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气营血传变：卫气营血传变，是指温热病过程中，病变部位在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传移变化。卫分是温病的初期阶段，病位在肺卫；气分为温病的中期，病位在胃、肠、脾及肺、胆；营分是温病的严重阶段，病位在心包及心；血分属温病的晚期，病位在肝、肾及心。卫气营血传变，一般从卫分开始，发展传为气分，再入营分，而血分。反映病邪由浅入深，病势由轻而重的发展过程，称为“顺传”。若邪入卫分后，不经过气分阶段，而直接深入营分或血分，称为“逆传”，反映了传变过程渐进与爆发之不同。此外，卫气营血传变，还有初起即不见卫分阶段，而径入气分、营分者；亦有卫分证未罢，又兼见气分证而致“卫气同病”者；或气分证尚存，同时出现营分、血分证而成“气营两燔”“气血两燔”者；更有严重者为邪热充斥表里，遍及内外，出现卫气营血同时累及的局面。总之，卫气营血病位传变，由于正邪斗争的不同结果，可有多种传变次序。一般由卫分、气分传至营血，病情多由轻变重、由浅入深，病势则趋向恶化；而病变由营血传出气卫，病情由重变轻、由深出浅，病势则趋于好转或向愈。
三焦传变：此三焦是人体上（肺、心）、中（脾、胃）、下（肝、肾）部位的划分，也是诸气与水液上下运行的通路，因而也可作为病位转移的途径。温病的三焦传变，是对温热病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病变规律和本质的阐释，由部位三焦的概念延伸而来。三焦传变，是指病变部位循上、中、下三焦而发生传移变化。三焦传变是温病的主要传变形式。温热病邪，多自口鼻而入，首先侵犯上焦肺卫。病邪深入，则从上焦传入中焦脾胃，再入下焦肝肾。疾病由浅入深，由轻而重的一般发展过程，故称之为顺传。如果病邪从肺卫直接传入心包，病情发展恶化，超越了一般传变规律，故称为逆传。即如吴瑭所说：“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条辨·卷二》）疾病之所以顺传和逆传，主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和病邪的性质。若疾病好转向愈，则可由下焦向上焦传变。
2.内伤疾病
内伤病是内脏遭到某些病因损伤所导致的一类疾病。因此，内伤病的基本病位在脏腑。人体是以脏腑为核心的有机整体，脏腑之间在生理上密切相关，在病理上则可通过经络、精气血津液等的相互影响，以及位置相邻，而在脏腑之间发生传变。所以，内伤病的基本传变形式是脏腑传变。另外，脏腑与形体官窍之间，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故内伤病也可在脏腑与形体官窍之间传变。
脏与脏传变：即指病位传变发生于五脏之间，这是内伤病最主要的病位传变形式。五脏之间通过经络相互联系，在生理功能上密切相关而又协调平衡，在精气血津液的生化、贮藏、运行、输布等方面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因而，某一脏的病变，常常影响到他脏而发生传变。例如心与肺、心与脾、心与肝、心与肾之间，其病变都可以相互影响。
心与肺同居上焦胸中，心主血脉，肺主气，而宗气“贯心脉而行呼吸”。所以，疾病在心与肺的两脏之间的传变，主要是心血与肺气病变的相互影响。临床上，心运血功能失常，可以导致肺气郁滞，宣降失司，而见咳喘不得平卧。肺病日久，吸清呼浊功能异常，气病及血，可致肺气胀满，心血淤阻，发生心悸、胸闷、口唇爪甲青紫等症。另外，心与脾之间，主要是心血、心神与脾气运化病变的相互影响；心与肝之间，主要是心血与肝血、心神与肝失疏泄情志病变的相互影响；心与肾之间，主要是心肾阴阳不交与精血亏损病变的相互影响。由此可知，由于两脏之间生理功能的联系各不相同，所以其病理传变情况也各不一样。
脏与腑传变：是指病位传变发生于脏与腑之间，或脏病及腑，或腑病及脏。其具体传变形式则是按脏腑之间表里关系而传。如《素问·咳论》说：“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这是由于心与小肠、肝与胆、脾与胃、肺与大肠、肾与膀胱等表里相合脏腑之间，有经脉直接属络，从而使病气得以相互移易。如肺与大肠表里相合，脏腑气化相通，大肠得肺肃降之气而后传导排便。若肺气壅滞于上，肃降失职，则可致大肠腑气不通而发生便秘；而大肠实热，积滞不通，亦反过来影响肺气的肃降，从而发生气逆喘咳。故肺病可传至大肠，大肠病又可累及于肺。他如心火移热于小肠；小肠有热，循经上熏于心；脾运失职，影响胃的受纳与和降；食滞于胃，导致脾失健运等等，均为脏腑表里相传的疾病传变。应当指出，脏腑表里相合关系的传变，并不是脏与腑之间病位传变的唯一形式，如肝气横逆犯胃；寒凝肝脉导致小肠气滞等，虽是由脏传腑，但不属于表里相合传变。
