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吸取知识，查阅了各种资料，浏览了对一些国家的最可靠的描写。”依靠丰富的想像力，康德可以在他的听众眼前展现一幅陌生世界的画面，而且让人觉察不到丝毫的缺陷与破绽。据说，有一次，一位来自伦敦的英国人，在康德的课堂上听了他对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描述，不禁认为康德是一位在伦敦生活过好几年的建筑家。
除了对地球上各个地区的表面状况、植物群和动物群进行描述外，康德还有着对四大陆地上的各个民族的生活的丰富想像。他认为西伯利亚有世界上最能喝酒的民族，那里的冬天大雪弥漫，人们走路都在脚上绑两块长木板，他们不仅吸烟，而且吃烟。康德还相信在中国台湾、加里曼丹和奥伦堡的密林中住着一些长“猴子式小尾巴”的人。
丰富的想像力帮助了康德描绘各地的风情和状况，也使得他在大量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地理资料中自得其乐。后来，彼得堡科学院在选举康德为其院士时，首先考虑的恰恰就是他的地理著作成果。
六、优雅硕士
在大学里授课的康德将自己的课程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但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一个书呆子。除了上课和写作，康德还喜欢和各阶层有修养的人士来往。还记得那位高雅的凯泽林伯爵夫人吗？是她让康德更加熟悉了高雅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礼仪。康德也因为习惯了与上层社会来往，所以非常讲究自己的服饰，虽不华贵，但总透着一种儒雅的气质。
他常告诫学生们，应该选择适当的服装，人也应该和自己的着装相符。穿着适当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体面，而且是对主人的尊重。他自己有一套行头：一顶小三角帽，敷着金粉的小假发，黑色领带，一件有颈项装饰有袖口的衬衣，丝料衬里和黑褐黄三色混合的衣料所做的外套，同样颜色的背心和裤子，灰色的丝袜，银钮扣的皮鞋，腰间佩剑（这是当时社交的时髦），后来还有一根手杖。这套行头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外衣、背心、裤子都有金线镶边，钮扣也是金制的或丝织的。虽然也追随风尚，但我们的康德讲师还是很节俭的，他平日也就这一套好衣服，有时在教室里上课，他穿的还是那些虽旧却很干净的外衣。
康德体形瘦小，据说身高不足157厘米，显得非常孱弱。他的右肩胛骨有点向后斜，以至于使他看上去有些驼背。他的躯体撑不起来，身材显得特别矮小，而头相形之下就显得很大。可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瘦小、略有些残疾的硕士，却在社交场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知识渊博，谈吐优雅，活跃而和蔼；他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诙谐而且很有分寸，表情庄重而爽直，和他交谈让人非常愉快；他总是能够将抽象的思想，说得娓娓动听，将他自己所主张的每种意识都表达得清晰而有力，满口都是诙谐的语调。他对夫人们很少谈论高深的哲学，而善于同她们谈论烹调艺术。他有时会略带讽刺地对夫人们说：“你们用表和用书一样，只是把它们佩戴着，表示有这样东西，至于它停了，或者时刻不准，那就不管了。”他的戏谑并没有伤害到夫人们，相反他的幽默却受到夫人们的青睐。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优雅的康德硕士”。
这样一位“优雅硕士”，在社交场上深受妇女们的欢迎，但还是一辈子独身。对于哲学家来说，独身并不稀奇。柏拉图、笛卡尔、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都没有结婚。有人说，康德不结婚，是由于他内心对母亲的崇拜，这导致了他对其他女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康德本人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对她的需要了。”我们知道，康德一生节俭，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很清贫的。这使得他慎重地考虑婚姻，并最终选择了独身。
但是对女人和男人的看法，我们的哲学家还是很公允的。康德说道，夜晚是崇高的，白天是优美的。崇高的东西让我们激动，优美的东西使我们爱慕。崇高的东西永远应该是宏大的，而优美的东西则可能是微小的。女人的智慧是优美，男人的智慧则是崇高。女人不懂得什么是“应当”和责任，她们做某事全凭自己的爱好，她们不受规则的约束。但是上帝给了女人善良和同情心，赋予她们通情达理的细腻感情，男人不能要求女人做出牺牲和自我节制。
对于婚姻，康德的看法也是很健康的。他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互补，婚姻使得男女结合成为一个道德的个体，这个个体具有男人的理智和女人的情趣。结婚初始，双方都能感受到温柔体贴，但随着日常的家庭生活，这种感情就会逐渐消退，而转化为一种友谊，依赖一种亲情维系。针对这样的婚姻中会面临的真实，康德告诫男人们和女人们，要懂得在结婚之初，用高明的技巧保持最初的那种情感，不要让它被冷漠无情和寂寞无聊所扼杀。结合却貌合神离，结合却彼此不能平等相处，在康德看来都是不好的。婚姻是一种道德，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用自己的真心付出来维系它。
