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患于未然——学生安全教育
前几天，中国教育部在其官网就近期多起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进行紧急通报。短短两天内，全国四省五地连续发生5起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造成19名中小学生溺亡。如：重庆两天连发4起学生下水溺亡事故，广州两名大学生救落水同伴溺亡，贵州一大学生溺亡……
夏天刚刚开始，连串的学生溺水事故就占据了诸多媒体的版面。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过早地凋零，让人无比痛心。每到夏季这个时节，学生溺水事故频发，周而复始，一再轮回。认真分析这些新闻报道，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意识，以及自救能力。
前不久，发生了几起学生救人溺亡的事件，引起中国全社会关注。溺水的学生几乎都不会游泳，出现危机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情况往往是，几个学生手拉手救人，结果人没救上来，救人的学生也溺亡了。
很多中学生在考场上独占鳌，所向披靡，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诸多荣耀。可在生活中，连最起码的自救能力都不具备，遇到突发事件时，基本的应急常识都没有。这背后与中国的教育体系有直接的关系。以分数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太过于看重学生的分数，导致对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比较注重安全教育的国家。日本教育界认为，小学是最适宜进行安全教育的时期，因为儿童最易接受安全指导并转化为行动，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将会在孩子今后的人生中留下极大的隐患。日本的安全教育内容包括生活安全、交通安全和灾害安全三个方面，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进行教育，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比如说，在班会中，教师常围绕有关生活安全、灾害发生时的安全防范、尊重生命、环境问题等设定一些主题，与学生开展谈话讨论，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安全指导。在指导时，教师还根据季节的情况（特别是在暑期放假前），配合全校活动计划或者是抓住事故发生后的关键时机进行指导。
日本的安全教育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发挥学生自主性，如组织大家对上学、放学路上的各种隐患进行实地调查，哪里行人稀少、哪里容易突然冲出车辆、哪里正在施工等等。还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学校经常组织演习，当火灾、地震等重大灾害来临时该怎样面对，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学生在实践中不仅学会到常识，更是提高了能力。
防患于未然，安全教育重在平时的学习与实践。在中国，很少有学校重视安全教育，组织学生演习等实践活动，更是少之又少。安全教育可以说是日本的传统与强项，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已经形成体系，有良好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保护好学生的生命是教育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加强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让人疼的手机依赖症
iPhone5S的全球开卖，点沸了各国网络。中国网友们关于“土豪金”的热议，已是不绝于耳。而日本的反应则显得比较“异类”，部分家庭和学校把这视为新一轮病毒流行的开始。什么病？手机依赖症。
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间，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组面向47个都道府县的约10万名中学生，实施了有关网络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有8.1%的中学生有网络依赖。该研究组根据调查结果估算出，全日本患有网络依赖的中学生合计约达51万8千人。这是日本针对中学生网络依赖情况进行的首次全国调查。
该研究组成员、日本国立医院机构久里滨医疗中心院长樋口进表示，“网络依赖严重时，可导致昼夜颠倒，引发睡眠障碍等，还可能对精神状态产生不良影响”，呼吁学校和家长们帮助青少年们减少玩手机的时间。