腑与腑传变：即是指病变部位在六腑之间发生传移变化。六腑生理功能各有不同，但都参与饮食物的受纳、消化、传导和排泄，以及水液的输送与排泄，并始终维持着虚实更替的动态变化。若其中某一腑发生病变，则势必影响及另一腑，导致其功能失常。如大肠传导失常，腑气不通，下游闭塞，则可导致胃气上逆，出现嗳气、呕恶等症状；若胃中湿热蕴结，熏蒸于胆，则又可引起“胆热液泄”，而出现口苦、黄疸等症。可以看出，任何一腑的气滞或气逆，均可破坏六腑整体“实而不能满”“通而不宜滞”的生理特性，从而使病变部位在六腑中发生相应的传变。
形脏内外传变：包括病邪通过形体而内传相关之脏腑，及脏腑病变影响形体。外感病邪侵袭肌表形体，由经脉传至脏腑，是内伤病发作、加重的重要原因，有关内容已在表里传变和外感病传变中论及。某些形体组织的病变，久则可按五脏所合关系，从病变组织传入于本脏，而发展为内伤病证。反之，病变可由脏腑传至经脉，亦可反映于体表。如《素问·咳论》说：“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说明了风寒之邪侵袭肌表，客于皮毛，然后内合于肺。至于其内合于肺的机理，则是“外内合邪”。因已有过食寒凉生冷饮食，损伤脾胃阳气，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相当于胃的中脘部），胃寒阳衰，可通过经脉影响于肺，而致肺阳不足，宣发失职，若再有风寒之邪外袭，则因肺阳虚衰，卫外功能减退，因而客肺而发生咳嗽、喘促等病变。
（三）用药规律方面
五脏五味补泻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方用药有着深远意义。金元时期张元素，师法张仲景，探究《黄帝内经》，遣方用药的理论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一方面。而就理论概括来说又有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其独到的用药经验，对后世临证遣方用药给予莫大启示，临床价值很高。
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出了脏腑法时补泻法，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药物的归经，也是张元素创建的，认为取各药性之长，使之各归其经，则力专用宏，疗效更显著。在《医学启源》中提出了去脏腑之火，不但提出了每一脏腑的泻火药，还提出了各药相互配合如何去脏腑之火。如，黄连可以泻心经之火，同时还可以与柴胡相配合以泻肝火等。在《医学启源》中提出了各经行经药，如，手太阳小肠经走向从手小指外侧末端开始，沿手臂外后侧，进入锁骨上窝，通过心、食管、膈肌，到胃及小肠。在锁骨上窝处，它的另二支脉上行沿颈旁，向上到面颊，分别到内外眼角，及耳中。所以引经上行用羌活，下行用黄柏。其他各脏腑经脉用药使然。
张元素的脏腑经络用药规律成为临床用药法则之一。他还把钱乙的地黄丸、泻青丸、安神丸、泻心汤、导赤散、易黄散、泻黄散、阿胶散列为五脏证治的固定方剂，作为五脏证治的标准。
王海藏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之五藏苦欲补泻之论，并以《难经》“虚则补母，实则泻子”之义，为其遣用方药立说，名曰：“五脏苦欲补泻药味”，载于所著《汤液本草》之首。明代缪仲淳又从而发挥之，他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五脏苦欲补泻论》说：“五脏之内，各有其神，神各有性，性复各殊。神也者，阴阳不测之谓也。苦欲者，犹言好恶也，违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脏之神所好也，即补也。苦者，是奉脏之神之所恶也，即泻也。”他认为“肝为将军之官，言不受制者也，急则有摧折之意焉，故苦而恶之。缓之，是使遂其性也”。“言其不受制”，是从肝容易亢逆的病变而言，颇有现实意义。