除了和上层社会交往，康德还喜欢结交各个阶层的人。他不喜欢那些妄自尊大的学者，也很讨厌深居简出的人。他常说，亲密的朋友不应当从“专门学者”中去选择，因为他厌恶在大学里有着特殊地位的朋友。
谈到友谊，康德常有一句谐语，那就是他从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前400-前325年）那里引用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朋友是不存在的。”虽然这是一句戏言，但是戏言中总包含有真义。康德认为这句话表明了友谊的真实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真切的友谊，往往非常珍视友谊，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友谊，但即使我们以为找到了，事实上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同自己的精神兴趣完全一致的。所以，友谊也有互补性。康德非常珍视友谊，还分析过自己的性格，认为自己抑郁质的性格会有非常真诚的友谊。
他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都不是学界的“专业人士”，而是从事经济和其他事务的人。一位是名叫沃布塞尔的森林管理员，为人潇洒，思想开明，品性也很高尚。康德很喜欢去拜访他，因为每次的拜访都可以让他到那离哥尼斯堡一里路远的莫迪敦森林中去。每逢假期，康德就在寂静的森林里和可爱的友人呆上一个星期。那里清新的空气和轻松的氛围，很适宜他的沉思默想。在那里，他感到大自然和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一览无余、毫不做作。在莫迪敦森林的小木屋里，康德还写作了他早期的美学著作《论优美与崇高》。
还有一位友人是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次争吵，真可谓不打不相识。那时正发生英美战争，有一次康德散步来到一座亭子前，他碰到一个熟人和一群不相识的人。话题马上转到了政治时局上，康德站在了美国人的立场上，热情地为美国人的事业辩护。突然有个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自己作为大不列颠人受到了伤害，要求和康德用见血的决斗来解决问题。康德对此人的火冒三丈不动声色，而是继续用平静的语气陈述着自己的理由和政治原则。他讲得客观而中肯，最终那位英国人也听得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向哲学家伸出手来请求原谅。这位英国人就是格林，而这一次的争吵也促成了两人长久的友谊。
格林是一位商人，他热心于政治，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尤其是刻板守时。这一点和康德非常相似，两人因此还比赛过。一天，康德和格林约好早上8点钟一起去郊游。康德保证准时来找格林，而格林也为郊游准备好了马车。离出发还有一刻钟，格林就手拿怀表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7点50分戴上帽子，5分钟后拄上拐杖，随着钟点的敲响，他准时打开车门，驱动了马车。康德仅仅迟到了2分钟，在路上迎面碰上了格林的马车，却无法上车。因为格林毫不谅解他，也不停车问候，而是从他身旁目不斜视地飞驰而去。
七、阅读卢梭
康德既没有沉溺于社交场，也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不仅仅将繁重的教学任务圆满完成，还跟社交界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这都缘于他能够在繁重的工作、纷繁的社交活动之余，给自己营造一个“精神书房”。
康德的精神生活体现了纯粹北德意志人的品性，非常静默和沉毅。他是一个相当注重条理的人，生活规律，崇尚平和、宁静，绝不轻易打破自己的习惯。在他看来，有条理的生活可以带来有条理的意识。在纷繁的生活中，他总留出让自己静默的时间，来阅读书籍，来和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进行精神交流，来梳理自己的思想。我们知道，在大学里克努岑对他的影响主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而在担任编外讲师时期，另外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他，甚至是改变了他，那就是卢梭和休谟。这里我们主要来谈谈阅读卢梭对康德的影响。
康德居住的房间是典型的斯巴达风格，光洁的四壁。一片雪白。房间里的布置就是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沙发，墙面没有裱糊过，屋内也没有其他的装饰，惟有一幅让·雅克·卢梭的肖像挂在光秃秃的墙上。卢梭所有的著作康德都阅读过，1762年卢梭的《爱弥尔》一书出版，康德如获至宝地连续读了多日，甚至将日常的晚间散步都停止了。
康德将卢梭比作牛顿。牛顿是在外部世界寻找规则，寻找天体宇宙的真理，卢梭则是在人类社会中，找寻人类隐藏的天性，并用他观察到的原理来证明人类宇宙的真义。
