的著作是直接得自天启，而康德并不真的相信上帝。赖因霍尔德对我们可以希望的一切都夸大其词，而康德真正的想法是：“不要相信任何东西，不要有任何希望！在此时此地履行你的义务，如果我们以康德的语言来陈述的话。”
阿贝格的报道也让我们得以一窥康德在餐桌上惯常的谈话主题。一般而言，他很少涉及哲学，关系到正在进行的著作（《人类学》与（《学科的争论》）的情形也不多见。有时他会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例如矿物学和生理学），但较常谈论到的是哥尼斯堡本地与外地的人物，包括哈曼、赫茨、希佩尔，罗伊斯、施马尔茨、施塔克和费希特。费希特据说最近成了哥尼斯堡的一个私生子的父亲。他也经常谈日常生活的事项（如饮茶、吸烟斗、鼻烟、饮酒和燃煤方面的心得），但最常聊的是政治。康德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和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都相当有兴趣，而且都有自己的定见。他带着批评的眼光去评论法国、俄罗斯和英国，而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君主的存在是不是有必要，都一样让他谈得很起劲。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康德的诠释者赫茨的立场比他更激进，但康德比其他任何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例如耶尼施就曾表示：“我们看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无数后果，我们看到了宗教改革等等。但这一切与发生在眼前的大革命比较起来算得了什么？它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康德只是说：“很伟大的、无限伟大的，而且有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