在药物归经方面，自张元素提出药物归经理论，明清医家多从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分析病证，对于奇经八脉少有论及。叶天士总结奇经治法用药，开拓了新的门径。叶天士指出，奇经与肝肾关系最为密切《临证指南医案·诸痛》：“医当分经别络，肝肾下病，必连及奇经八脉，不知此者，宜乎无功。”叶天士填补奇经，多选择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茸、鹿角胶、紫河车、龟板、淡菜等，认为“余以柔济阳药，通奇经不滞，且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但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临证指南医案·疟》），对于八脉的不同病症，叶氏总结出不同的治疗方法和用药规律，如强调调畅气血治疗冲脉方面的疾病，以冲脉隶属阳明，又有通补阳明以治冲脉病证的方法，加用半夏、厚朴、茯苓、姜汁之类，认为“龟体阴，走任脉”“鹿性阳，入督脉”，至于气血失和而致阴精难济，任脉为病，或由于督脉为病，导致阴阳失其维系者，又与调冲、补督之法并用；带脉为病下焦不固所致之带下、淋浊之类，在补肝肾之外，配以五味子、湖莲肉、芡实、金樱子、山药之类等。
（四）五脏治法方面
早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就有“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的记载，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认识更加深入。如明朝医家李梃《医学入门》提出：以小柴胡汤加川芎、当归、白芍、苍术、青皮、龙胆草或黄连丸；四物汤加柴胡治肝血虚。叶天士以辛香通络、甘缓理虚、辛泄宣淤等法治胁痛之久痛入络者。林佩琴《类证治裁》分肝郁、肝淤、痰饮、肝虚诸类，对叶氏治法亦颇多发挥。
清代王旭高根据肝病的肝气、肝风、肝火三个方面的证候，提出了治肝三十法，具有实践意义。在肝气方面，定出八个治法：疏肝理气法、疏肝通络法；柔肝法、缓肝法、培土泄木法、泄肝和胃法、泄肝法、抑肝法。在肝风方面，定出了五个治法：熄风和阳法、熄风潜阳法、培土宁风法、养肝法、暖肝法。在肝火方面，定出了十个治法：清肝法、泻肝法、清金制木法、泻子法、补母法、化肝法、温肝法、干肝法、散肝法、搜肝法。此外，还提出了不论肝气、肝风、肝火，都可适当使用的七个治法：补肝法、敛肝法、镇肝法、补肝阴法、补肝阳法、补肝血法、补肝气法。
2.心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正式以惊悸为病名，并有“动则为惊，弱则为悸”的记载。《伤寒论》载炙甘草汤治“脉结代”“心动悸”，沿用至今。
宋代严用和认为心虚胆怯会发生心悸、健忘，宜“宁其心以壮胆气”，选用温胆汤、远志丸作为治疗方剂，用安神定志人参丸治疗心虚、血气衰少。精神昏聩。
由此，历代医家对心的论治渐有发挥多从补心血、益心气入手，如明代张介宾等。明代李中梓、清代林佩琴皆提出宜交通心肾，在《类证治裁》中主张“治健忘者，必交其心肾，使心之神明，下通于肾，肾之精华，上升于脑，精能生气，气能生神，神定气清，自解遗忘之失”。
清代王清任、唐容川认为淤血可导致心悸。《医林改错》说：“心跳心忙，用归脾安神等方无效。用此方百发百中。”唐容川《血证论》亦说：“凡思虑过度及失血家去血过多者，乃有此虚证，否则多挟痰淤，宜细辨知。”丰富了对心病的治法。
3.脾
唐宋时期的医学著作，虽对脾脏的治则理论方面未见更多的论述，但搜集方药丰富。如《千金方·脾脏方》之槟榔散、《本事方》的枳壳散、《局方》的和胃散、参苓白术散等，都是调理脾胃，消补兼施的处方。
金元之际的李杲大倡脾胃内伤之说，在治疗上着重于对脾胃升阳益气药物的运用和处方。由于其立方顺应了脾胃的生理特性，故被广泛地用于脾胃气虚或内伤发热诸病中。
明清医家对脾阴的证治颇多发挥，唐容川提出“甘淡养脾”，吴澄倡导“芳香甘干”法，制中和理阴汤、理脾阴正方，确是补脾阴的有效方剂。缪仲淳则认为宜甘寒滋阴。创立了滋脾方剂资生丸，于脾脏气阴两伤兼脾胃气滞之证，效果很好。