康德的性情与卢梭的性情很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卢梭有着种种自相矛盾和狂热的性格，而康德则把秩序、规律和有条理作为生活的北斗。卢梭总是不能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中，他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任何职业、任何学说、宗教教义，他都觉得碍手碍脚。他做过镂刻匠、家仆、收税宫、官吏、家庭教师、乐谱缮写者、外交秘书、乐师和作曲家，一生东飘西荡，行色匆匆。而康德的一生讲究平和，在宁静中度过，他甚至都不愿意出游，以免打破自己生活的节奏。如果说卢梭的灵魂就像是一团火，永远跳来跳去，安静不下来，那么康德的灵魂就是一汪水，平和而静默。就是这样在气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康德却在思想上深深地敬佩着卢梭。
康德的教育观点也是在卢梭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教育理想。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约翰·贝尔纳·巴泽道创办了一个名叫“博爱”的学园。这个学校是一个教育实验的基地，学生们在这所学校里不是被灌输知识，而是充分展现自己的天性。学校的课程注重传授自然知识和精确科学，教学采取游戏的方式。没有强迫遵守的纪律，也没有什么惩罚。课余时间，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参加体育锻炼，可谓无拘无束。康德非常支持这所“博爱”学园的教育改革，也很赞赏学园奉行的让孩子的天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
除了支持教育改革，康德还写作了《论教育学》，对教育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康德看来，人类有两项发明创造是最困难的，那就是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社会的发展恰恰依赖于这两者，所以，教育问题非常重要。教育就是要使得一个人成其为人，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的产物。
康德认为，父母和执政者会害了孩子，他们都不懂得教育孩子，因为他们要么只关心孩子的生活是否舒适。要么只把孩子们当成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受教育者。对他们的教育，只是从现有的秩序来进行，而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以培养真正的人为目标的。
培养真正的人，应当有四个阶段的教育：学会遵守秩序，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待人处事和成为有道德的人。康德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不是仅仅传授更多的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品性和德性。针对具体的教育方式，康德还给出了许多建议，比如：对于新生婴儿，康德建议母亲要亲自哺乳而不要雇佣奶妈：在孩童阶段要加大他的体育锻炼，因为户外的游戏和锻炼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还要培养孩子劳动的习惯，所以一定要有做工的课程；锻炼记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拉丁文俗语说“我们记住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系统地阅读和重复，有利于增强记忆力。给小孩读小说并不是好的教育方式，因为那会削弱记忆力，而且容易造成精力不集中。
要使孩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最为困难，而这恰恰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在康德看来，对孩子品性的教化。关键还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听话、公正和通情达理。教育当中很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懂得秩序。我们的世界，从头顶的星空到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秩序，只有拥有了对秩序的崇高感，才能成为一个人。
除了写作论述教育的著作，康德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从家庭教师到讲师，再到后来的大学教授，他都亲自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教授大学生的老师，应当更注重传授知识和教会学生们独立思想。尤其是后者。康德曾说过：“我不是为天才讲课。他们自己会给自己闯出一条道路来的。我也不是为傻瓜讲课，为他们不值得花这么大的气力。我是为那些水平中等并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将来能胜任工作的^讲课的。”他还很喜欢在课堂上重复一句话，那就是：“我不是教哲学。而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
卢梭对科学和艺术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康德。在卢梭看来，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道德的完善，科学和艺术的日益发展，带来的却是人类道德状况的愈加败坏。这样的看法，是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