面对重病、已病和出现轻微症状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症群体，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行动了起来，参考韩国的带初高中生外出野营，断网十二天的做法，计划在日本开展类似的“断网旅行”或“断网野营”。文部科学省青少年课负责人还透露，目前已经决定利用国立设施——“青少年之家”等，让初高中生们短期体验无手机、无电脑的生活。
究竟怎么样才叫手机依赖症呢？日本的国立医院机构久里滨医疗中心的中山秀纪医生称，目前，要严格地给手机依赖症下定义还比较难。如果因玩手机耽误了休息和学习，却依旧停不下来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依赖症了。
以青少年“患者”为主的手机依赖症，不仅在日本蔓延，在中国也是同样。在考虑是否要像日本政府那样“举国抗病”前，不妨参考一下日本小家庭里的成功案例。
家住琦玉县的43岁的富田亮一，有个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每天都玩手机都到深夜。做父亲的每天软的硬的嘴都磨破了，但儿子的回答就只有一句：“我再玩一会儿，就一会儿。”
富田在看儿子的手机费用请求明细单时发现，好在选择的是5千日元的包月流量套餐，不然每月用手机上网的实际流量费要高达80多万日元。富田把明细单拿给儿子看，儿子在看到80多万的数字时，也惊讶得合不拢嘴巴，立即减少了利用手机上网的频率。
之后，富田家每月都会将实际流量费白底红字的写出来，张贴到儿子房间的墙上，用具体的金额来刺激儿子继续努力“抗病”。
致力于消灭手机依赖症的日本民间团体——天使之眼的代表远藤美季分析称：“如果是做父母的单方面限制孩子利用手机，即便有效果也是暂时的。只有在孩子自己产生问题意识后，才有可能彻底克服依赖。”当然，金额刺激只是唤起孩子的问题意识的方法之一。
家住东京都的50岁的井上由美，在帮助女儿克服手机依赖时，采取的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井上的女儿在读中专，功课轻松之余，每天玩手机游戏到凌晨四、五点钟。但做母亲的没有教训女儿，而是装作不经意的表扬。表扬女儿发又黑又亮，表扬女儿最近越长越漂亮。逐渐地，青春正盛的女儿变得爱收拾房间了，也不那么宅了，偶尔还会主动找妈妈一起出去逛街。
成城墨冈诊所所长墨冈孝分析称：“有很多家长在看到孩子不分昼夜地玩手机后，会想要强制性没收孩子的手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有依赖倾向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依赖的东西，就容易陷入恐慌状态，甚至会突然变得暴力起来。”因此，让孩子在不知不觉间转移注意力，帮助孩子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比正面对决更加事半功倍。
其实，这些不仅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所有对智能手机欲罢不能，一离开就会魂不守舍的现代人。
我的中国心——海外华文教育
至少，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就是几乎与我大清相同的时代，日本的寺院里面都有“寺子屋”，也就是教孩子们读书的地方。相比之下，那时，我大清的寺院大多不具备这种教育功能，要读书的孩子，是需要进“私塾”的。前者，是不要学费的；后者，是要交纳“束修”的。前者，实行的是普及教育、庶民教育、快乐教育；后者，实行的是少数教育、精英教育、戒尺教育。每念及此，总有一种心痛，因为中日两国后来的教育水平之差，是与此有关的。
不过，当我伫立在日本长崎“孔庙”的一幅老照片的面前时，才想到中国的“孔庙”也曾发挥过“学堂”的功能。引领我参观的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指点着照片娓娓道来：1893年，中国清朝光绪十九年，日本明治二十六年，在清政府驻长崎总领事张桐华的呼吁下，特别是在得到清政府资金的援助后，长崎华侨华人重新修建了“孔庙”——这是日本现存十四所“孔庙”中唯一一所由华侨华人兴建的“孔庙”。1905年，中国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在清政府驻长崎第七任总领事卞綍昌的呼吁下，清政府再次出资，总领事本人也亲自捐款，再加上华侨华人的踊跃捐助，“孔庙”内修建起日本九州地区唯一一所华人学校——“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说到这里，李文亮总领事指着老照片上的清朝总领事幽默地说：“我现在的职位就相当于他当年的职位。”接着，他指着照片上的孩子意味深长地说：“当初，他们就在这里接受祖国的母语教育。”
人们常说，华团、华媒、华校，是海外华侨发展史上的“三大法宝”。依我看来，前两者伴随着时代与政权的更迭，总会有种种不同的变化，乃至被排斥、被遗忘，唯有华校，才是永恒的，那种教育结果的穿透力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我了解到，这所华校的“时中”二字，取自中国古典“四书”之一《中庸》里面“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显然是希望华侨子弟能够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希望这些孩子们未来能够成为中日交流的桥梁。