清叶天士根据脾胃的生理特性。提出“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对于胃阴虚患者，强调滋养胃阴，以助胃气。对于脾胃两虚者、强调脾胃两顾，既防其过燥，又防其过温，较李杲治法，更臻全面。
4.肺
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对咳嗽、痰饮、哮喘、肺痨、肺痈等作了许多具体论述，所创治疗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汽干呕发热而咳的小青龙汤、寒饮咳喘气逆的射干麻黄汤、治寒饮内停的苓甘五味姜辛汤、治疗肺痈的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肺痨的麦门冬汤等，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金元四大家对肺系疾病的治疗，亦多有创见。如张子和 《儒门事亲》对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咳嗽，分别制定了相应方剂。《丹溪心法》则结合四时变化及一日中的咳嗽时间，分析病机，进行论治。
明朝李梃《医学入门》治肺以外感、内伤分类，王肯堂、赵献可、张介宾等进一步论述了咳嗽与脾、肺、肾三脏的关系，并强调肾的重要，对火烁肺金之咳，力斥寒凉之弊。张介宾提出治疗外感咳嗽宜以辛温为主，但应根据不同岁气施治，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是虚寒咳嗽不已又当补阳。
《医宗必读》提出治肺痨“补虚以补其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大法，其中特别强调杀虫：“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王绮石《理虚元鉴》总结了治肺的经验，认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所载清金养荣丸、清金百部汤、固金养荣汤等，丰富了肺系疾病治疗的内容。
5.肾
汉代张仲景对于肾阳虚水泛，或大病伤肾阳，有真武汤、四逆汤等温肾回阳之剂；肾气不足、早泄、失精者，用肾气丸，成为后世补肾之祖方。如钱乙六味地黄丸，张介宾之左归丸、右归丸、都气丸、八仙长寿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皆从此方衍化而来。
元代朱丹溪提出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部，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若相火内动，必然消耗阴精，故补阴必兼泻火，而泻火即所以补阴。在处方用药上，补阴还有补阴精与补阴血之分。凡阴精虚而相火旺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旺者用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丹溪的滋阴降火法为治疗肾阴（精）虚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代张介宾认为精血之生皆为阳气，为性命之源，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主。如“天癸”的来迟，正是由于阳气之生机未至；“天癸”的去早，亦正是由于阳气生机之早衰。故制右归丸，所以培右肾之元阳；右归饮，所以治命门之阳衰阴胜者。
张介宾对肾之真阴十分珍视，认为用六味或八味丸以益真阴，仍有不足之处，减去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六味或八味丸里的茯苓、泽泻，以防渗利太过，自制左归丸、左归饮两方，前者以培左肾之元阴，后者以壮命门之真水。突出了肾虚证温补之法。
自宋代钱乙提出“肾无实证”，后世医家都从补肾温阳、滋阴益精立法。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载，因肾经实热所致嗜睡症，用黄柏、知母、茯苓、泽泻清泻肾火而愈。
藏象学说经过历代各医学家的互相发展，其理论体系、理法方药日趋丰富。