或许因为奉行这样的教育理念，“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很快得到长崎县政府的认可，成为当地一所“私立小学”，至今已经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当年，开学的时候，有男生47人、女生13人。到1919年，这里的学生达到200人左右。
祖国强，华侨兴。祖国衰，华侨弱。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大批华侨回国，“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的学生激减到60人左右。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学生的人数才逐渐增加。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华侨华人融入长崎主流社会，他们的子女纷纷进入日本人学校读书，“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的学生再次减少。到1988年，这所学校送出了最后两名毕业生。但是，如果仔细计算的话，这所学校从建校至此，一共送出2000多名毕业生。
1989年，顺应时代的变化，“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改名为“长崎时中语学院”。该院院长郭定仪告诉我，现在，每逢周末，这里有20多名华侨华人子女来补习中文，同时还有不少日本人在这里参加入门、中级、高级中文班。长崎地方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学友会）会长等在这里担任教师。
恰逢春节，我没有能够看到“长崎时中语学院”学习的风景。在心存遗憾的同时，百年华校的变迁史仿佛又在给我们讲述了一种落地生根的不屈精神。
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则表示：“这里，今天终于实现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一起学习中文的梦想。今后，我们还要动员方方面面，加大对长崎地区华文教育的投入。”
大学“做饭塾”
日本九州大学开设了一堂别具特色的新课——“自己做饭塾”。专门培养高精人才的日本名学府要教人做饭啦，这可真是个新鲜事儿。
“自己做饭塾”在大学生中的反响，超出了校方的最初预想，前来申请选修的大学生人数超出了规定名额的5倍。为什么这种做饭课会如此之火呢？
说来，首要原因就是日本大学生的钱包缩水严重，自己会做饭比较省钱。日本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实施的“学生生活实态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大学生的每月零花钱由1991年的9万450日元降低到2011年的6万9780日元。租房住的大学生的每月平均饭费是2万2900日元，和1976年的调查结果相同。而1976年的物价却又比现在便宜得多。光是零花钱减少还不算，更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大学生需要依靠助学金才能顺利毕业。2010年，日本大学生的助学金领取率是50.7%，比1990年的21.8%增长了两倍多。
记者还了解到，在选修“自己做饭塾”的30名大学生当中，有一半左右的每日平均饭费在500日元到750日元之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将每餐的开支限制在200日元到250日元之间。而200日元，在日本是一个白面包和一瓶水的价钱。
其次呢，“自己做饭塾”以实际操作为主，可以在省钱的同时，学到做饭技巧，更好的管理个人健康。日本公司里有句话，叫作“健康管理也是工作内容之一”。人事部门在权衡聘用、晋升的时候，毫无例外地将员工的身体情况作为审核条件之一。没有较好的革命本钱，如何能较好地对应高压力、大负荷的工作内容，又如何能为公司做长期贡献？
处于“就业冰河期”的日本大学生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岐阜县出身的九州大学经济学部大一生奥田慎司说：“比如炒菜该放多少油什么的，这些做饭时的小细节，我不知道的太多了。将来上班后也还得一个人住，我选这课就是想知道点儿做饭的常识，以后好自己照顾自己。”
据校方介绍，“自己做饭塾”还会请来料理研究家进行现场指导。而且诸如“买来的蔬菜一次用不完”、“做饭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做一样的饭菜”等初级、低级苦恼，老师也会为学生们做出解答。
最后，选修“自己做饭塾”，不仅能省钱、学技巧，还可以通过吃饭、做饭来拿学分。据负责该课程的九州大学大学院农学研究院助教比良松道一介绍，“自己做饭塾”一学期共计15堂课，成绩评估主要看个人实际做饭的次数。学生们要将自己亲手做的饭菜照片和感想上传到Facebook的专用网页上，做一次饭就加一分，做的次数越多分数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